“非纸质”满文文献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关系最为紧密的学科，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学为研究石刻、金属等载体上的少数民族文字提供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如张公瑾《民族古文献概览》、朱崇先《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史金波、黄润华《中国历代民族古文字文献探幽》等。从满文古籍搜集整理的角度来看，赵志强《满学概论》、赵令志《中国民族历史文献学》对“非纸质”文献的范围、整理方法、检索与研究实践有特殊参考价值。作为满文文献学的专论，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朝克《清代满语言文字研究概论》对多种载体上满文文献著录专门探讨，对学科标准化、规范化起到重要作用。

　　金石学是文物考古领域的重要分支，早在20世纪30年代陆和九《中国金石学讲义》、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论》即将“少数民族古文字”金石文献纳入研究范畴。史金波《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物综述》一文论列30多种带有民族文字文物的范围和特点，对“非纸质”满文文献铭文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徐自强、吴梦麟《古代石刻通论》及王宏理《中国金石学史》均关注到少数民族文字碑以及明清铭文文字多样化的特点。特别是徐自强主编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收录大量多语合璧碑刻拓片，为推动满文金石文献研究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少数民族古文字学者对石碑、金属等载体上的文献研究具有悠久传统。在托忒文、八思巴字、女真文、契丹文、西夏文等古文字与历史研究上，碑刻、钟铭、印章等文献经几代学者的悉心钻研，对“非纸质”满文文献的释读、校雠、研究等获得丰硕成果。如蔡美彪对女真文、八思巴字碑刻文物的考释，王尧、陈践对吐蕃金石文献研究，王静如、史金波对凉州西夏碑文的解读，刘凤翥对契丹文字碑铭的踏访研究等。近年来，满文金石学的重要成果是吴元丰《北京地区满文碑刻拓片总目》，该书首次以满文碑刻为研究主体，展现了满文石刻史料在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上的巨大文献价值。李林《满族碑石》从田野调查中补充大量碑刻实地信息，弥足珍贵。

　　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与满文文献密不可分。“非纸质”满文文献存世近、形制丰富、数量多、海内外分布广，各国学者对其重要的文献价值给予持续关注，形成诸多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方面的重要成果。

　　石质满文文献研究集中于满文碑刻。早在1914年，德国傅兰克和劳费尔在柏林出版《中国的铭文与碑刻：北京、热河和西安的藏传佛教寺院铭文》，即关注满文碑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福克司、傅海波，日本鸳渊一、山下泰藏、佐藤文比古等就对辽阳、盛京满文碑刻予以特殊关注。其后，各国（地区）学者均将满文碑与地缘历史相结合，如韩国成百仁、崔鹤根研究皇太极平定朝鲜的“三田渡碑”满文部分；中国台湾陈捷先、甘德星对台湾满文御制碑的研究。法国远东学院以20年积淀陆续出版《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一至六卷）》，从第三卷起对满文碑刻罗马字转写录文。我国学者有以满文碑刻考证历史事件、人物的优良传统，如王锺翰《沈阳锡伯族家庙碑文浅析》，刘小萌《关于江宁将军额楚满文诰封碑》《北京地区碑刻中的旗人史料》，吴元丰、赵志强《锡伯家庙碑文考》，张铁山《中国少数民族碑铭研究》等，近年影响了一批国内外青年学者，掀起利用满文碑考察清朝宗教、法律、社会生活的高峰。此外，石质文献还有玉册、玉宝。郭福祥、王洪源、郭孟秀对清帝谥册、玉册深入研究，翟翔、唐函波等填补海外所藏清代太庙满文玉册内容，使文献内容更全面完善。

　　木质满文文献有木牌、信牌、印牌、匾额等。1935年李德启《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1971年松村润《崇德元年满文木牌的研究》，均利用新、老满文混合书写的木牌，弥补满族入关前的史料缺失。沈阳故宫博物院保存几十个后金印牌、信牌，李保文、王明琦、铁玉钦等对其上满文、蒙文进行考释。学术界对满文匾额研究用力颇深，1937年山本守发表对抚近门匾额的研究，松村润考察牛庄城老满文匾额释文，春花《清代满文蒙古文匾额研究》考察皇家建筑匾额满蒙字的演变规律，系统体现了木质满文文献的利用价值。

　　金属质满文文献有钱币、官印、宝玺、铁牌、礼器及各类武器。20世纪20年代，三上香哉和浦田重松连续撰文，对钱币上满文读法进行比较研究。此后，达津、David Hartill也对清钱满文变迁列举考察。满文官印以金属和石质为主，其研究多与满文篆字相结合，李学智、滕绍箴对满文篆书专文论述；吴元丰、杨鹰、赵炳文则将清代满文官印、宝玺和满文篆书结合考察。在武器上的满文也受到学者青睐，如舒历光对耶稣会传教士与清朝大炮的铸造，周维强对康熙朝欧式火炮、毛宪民对清帝所用火枪的研究，均给出满文铭文信息。

　　其他材质满文文献，载体丰富。如御制铭文的嘎巴拉碗、瓷制钥匙牌、腰牌、满文荷包、服饰等。王道瑞关注清廷颁给外国使节、亲王大臣的“双龙宝星宫”勋章中心部分满汉刻字。万依等在《清代宫廷生活》、马腾2024年新作《乾隆皇帝时期满文在宫廷与官僚体系中的使用》中均指出宫廷文物有满文铭文的现象。

　　满文文献摸清“家底”，得益于编目工作的进展，其中也提供了满文碑刻拓片等非纸质文献的收藏信息。黄润华、屈六生主编《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富丽主编《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均收录国内满文拓片及部分国外目录；《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囊括海内外满学金石研究成果。“非纸质”满文文献的典藏不仅在国内，17世纪以来，因来华传教士、汉学家广泛搜集，目前散佚于世界各大收藏机构。俄罗斯、日本、蒙古、英、法、意大利、荷兰、波兰、美国等海外国家和地区出版满文古籍目录，为摸清海外重点收藏单位“非纸质”满文文献典藏情况，追溯收藏源流，乃至加强整体研究，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意大利满文研究者斯达理从1988年至2012年撰写了多部满文碑刻目录和专论。1996年，德国目录学家瓦尔拉文斯编撰《满族文献书目》录有世界多处满文拓片典藏状况。庞晓梅在《巴黎所藏满文图书目录》中除“写本、刻本”外，将“碑刻拓片”和“带有满文的武器”独立成卷，突出了满文金石单独研究的必要性。吴元丰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满文文献选编》、王敌非近年挖掘海外满文文献目录，继续加深学界对海外典藏的认知。

　　目前，“非纸质”满文文献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个案研究和文献编目支撑，但是对海内外文献整体搜集、整理、研究却仍未能展开。具体表现为：整体情况摸不清，具体内容看不到，整理翻译工作仍未开展。因世界各国（地区）著录和分类方式不同，带有满文文字的文物被作为“文物类”典藏，未全部收入文献目录。如罗马传信部档案馆藏有“带有满文字的铜钟铭文拓片”，带有满文佛经、题名及制作工匠等重要信息；法国远东学院资料室藏罗索欣沙畹等汉学家收录的少数民族文字拓片，其中不乏孤品拓片。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青金石佛陀钵，外壁以满、汉、蒙、藏四体文字镌刻乾隆皇帝御制诗；金质錾胎珐琅欧式纹样斋戒牌，背面嵌金丝铭文“bolgomi targa”（斋戒）。这些独一无二的珍贵文献仍未被系统研究，将这批不为学界所熟知的少数民族文献整理汇编，能够更好地完善中华古文献的内容，为各学科研究提供新资料。当下，及时开展海内外“非纸质”满文文献的整理、翻译和研究，是留给研究者的契机，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