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南北两端，极地以独特的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和战略价值，正从遥远的地理边缘转变为深度嵌入国家生存与发展脉络的战略新疆域。极地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涵盖传统安全范畴，又涉及非传统安全领域，其内涵与外延的拓展深刻影响着国家利益格局与国际治理秩序。中国在极地拥有广泛而深远的利益，维护极地安全既是保障国家发展利益的内在需求，也是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体现。

　　极地安全的理论内涵与战略价值

　　国家安全学视角下的极地安全是指国家在极地区域和平开展科学考察、参与治理、开发利用资源及保障相关活动持续进行的状态与能力。这一界定超越了传统安全理论对固定疆域和明确威胁的认知范式，其核心要素包括：依据国际法自由进出极地、自主或联合开展科考、参与极地国际治理、利用北极航道进行航运、维护极地和平与国际制度稳定等，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复合体。极地的战略价值源于其“三重属性”的叠加，构成了极地安全的独特战略地位。

　　一是地理与气候调节属性是极地安全的自然根基。极地作为地球气候系统的“稳定器”，其海冰变化直接驱动全球洋流模式改变，通过大气环流间接影响中低纬度气候。我国气候环境与极地高度关联，极地海冰消融状态与极端天气频发存在显著关联。2007年北极海冰大面积融化，导致次年我国长江流域遭遇严重冰雪灾害，造成交通运输中断、社会生活受创，印证了极地气候与我国社会经济稳定的深度关联。这种跨尺度影响机制打破了传统国家安全的地理邻近性原则，使极地生态安全成为我国气候安全的“上游变量”。

　　二是资源与航道属性构成极地安全的经济内核。南北两极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北极油气储量堪比“第二个中东”，其液化天然气已大量供应我国；南极磷虾储量达6.5亿吨，与北极虾、帝王蟹等海产品共同走上我国百姓餐桌；北极高品位铁矿（平均含铁量62%）及镍、锂等新能源矿产，成为全球战略资源竞争的焦点。随着海冰消融及北极航道开通，北纬30度以北的亚欧港口间航运距离缩短约30%。我国船只早在2013年就成功穿越北极东北航道。北极航道已经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补充，可以显著降低物流成本，提升供应链韧性，并使我国海上通道多元化。

　　三是科学与治理属性是极地安全的制度载体。极地作为“天然实验室”，为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地球系统演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平台。自1882—1883年首次国际极地年以来，国际社会已经组织了四次极地年活动，极地年发展成为全世界最早和最大的跨国科学活动，凸显了极地科学研究之于人类的重要性。我国在北极建有黄河站，在南极建有长城、中山、昆仑、泰山和秦岭共5个考察站，科学家常年驻守并开展综合研究。这些考察站不仅是科学研究的依托，更是我国在极地建立“认知存在”的象征。从国际治理看，极地事务以《南极条约》《斯皮茨卑尔根群岛条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为制度基础，国家在极地治理中的话语权已成为衡量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我国考察站的存在为参与极地规则制定、捍卫极地安全提供了实体支撑。

　　极地安全的利益维度与现实关联

　　我国与极地的关联已突破地理阻隔，形成从国家战略到社会民生的全方位利益网络，在国家安全学利益分析框架中呈现多维度特征。

　　第一，气候安全利益是我国极地利益的基础维度。极地海冰变化通过洋流、大气环流等机制深刻影响中低纬度气候系统。北极海冰消融改变北大西洋暖流路径，扰动东亚季风稳定性，导致我国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科学研究表明，极地海冰消融与我国降水带不规则位移存在密切关联，2007年北极海冰异常融化与2008年长江流域雪灾的气候链反应，正是这种关联的典型例证。从系统安全理论看，极地气候系统已成为我国气候安全的“上游变量”，其稳定性直接关系农业生产、水资源分配、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构成国家生存安全的隐性边疆。

　　第二，经济安全利益体现为极地资源与航道对我国经济体系的深度嵌入。在能源领域，北极液化天然气进口优化了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缓解了供应矛盾；在渔业领域，南极磷虾、北极海产品进入消费市场，丰富了民生供给；在航运领域，北极航道常态化运营降低了对传统航道的依赖，成为我国海上通道的重要备份。这些经济联系使极地安全与我国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安全形成利益共同体，任何对极地资源的开发或航道安全的干扰，都可能对我国经济系统稳定产生传导性影响。

　　第三，科学安全利益聚焦于极地认知能力的建设。极地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关键区域，其科学数据的获取能力直接关系我国对全球气候系统的认知深度。我国科学家在南北极开展的冰芯钻探、大气观测等研究，为揭示极地冰盖消融机制、海平面变化趋势等提供了关键数据。这些成果既服务于我国气候安全预警，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科学支撑。从认知安全理论看，对极地科学规律的掌握是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前提，这种认知优势可转化为国际话语权，是我国科技安全在极地领域的具体体现。

　　第四，社会安全利益呈现民生化趋势。随着极地资源开发与科普工作推进，极地与公众生活的关联度持续提升：北极旅游成为新兴消费热点，极端天气对日常生活影响加剧，这些变化使极地安全从国家战略层面走入公众视野。公众对极地安全的普遍认知程度，直接影响全社会极地安全意识的形成，也为我国极地事业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维护极地社会安全利益，本质上是回应公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国家战略转化为民生福祉。

　　极地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应对路径

　　极地与我国长远发展和安全的关联度越来越紧密。与此同时，我国极地安全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但主要还是极地治理体系中权力结构与利益分配的结构性矛盾。因此，我们需构建多维度的极地保障体系。一是要强化科学研究能力是突破认知短板的关键。应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聚焦极地气候关联机理、北极生态响应机制等关键问题，组织跨学科协同攻关。二是提升制度参与水平是破解排斥的核心路径。应深化极地法律与政策研究，深入解读《南极条约》《斯皮茨卑尔根群岛条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制度，参与规则制定修订；利用北极理事会、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等平台，扩大与极地国家对话合作，推动设立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的议题。三是完善能力建设体系是夯实基础的重要支撑。应加强考察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南极考察站布局，提升北极黄河站观测能力，建造先进破冰船与科考船，形成完善的保障体系。四是深化国际合作实践是应对竞争的有效方式。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极地国家在科考、环保、资源开发等领域形成利益交汇点；推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加强与北极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展航道商业化合作；参与极地全球治理，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推动建立危机管控机制，维护极地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以合作共赢理念破解安全困境。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