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出宏观的历史眼光和开阔的时代视野，是指导我国生态文化建设的总纲领。值得重视的是，生态批评是人类迈向生态文明过程中文学研究发生的生态转型，也是我国生态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助力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生态批评学者的历史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明互鉴”为深化、完善生态批评话语建构和拓展生态批评学术空间指明了方向。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文明互鉴”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遵循，也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纲领性原则。对于中国生态批评学者而言，“文明互鉴”理应成为建构中国特色生态批评话语的指导性原则。为此，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的态度，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尊重文明的差异性，借鉴不同的生态批评理论，建设中国的生态批评理论。

　　建构生态批评话语必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站稳中华文化立场，结合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现状，透过中国文化视野，对那些纷至沓来的外来生态理论加以审视、综合评估。在观照中国当下鲜活灵动的生态文明实践的同时，中国学者应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生态哲思的当代转型，恰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换言之，中国生态批评学者要在参考、比照、借鉴、化合外来生态批评理论的过程中加深对生态问题的认识。在与外来生态批评理论的对话、交流、互鉴中建构中国的生态批评理论，助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生态批评兴起的时间不长，但前辈学人筚路蓝缕，锐意进取，进行了大量颇具创新性的探索，取得了不俗的学术业绩。

　　其一，引介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中国生态学者一开始就抱着积极的心态，主动接纳和研究西方生态批评理论，并借此开展对中西方生态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国生态学者在引介西方生态批评理论时，并非全盘引进或一味推崇，而是将这些理论置入跨文明、跨学科的视野中，从美学、文化、文学批评及生态哲学等多侧面进行深入的分析、评述和比较，积极主动地开展与西方生态学界之间的交流与对话，阐明中国生态学术的立场，发出中国生态学术之声，客观、理性地指出英美主流生态批评的理论偏颇。这无疑让我们对西方生态批评理论的思想内涵、基本范畴、方法论原则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从而为中国生态批评话语的构建提供参考和借鉴。

　　其二，在探寻中西文明生态契合的过程中建构中国生态批评理论话语。以全球气候变暖、海洋环境恶化和生物多样性萎缩等为代表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为世界生态批评思潮的兴起提供了共同的现实背景，生态哲学的兴起、发展和成熟为其提供了广泛的思想基础，也为生态批评的全球传播创造了客观条件。中西方生态批评在思想基础、话语模式、概念范畴以及学术实践等方面存在诸多契合，中西生态学者试图探讨文学、艺术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追问生态危机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现实原因，探寻应对危机的根本性文化策略。中国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在中西生态文明的契合之处建构自己的理论话语并开展相关的学术实践。

　　其三，在揭示跨文明生态变异的过程中彰显中国生态批评理论话语的独特性。生态危机始于人，也止于人。这应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共识。但是，西方生态学者普遍将生态危机归咎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天人对立”观念及其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因而主张用生态中心主义取而代之。为此，他们以生态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展开生态批评。于是，在西方生态批评思潮中存在或隐或显的矮化、排斥甚至反人类的倾向，他们推崇与人之生存实践相龃龉的、激进的、过于浪漫化的绝对平等的生态观念。对此，中国生态学者一直保持高度警惕。

　　中国生态学者清醒地认识到，尽管生态文学发轫于18世纪以来的西方，但由于不同文明、不同地域中人之环境经验不同，表现人之环境经验的生态文学必然千差万别，由此，研究文学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生态批评也必然多种多样。换言之，诞生于西方的生态批评在经历中国学者的审视、过滤、筛选、调适、转化后，发生了变异现象，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中国生态学者以“两个结合”为指导思想，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己任，关注现实，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批评话语体系。与此同时，中国生态学者还与西方生态批评开展多层面、多角度的交流与对话，对其基本概念范畴、思想基础及研究方法等或修正、或拓展、或颠覆、或重构，以彰显中国环境经验的多样性、丰富性、异质性，进而实现外来生态批评的中国化或本土化。比如，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曾繁仁的《生生美学》、鲁枢元的《陶渊明的幽灵》、程相占的英文著作《中国生态美学和生态哲学》（Ecoaesthetics and Ecosophy in China）及龙其林的《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等也都是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批评理论话语的佳作。以上这些生态著作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理论话语正在走向成熟。

　　中国学者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既要对外来生态批评理论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更要把握构建中国生态批评话语的主动权，积极推动具有生态意识的传统文化经典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把中国生态批评话语植根于广袤丰饶的中国热土之上，浸润在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唯其如此，中国生态批评学者方能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进而让生态批评成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守护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绿色文化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欧美生态批评文献整理与研究”（21XWW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客座研究员、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