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特别是以破击为主的交通战的特色战术，依靠民众广泛参与，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交通破击战是敌后游击战主要战术之一

　　在八路军第115师创建晋察冀根据地进程中，日军基于四面铁路线的运输保障及机动性，以此为出发点、以公路线纵贯根据地内部进行反复的大“扫荡”，八路军被迫穿插游动于各条交通线间。切断交通线以阻击日军机动性及运输供应，掌握战场主动权成为八路军的必然选择。

　　为扼制八路军的壮大，实现华北地区的“治安”，建设日军稳定的经济供应和军事基地，日军在反制八路军及地方武装的交通破击战中，采取了开挖壕沟、建造封锁墙，以数以千计碉堡相关联；在交通线沿途建设“爱护村”等措施；在长城沿线“集家并村”，以切断民众与八路军间的供应联系等措施，极力压缩八路军的生存及活动空间。

　　1939年后，八路军逐步将游击作战的空间拓展至临近山地的平原地区，建立了冀中、冀东、平西、冀鲁豫等平原根据地，在战略上形成对山地根据地的有效支援，不仅扩大了中共控制的地理区域，也对华北地区日军形成了更大的牵制力量。

　　全面抗战期间，八路军及地方武装齐上阵，对华北数万公里的铁路、公路线四面出击，取得丰硕战果。华北各地日伪军数量急剧减少，交通线时断时续，不仅影响日军对中共各根据地的“扫荡”作战，其在华北实施“以战养战”经济掠夺策略也备受打击。

　　交通破击战有力支援正面战场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财政日益紧张。在此背景下，在华日本各方面军被迫实施军需战地自给。

　　日军驻扎华北诸省20余万兵力（1938年驻扎华北12个师团，1940—1944年间有八九个师团），消耗巨大，华北方面军就地寻求军费自给的办法有三个：征税、发行纸币和借债、经济掠夺。其中，以军事开路的经济掠夺获利最快、成本最低。

　　在推动经济掠夺方面，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战略目标有两个：一是实现军需自给；二是将华北区域建成沟通满洲与华东、华中区域的经济通道，对国防产业采取“重点主义”的控制与掠夺方针，把华北建设成为战争资源的供应基地。1937年下半年，华北方面军连续出台产业开发的政策，提出军管铁路原则，统一管制华北交通业及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明确交通建设既是经济掠夺的根本，同时又把军事需求放在首位。

　　八路军领导人对交通战遏制经济掠夺和牵制日军的清晰认知，是促成“百团大战”决策的前提。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明确提出：八路军作战的“中心是在交通战，大量的破坏敌人交通，把敌人的密如蛛网的交通网一节一节地截断”。刘伯承也指出，交通运输的经济价值极高，“一方面可以阻止敌人输送中国人民的膏血去营养自己，使它日趋消瘦枯朽，另一方面可使我丰富资源仅为己用，这对于抗战的军事建设、政治建设是有着何等重大意义”。

　　日军为了消灭八路军，1940—1942年间疯狂修筑封锁墙、封锁沟和碉堡，以切断各根据地间联系。在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功能串连中，日军利用交通线展开联合作战，机动性有所提升，包围、封锁和机动打击能力也有提高，对各地八路军造成极大压力。然而，为防卫华北1万公里铁路和公路线、防守25座以上主要城市和矿山、工厂等，三四十万日军深陷其中。聂荣臻认为，各地八路军交通战牵制了大批日军，“减少了敌人在主力战场上的力量，配合了全国范围的战争”。

　　八路军对交通破击战认知的提升

　　在从山地到平原地区的交通破击战中，民众广泛参与，各类战术层出不穷，人民战争的威力日益显现。八路军中高层将领对于交通战的认知日益深化。

　　现代军事家都深知交通战的重大意义。但在华北山地和平原的游击战中，战术运用需通过实践去探索和完善。早在1938年春华北日军多路围攻晋察冀边区时，聂荣臻就看清了日军依赖交通线的弱点：一是日军离开交通线就会中断给养，辎重过多势必影响机动性；二是日军设置据点的后方交通如被切断，孤立无援，只能败退或被消灭。

　　朱德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书中把交通战争与政治、经济、人员、武器等战争形式并列，高度重视交通战。他认为：游击队要“利用夜间作战、打埋伏、突然袭击、断绝敌人交通等战法”，使日军机械化兵团难以活动，大炮、坦克难以运输，军需补给发生困难。朱德认为，日军优势和弱点都在于占领交通线并建立据点。这种线与点的单薄占领，是游击队破击的好机会。朱德充分肯定对日军交通、仓库、飞机场等破击战术的效果，还专门讲述了伏击运输队、骑兵、汽车、火车、船舶等特殊战术的要点。

　　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也明确指出，日军控制的交通线特别是铁路，是运送部队、弹药、军需和抢救伤病员的生命线。一旦被切断，其在山地作战中必然陷入困境。抗战军民要有针对性地截断日军交通，让它“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而走向困死”。

　　在指挥平原游击战的实践中，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深刻认识到，平原交通战是最重要的战争组成部分，“是抗日战争中的新创造。它不只改变了平原地形，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改变了平原上敌我力量的对比形势”。1944年，冀中各地开挖的地道即达2万里以上，有利于出没不定、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对日伪军形成了巨大压力。

　　在对以交通破击为战役目标的百团大战的总结中，刘伯承明确提出，从军事上讲，“铁路乃是它的大运兵线，公路乃是它的小运兵线，据点乃是它的兵站”，日军利用交通线不仅能供应军需，更借此进攻中共各根据地，“必须彻底的对敌展开全面的交通斗争”；“在相持阶段中的交通斗争，是争夺战略优势的主要斗争手段”。这一判断抓住了华北游击战争能否取胜的关键，明确突出了交通战在游击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价值。

　　中共华北交通战是敌后游击战中最具特色、直指敌人要害也最具决定性的战术之一，军民同心合作直接印证了毛泽东所说“人民战争的伟力”，它的成功彰显了中共以有限战力成为抗战中流砥柱的努力，也逐步改变着中日军队的战场格局，其战略价值极其重要。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