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指出：“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正是运用了这种战术，红军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在中央苏区四次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取得了巨大的军事胜利。在国共正式宣布合作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方针”“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随后，在《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章中，毛泽东明确把游击战提高到对日作战的战略问题的高度，他指出：“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毛泽东独具慧眼地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高度，这个战略决策对于中国抗战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意义。

　　党的领导是保证抗日游击战主动性的关键。八路军、新四军开展的游击战能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战争中获得巨大的成功，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建立一支有组织、有信仰、有战斗力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崇高的理想、严明的纪律、高尚的情操、严密的组织系统、勇敢战斗的风格、不怕牺牲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她所领导的军队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严明的纪律、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拥护。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游击战争才能获得源源不断保证战争资源供给的根据地。“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极其精辟，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上升到战略高度的重要原因讲清楚了。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克服游击战争本身所具有的分散性、无序性、内耗性，从而把各个游击部队和游击区结合为一个团结协作、步调一致、互相支持的坚强战斗堡垒。

　　“实事求是”是保证抗日游击战主动性的根本前提。抗日游击战主动性的实现不是靠简单的一腔热血和个人英雄主义就可以实现的，必须尊重实际，根据宏观的战略形势和微观的战役战斗形势决定根据地的战斗、战役的方式方法。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开展游击战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在脱离实际条件许可的范围机械地实施游击战，“主动权是从正确的情况估计（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产生的。不合客观情况的悲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消极的处置，无疑地将丧失主动权，把自己抛入被动地位。但是同样，不合客观情况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冒险（不需要的那种冒险）的处置，也将丧失主动权，而最后归入悲观者一路。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在不同的地形，实施游击战的具体方式方法完全不一样，在广大的平原地区，我们搞了地雷战、地道战；在敌人交通网密集、对根据地实施分割包围、封锁“扫荡”的地区，游击战可以采取交通破袭战的战术；在丛山环绕、敌人机械化设备优势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的地方，我们的游击战可以采取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的战术；在我、伪、日势力交错的地方，采取集中精干、消灭关键敌人、震慑敌人气焰、破坏敌人指挥系统的战术。正是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游击战术，敌人使出了各种解数，也无法瓦解我们的斗志、消灭我们的队伍，我们的力量反而日益壮大起来。

　　强调抗日游击战的主动性。毛泽东在强调游击战的主动性时，从来没有要求盲目地主动进攻、主动出击，而是特别强调这种主动性和灵活性、计划性紧密结合，要形成三位一体的关系。毛泽东具体分析了为何采取主动性的原因，日军有三个弱点“兵力不足（包括小国、寡民、资源不足和他是封建的帝国主义等等），异国作战（包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和野蛮性等等），指挥笨拙，使得日本军阀虽然处在进攻战和外线作战的有利地位，但其主动权却日益减弱下去”。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游击战争是能够建立其主动权的，“欺他兵力不足（从整个战争看来），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广大的活动地区；欺他是异民族，且执行极端的野蛮政策，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千百万人民的拥护；欺他指挥笨拙，游击队就可以放手发挥自己的聪明。”游击战只要正确及时地利用敌人的弱点，就可以在敌人后方获得广阔的自由。

　　毛泽东还系统地提出了发挥游击战主动性的战略原则——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认为这是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中心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游击战争的胜利就有了军事指导上的重要保证。

　　这个原则，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是基本上同一的，只在表现形式上有程度的不同。但在游击战争中注意这个不同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正是因为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使游击战争的作战方法区别于正规战争的作战方法；混淆了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游击战争是不能胜利的。

　　辩证理解抗日游击战的主动性。毛泽东强调掌握抗日游击战的主动性，但从来没有要求无条件地、不分场合、不分时间地主动出击，相反，他特别强调要注意为了实现战略目标，需要在一定的条件范围之内实施战略退却。在《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就指出，通过战略退却保存实力可以为反攻创造条件。他认为，游击战争中不但战略上有防御，战术上也是有防御的；战斗时的钳制和警戒方面，隘路、险地、河川或村落等处为消耗敌人和疲惫敌人的抵抗配置，退却时的掩护部队等，都是游击战争中战术上的防御部分。之所以实施这种一定程度上的退却和防御，是被敌强我弱的情况规定了的，是为了实现更好的主动进攻。

　　毛泽东强调游击战争中的分情况地集中兵力和分散兵力的原则，也是辩证地理解游击战争主动性的体现。他指出，主动性的游击战争本来是分散的，所以称其为普遍的游击战，且在许多任务，例如扰乱、钳制、破坏和做群众工作等，都以分散兵力为原则；然而就一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当执行消灭敌人的任务，尤其是为打破敌人的进攻而努力时，就仍须集中主要兵力。“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毛泽东提出，不能把主动开展游击战与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阵地战对立起来。有的时候，游击队为了达到更大的战役和战争的效果，必须借助正规军的正规战，只有这样才能使游击战取得更大的战略目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