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世纪开始，西方探险队在中国“丝绸之路”沿线获取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字文献。19世纪末，随着西方传教士和驻华使节在中国北方游历，又陆续在居庸关、唐乾陵、辽庆陵、河南开封等地发现了八思巴文、西夏文、契丹小字、契丹大字、女真文等碑刻。随后，敦煌莫高窟和黑水城“大塔”被发掘，数以万计的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等文献出土。在对这些文字加以辨识的过程中，西方学术界掀起了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的热潮。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东方学”很快建立了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为基本素材的学术研究体系，继而分化出了藏学、西夏学等一批分支学科。

　　西夏遗存文献卷帙浩繁，其丰富程度为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之最。西夏文文献绝大多数都是从汉文、藏文书籍翻译的，汉文译著涵盖中原典籍的经、史、子、集各个部类，译自藏文的文献多涉及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的密法仪轨。西夏文献中少部分是西夏时期纂集与创作的世俗和佛教文献，此外还有一些模仿汉文、藏文的诗文作品。

　　近100年来，从罗福成、罗福苌到王静如、史金波、李范文、聂鸿音，中国西夏学者在材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对西夏编订的主要韵书、字书、法律文书、佛经、用于教化的儒家经典，以及敦煌洞窟壁画题记、汉语河西方音等均做了开创性研究，全力构建了中国自主的西夏学知识体系。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史金波、白滨、聂鸿音、陈育宁、杜建录等专家的主导下，俄藏、中国藏、法藏西夏文献得以陆续刊布。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截至2025年6月，已经出版到第31册），西夏世俗以及汉传和藏传佛经的代表性文献种类基本得到刊布。这些资料的释读阐释对于西夏历史和文明的重建，对于宋、辽、金、元历史文化的研究，对于吐蕃和回鹘佛教的传播研究，对于包括敦煌文化在内的“丝绸之路”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等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逐渐显现。学术界借助这些源源不断的研究养料，不仅生产了层出不穷的释读和研究成果，而且培养了为数不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西夏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大好局面。正因如此，21世纪也被学术界称为“西夏学的大航海时代”。

　　对于西夏学来说，西夏语文和存世文献文物的深入解读和阐释，对于新时期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其一，作为中国重要文化遗产，西夏遗存文献和文物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深入研究和阐释是全面研究11—13世纪“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社会经济文化特质的重要资源。西夏文化上承五代敦煌佛教文化、下启元代，充分吸收中原文化，建章立制，并借助藏传佛教把青藏高原、河湟地区与河西走廊、贺兰山一带连成一体，为党项、藏、回鹘各民族最终融入中华一体架设了文化桥梁。众多文献证明，西夏时期和元代西夏遗民曾经对莫高窟、榆林窟和张掖、武威等石窟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修缮，西夏文化是敦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全面吸收唐宋的典章制度，继承唐五代以来河西走廊流行的民间信仰，仁宗中后期又进一步崇尚西藏盛行的藏传佛教和辽代流行的“禅化的华严学”。西夏文献的深入阐释，能够为揭示河西走廊文物遗存的内涵，分析宋元时期“丝绸之路”社会经济文化的特质，全面认识11—13世纪敦煌文化和河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提供有力支撑。

　　其二，西夏文献大多译自汉文，内容广涉经、史、子、集各个部类，有的典籍为中原已经佚失的孤本。西夏文献的内容不仅能够为构建本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提供参考，而且能够为宋史、辽金元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加强西夏文献与汉文文献的关联研究，逐词、逐句对西夏文文献加以释读，并以史料、人物、内容为轴，构建知识图谱，是提高西夏文献服务于中国历史文化阐释研究的水平，真正把西夏文化遗产纳入中华民族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序列的重要途径。

　　其三，西夏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古代语言，西夏文是仿照汉字创制的表意文字，西夏文献还记录了11—13世纪的汉语河西方音，西夏学研究也是构建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资源。与汉文、藏文、缅文一样，西夏文是汉藏语系四种古代文字之一，西夏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古代语言，是现代羌语的祖语。西夏文献研究不仅可以为汉藏语系古代语言与现代羌语的语言演化研究提供佐证，而且可以为文字发展史、文字类型学、汉语方言研究提供材料和理论支撑。西夏学是融通汉语言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两大学科体系，聚焦“民族文献语言学”研究方向的理论建设，实证汉语与民族语的接触、汉语共同语与方言的语音变化的重要资源。

　　其四，西夏文献和文物是深入挖掘河西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揭示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实情，构建中华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历史文化大系的重要资源。西夏文献和文物可以与汉文史料互证，从“他者”的视角呈现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西夏全面接受中原文化，推行仿照汉字设计的全新文字，通过翻译大量中原王朝的典籍，用儒家的“仁爱”思想对百姓实施教化。西夏仁宗时期传入藏传佛教，与传自中原的“禅化的华严学”教义达到显密圆融，夏元之交又进一步成为雪域高原与草原文化、中原文化交流的纽带，为促成“凉州会盟”，元代藏传佛教向中原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西夏文化遗产的阐释研究可以为揭示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实情提供重要的学理支撑。

　　西夏学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是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一环。由于黑水城出土文献大多流失海外，西方的研究占有材料先机，所以过去有一种说法，“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西方学者研究西夏时，往往将其作为“中亚国家”“征服王朝”来看待，这种错误看法强行将西夏同中华民族的历史割裂开来。经过100年的努力，中国学者通过释读西夏文字文献，考察历史，揭示西夏从来也没有自外于“中国”，西夏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扭转了这种局面，使我们在与国际上以“丝绸之路”为研究重点的“东方学”争夺国际话语权方面占有了主动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