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这一论述既是对新时代对外工作的明确要求，也体现出语言文化传播与国家软实力提升之间的联系。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不仅需要我们在内容上进行创新，同时也需要通过高效的国际传播实现价值观的传递与认同，而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关键，则在于翻译传播对其国家性内核的精准转译与跨文化协同。因此，只有认识到翻译传播的国家性，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当前的国际话语困境。

　　国家是文明的产物，而国家性则定义了“国之所以为国者”。国家的实体维度体现为确定的疆域范围、稳定的人口结构和有效的治理体系，功能维度反映为内部治理能力、对外主权行使与发展诉求的协调统一，而文化维度则根植于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当中。这一理论框架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及其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行为模式，也为我们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能被世界认同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学理依据。

　　“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这句话隐喻了国家与语言之间生死依存的关系。国家通过语言具备了国家性，而语言则通过国家的存在获得了永恒。当我们使用语言时，我们在定义和塑造自身；当我们翻译语言时，其实是在转换符号，搬运主权；而当我们传播语言时，这些自述与他述的行为也成了一个国家的印证。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一个国家传播能力的强弱已经成为评估综合国力的关键要素。作为话语转换的核心载体，翻译传播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接受度和影响力。

　　翻译传播的国家行为

　　翻译传播实践深深地扎根于国家性这一肥沃的土壤之中。当下，摆脱国际话语困境、构建中国自主话语体系已然成为时代的重要命题，这就需要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实现双重突破。首先，要着力推进理论创新，深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中蕴含的中国特色的“天下观”。其次，要强化实践创新，整合政府机构、学术智库、海外侨胞等多元主体的传播潜能，借助数字技术提升中国叙事的国际影响力，促使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价值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为广泛且准确的认同，进而构建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话语秩序。

　　当前，翻译传播的实际需求正推动着学科之间的深度协作。在技术层面，我们要协同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大规模的术语数据库和专业化的翻译引擎，为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走向世界提供有力支撑。在人文层面，要结合地理信息学等绘制“一带一路”语言生态图谱，切实守护语言文化的多样性。而在战略层面，则必须依托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的研究成果，精准把握目标国家的文化心理特征，为本土化的外交决策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

　　翻译传播肩负着推进文明互鉴、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的战略任务。我们不仅要系统地译介诸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阐述“中国方案”的权威著作，精准传递中华文化的精髓；又要积极引进世界科技与哲学经典，汲取人类文明的精华。通过国际翻译家联盟、亚太翻译论坛等国际平台，推动中外译者共同参与翻译标准的制定，在相互理解与信任中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根基。

　　翻译传播的历史维度

　　翻译传播与人类文明的演进是相辅相成的。在人类文明早期阶段，周朝的“象胥”制度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书”就已经突破了个体交往的范畴，逐渐转变为国家对外交流、科学文化传播以及经济贸易管理的制度化工具。随着文字系统的逐步完善，翻译也呈现出专业化与制度化的特征。唐代的译场制度以及阿拉伯帝国的智慧宫管理系统都是这一趋势的体现。以佛经汉译为例，国家权力通过外交与军事手段，为文本的获取提供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通过创造性地转译“因果”“菩提”等核心概念，将域外思想融入本土文明结构之中。在全球文明交往中，翻译更成了国家意识形态整合与文明互鉴的关键枢纽。无论是《七十子译本》对希腊文化的传播，还是严复翻译《天演论》对西方思想的引介，都对文明发展的轨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入20世纪之后，技术革命催生了翻译的新形态，国家能力建设聚焦在文明话语权当中，当代翻译从“传播文本”转向“思想走出去”，国家通过翻译规划、翻译教育、翻译技术、翻译传播四位一体能力建设，推动文明对话。

　　作为文明传承与发展的媒介，翻译传播在国家意志的主导下肩负着“达其志，通其欲”的使命。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阿拉伯世界对古希腊、古罗马经典的译介与传承。明治维新则通过系统地翻译西方科技文化著作，让日本迈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可以看到，这些文明演进的关键节点都印证了翻译传播在国家崛起过程中的战略价值。在促进知识流动与思想碰撞的过程中，翻译传播既维护了各国文化的独特性，又推动了文明精华的创造性再融合，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进步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古至今，翻译传播变化的是形式，不变的是使命，这种承载着历史使命与国家战略的文化实践，已然成为国家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

　　翻译传播的时代使命

　　新时代背景下，翻译传播的国家性使其肩负起了更为深远的战略使命。无论是政治文献的对外译介，还是“译龙问题”等文化符号的意象重构，抑或“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等标准化翻译平台的建设，都体现出翻译传播绝非简单的语符转换，而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在语言文化维度的系统性呈现。2025年，我国翻译行业提出了“译才引领、译介传播、译研驱动、译训筑基”四位一体的“四译工程”综合能力体系，统筹推进翻译事业全链条改革创新，引领着翻译行业以更高水平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大局。翻译传播的核心使命就在于突破语言屏障实现精准转译，同时又系统构建“从制度话语到文化密码”的国家叙事体系。

　　翻译传播的国家性决定了自身价值要上升到国家发展、文明传承乃至国际互信的战略层面。翻译传播以语言为桥梁，连通内外世界；以文化为纽带，凝聚价值认同；以话语为载体，捍卫国家利益、贡献文明智慧。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翻译传播的国家性根基，这不仅是成熟大国在复杂国际格局中展现沟通智慧的必然要求，更彰显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使命担当。

　　翻译传播天然有着跨文化的独特基因，但它首先要深深扎根在中国的土壤之中。翻译传播首先是国家行为，它把中国的立场、规则和价值送出国门。回望历史，翻译传播始终与国家的命运同频；立足当下的百年变局，我们的大学更要肩负起这份时代使命，为国家发展育人。如今，西方媒体筑起的“信息茧房”仍把单一视角投射向中国。在翻译传播中，我们既要精准传达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发展理念，有效打破文化认知的藩篱与偏见，又要通过培养既懂专业又擅翻译的传播者，用多语种、多形态的叙事刺破“茧房”，向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立体、可爱、可信的中国，最终在多边博弈中赢得更多理解与支持，为国家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翻译传播的助力下，世界各国的文明之花必将愈发绚烂多姿，携手描绘出各美其美、和谐共生的文明新画卷。

　　（作者系西安翻译学院英文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