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袁华杰 李想

　　近年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地位的确立，反映出党和政府对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视和新要求，也是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新阶段中，国内高校和智库自觉适应变化的关键步骤。近日，本报记者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智库的发展、区域国别学在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发展中的作用和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建设的有关问题，对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王逸舟教授进行了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迅速发展。在您看来，当今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有哪些重点关注的问题？

　　王逸舟：理论上，智库和高校应该是一个社会内部最富有思想性和前瞻性的部分。在国际格局激烈震荡，而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当下，“中国是谁？”“中国要什么？”“中国怎么做？”变成了举世瞩目的全球性课题，自然也是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国际问题研究智库责无旁贷的重大课题。其中值得强调的是，在国际关系学、外交学、历史学、外国语言文化学等传统学科基础上生发和交叉出来的区域国别研究（学），在智库研究中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重任：它应当为中国的全球角色定位提供支撑，把决策层有关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三大全球倡议”的宏大方略落在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利害关系和价值理念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它应当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近代革命丰富实践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当代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等，向各国和国际社会广泛传递宣讲、推进不同文明的互学互鉴；在高等教育特别是大学智库层面，它还有新形势下培养人才的功能，即培养源源不断的新型人才、新型课程和适应性强的教育体系的基础任务，以及发展公共外交、国际化手段及交互平台的多种新功能。以上这些功能的实现和优化，都需要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为之不断努力和奋斗。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当前国际问题研究/区域国别研究智库的发展？

　　王逸舟：从新中国的历史观察，国际问题研究及其智库的建设，经历了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的过程。在20世纪50—70年代，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和批示下，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建立最早一批的国际问题教学科研单位，在外交部、外交学会等部委和相关机构下面设置了最早的重点区域国别的研究所、室（及院系）。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经过苏东剧变、中国“入世”、北京奥运等时间关口，我们国家发展出与国际惯例接轨、与全球教育现代化同频的一大批新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自不待说还有各种涉外人才与成果（包括政策建议和公开出版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并且逐渐成熟，产出了一批具有较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不是这也可以说明，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随着国家的发展，正在迎来历史性的机遇？

　　王逸舟：是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顶层设计”和“统筹大战略”在新型举国体制中发挥出巨大引领作用，国际问题研究智库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区域国别学、国家安全学、多种文明互鉴的理念等，更上升到国家重大新学科建设和高校重点培育集群的高度。相对于某些传统学科分支式微、老旧课程内容淘汰的景象，国际问题相关专业的招生和就业前景良好，区域国别学和国家安全学等新的方向受到更多欢迎，资政育人的机会大大增加。各种迹象都显示，此番进程有显著的上升态势，透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相关领域智库发展走向全球高地的学术信号。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未来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有哪些可以提高和完善的地方？

　　王逸舟：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与此同时，确实也有一些地方需要完善和提高。首先，基础研究与政策应用多少存在“两张皮”的现象。一些高校智库学者习惯于使用学术语言和学术的呈现方式，用各种注释、论证等填满报送的材料，而忙碌的智库产品用户特别是关注实际问题的决策部门倾向于得到简明扼要、直面问题和解决办法，供需双方产生了偏差，咨政的效果打了折扣。其次是在某些领域，高校智库存在某种同质化、重复性竞争。一些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不分地域、不考虑自身条件，仅盯着这样那样的“指南”或重点，基于重复的案例素材和信息来源，做大同小异的课题、开似曾相识的会议，其工作计划、智库活动以及作出的报告或刊发的文章鲜有高水平、有见解的内容。再次，对外交流少。一些智库缺乏项目经费支持，既很少出访和进行田野考察，也没有外国同行来访交流，多半是熟人面孔隔三差五地出差会面；与经济学、社会学等成熟学科相比，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刊物（及其新媒体平台）的国外作者投稿很少，另一方面仅有少数中国学者和智库在外发声。最后，智库的理论化水平有待提高。以区域国别研究为例，作为跨学科的交叉平台，其先天的一个缺陷是没有自身的元理论和独立概念，须借用其他学科（譬如说政治学、外交学、历史学、传播学及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等）的术语和工具箱，导致这一学科的识别度不高，知识进阶、流派分化、范式创新、代际转换等学理要素不太明晰。因此，部分以区域国别研究为主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因理论化水平不高，造成缺少研究特色及具有影响力的智库产品。

　　以上问题的性质，属于“成长的烦恼”，是学科建立初期必经的阶段。问题本身包含着解决问题的线索。举例说，解决低水平重复研究的一个办法，是不光要提高原有智库项目的质量，还可以拓展新的空间、调动更大范围的积极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全面发展的今天，一些位于边疆地区的研究院/智库是否迎来了机遇，有望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逸舟：是的，除了重点高校（如几十个985和211高校）和发达省市的智库机构，还有数量众多的高校国际问题研究（研究院、研究中心或课题组）位于涉边涉疆的省区，它们可以在新阶段智库体系建设中发掘自身的巨大潜力、展示独特价值，譬如定期与周边邻国合作处理勘界事务、管理跨境人口流动、打击跨国毒品贩卖和小武器走私、遏制“金三角”地区电诈犯罪、跨界族群的安居管理等，都需要精细持续的区域国别专题智库产品和对策分析。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解决当地实际问题，为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提供扎实的决策依据（及选项），还有助于拓展中国区域国别学界的视野和能量。研究表明，边疆不等于边陲。非中央区域高校智库的研究成果做得好，更有助于彰显中国作为超大国家的无穷潜力和缤纷色彩；相关高校智库研究者在各自“制高点”和特色品牌的努力，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探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能力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分层推进，具有难以估量的深远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智库行业中的青年人才在未来的智库发展进程中将起到何种作用？

　　王逸舟：应该强调，在未来的智库发展进程中，青年人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壮大的希望所在。他们具有更好的外语水平，对人工智能等新鲜动向更敏感，对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更有兴趣。高校智库可以做出相关安排，给年轻教师和博士生们更多机会。有关部门应把培养智库新生人才力量以及前面提到的国际交流内容等列入衡量高校智库质量和影响力指标，为此提供更多便利。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所在的南京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院的工作吗？

　　王逸舟：过去几年，在南京大学校领导的支持和校内外各方的帮助下，研究院在探索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性学理与自主知识框架、比较借鉴外部世界不同文明和区域（含国别）的研究特色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推进目标的主要载体，一是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季刊），二是以电子版形式在研究院公众号刊发的《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半月刊），以及定期举办的活动。

　　研究院团队成员都是30—40岁的中青年教师，受邀合作的外单位作者（或责编）也基本处于这个年龄段。“少年强则中国强”，梁启超先生的格言时时激励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的成长。展望下一步工作，我们将积极落实南京大学“新文科”建设的方针，在保证现有轨道稳定运转的同时，加大智库对外交流合作的力度，尝试利用AI赋能智库成果传播，让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逐渐成为中国高校国际问题研究智库的学术公器和知识纽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