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牟宗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提出了“内在超越说”，引起了中西文化的超越性大讨论，并引发了内在超越、外在超越之论争，近40年来连绵不绝，以至于今日。在此基础上，黄玉顺认为，原始儒家的超越是一种神圣外在性超越；赵法生提出，孔子的超越是一种包含了外在向度的中道超越，与所谓内在超越具有重大差异；梁涛认为，一方面天道超越而内在，另一方面人道内在而超越，故内在超越实则包含超越而内在与内在而超越之意，故谓之双向超越。此外，关于超越性的新理论观点可谓层出不穷，如横向超越、纵向超越、情感超越、超越的两类三层说、向下超越、前后超越与向外超越、向内超越等。

　　境界超越的提出

　　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传统中，除了宇宙论、本体论，还有心性论、工夫论、境界论，这应是中国哲学特有的。而在中国儒学中，“超越”一方面与西方“超越”本义一样，意味着超过一定界限（包括超越之动势），另一方面也指达至一种卓越品质，如有恒者、善人、士、君子、贤人、圣人、善、信、美、大、圣、神等。这里面同时蕴含了宇宙论、本体论，特别是心性论、工夫论和境界论之合一。如果说中西方宗教和哲学意义上的超越（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主要是从宇宙论、本体论、知识论角度而言的，那么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境界超越则主要是从心性论、工夫论、境界论角度而言的，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之鲜明特色。

　　境界超越作为中国哲学所特有之超越类型，又与儒家密切相关。孟子曰：“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即古代的大学，夏称校，殷商称序，周代称庠（可追溯至虞舜时期），三代都一样，设立学校是为了明人伦道德，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尚书·洪范》谓之“彝伦攸叙”。儒家之境界超越，是一种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境界超越。这种伦理道德是建基于先秦儒家自三代以来特别是西周初年开始跃动的人伦秩序与人文精神之上的，并使得人在儒家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论语》《性自命出》《中庸》《孟子》等经典文献在哲学理性意义上的内在超越，建基于一种自然之天（天道）之上。此外，儒家之天亦有宗教神圣意义上的外在超越的一面。 

　　儒家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境界超越，又可分为有限制的境界超越与无限制的境界超越两种。有限制的境界超越的代表人物有孔子、董仲舒、韩愈等；无限制的境界超越的代表人物有子思、孟子、荀子以及宋明新儒家（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等。

　　有限制的境界超越

　　我们先来看有限制的境界超越。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子虽然被称为“圣人”，但他自己是拒绝承认的，例如他自我评价云“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这恰恰体现了其自谦。但既然孔子如此区分，便也表明，他是将人之学习分为不同层次的。无论如何，孔子认为学习对于提升人之思想德性境界是极为重要的。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孔子从人性论角度出发，似乎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社会习染所造就，就其初始天性（气质之性）而言，其实是相近的。这与战国时期流行的告子所谓“生之谓性”相近。总体而言，孔子认为有恒者、善人、士、君子、贤人、圣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与困而不学者等，彼此之间差异甚大，尽管通过学习可以一定程度上提升各自思想德性境界，但彼此之间终究很难跨越，故其是有限制的境界超越。

　　董仲舒在批判继承孟子“性善论”及荀子“性恶论”的基础上，将“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与斗筲之性三类。他认为，圣人之性（纯善）与斗筲之性（纯恶）是很难改变的，只有中民之性因为有善之美质，故可以教化之，使其为善。但中民之性是否可以通过圣人教化达至圣人之性，成为圣人？董仲舒并未说明，但总体看来是很困难的。这近似于孔子所云“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通过圣人教化，中民之性亦可行善，但其为善，是一种基于他律的消极意义上的为善，而非基于自律的积极意义上的为善。故总体言之，董仲舒之境界超越，还是一种有限制的境界超越。

　　韩愈提出了性情三品说。韩愈认为性“与生俱生也”，分上、中、下三品，性之具体内容为仁礼信义智，在三品中比重各不相同。情，“接于物而生也”，情之品同性一样，有上、中、下三品。韩愈指出：“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他又说，“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此与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以及董仲舒的性三品说非常接近，亦属于有限制的境界超越。

　　无限制的境界超越

　　我们再来看无限制的境界超越。子思《中庸》认为，诚者可以不勉励而从容中道，不思虑而得其要枢，这就是圣人。其层次和境界相较“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要高，但二者并非截然对立、天壤悬隔。一般人只要做到像“诚之者”那样“择善而固执之”，也可以通过艰苦卓绝之努力而达至“圣人”（大人）之境，与天地并列为三。故《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由有恒者到善人，由善人到君子，由君子到圣人，这样的境界超越是一种无限制的境界超越。

　　孟子认为，人人皆具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仁义礼智四端、四德，可扩而充之，亦可不充，全在自我。仁义礼智是我的本心本性之自具，这是孟子性善论的核心内容，亦为其境界超越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孟子的思想，充分彰显了人之道德主体性。由是，孟子提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由善到信、到美、到大、到圣、到神，此亦可谓无限制的境界超越。

　　荀子在人性论上与孟子相反，主张性恶论，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认为人之所以能变善，是由于后天的教化和学习。在重视通过学习提升个人的思想道德品质上，荀子与孔子、子思等儒家学者是一致的。他主张为学先要诵经，然后读礼，始则为士，终为圣人，提倡力久则可深入，要终身学习。荀子虽然认为人之性恶（主要从气质之性上言，若告子所云“生之谓性”），但他认为通过学习，通过诵经读礼，可以成为士君子，乃至最终成为圣人。这亦是无限制的境界超越。

　　周敦颐曰“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是宋代及其后中国士人所普遍追求的“境界超越”。“学以至圣”或曰“成圣成贤”“圣贤气象”是以程朱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包括陆王心学的理想和旨趣，且直承《中庸》《孟子》之哲学理念。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穷理，则能以此察人如圣人也。”“学以至乎圣人之道也。”朱子曰：“忠信如圣人，生质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尝不好学，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质易得，至道难闻，学之至则可以为圣人，不学则不免为乡人而已。可不勉哉？”宋明新儒学语境中的“超越”，其主客之界限亦是可以跨越的，士可以跨越界限成为贤人，贤人可以跨越界限成为圣人，圣人则可以达至天道。“士希贤，贤希圣”，可谓无限制的境界超越。而“圣希天”，则可谓哲学理性意义上的内在超越了。当然，与天道合一，亦不离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境界超越。现代新理学、新心学亦然。

　　总之，境界超越作为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的独特超越类型，是一种伦理道德意义上的超越，有别于单纯的宗教神圣或哲学理性意义上之超越，又与二者关系密切。从东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三教并立再到宋代三教合一之后，道佛二家本属宗教神圣意义上之内在超越，受儒家影响，亦具有了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境界超越。西方的一些宗教其实亦包含着对道德境界超越的追求，只是这一追求被融释于宗教神圣意义上的内在超越之中，不似儒家这样强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儒家教化思想史编纂与研究”（24&ZD22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