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近年来，跨学科多领域推进中华文明研究，成绩斐然、蔚为大观，呈现如火如荼的发展之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坚持不懈将中华文明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对于语言学在推进中华文明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需要着眼长远、立足当下，加以高度关注和深刻把握。

　　加强跨学科多领域联合攻关，推动中华文明研究取得更多成果。跨学科多领域推进中华文明研究，开拓了崭新空间，增添了澎湃动能，迎来了光明前景。正是几代考古历史学者的接续努力，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的卓越开创性贡献，才以全面翔实的证据实证了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正是经由对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遗址的考古挖掘，并将考古学和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充分结合，才使中华文明研究有了坚实有力的科学支撑。越是喜获重要发现和最新成果，越是深刻感到中华文明研究意义重大、内容丰富，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系统工程，还有许多未知领域，存在不少学术空白，仍然任重而道远。对此，要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不断拓宽研究视角、时空范围和工作视域，加强联合攻关、系统集成，把各学科的优势发挥出来、把先进的技术运用起来、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从而进一步回答好关涉中华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继承弘扬语言学优良传统，在推进中华文明研究中书写崭新篇章。百年来，中国语言学披荆斩棘、波澜壮阔。可以说，一部语言学史，就是一部推进中华文明研究的不懈探索史、学科发展史。无论是郑张尚芳在建构上古音体系中探索汉藏语言比较，还是孙宏开爬梳八江流域和茶马古道的语言流变，抑或潘悟云致力汉语历史音韵学以探询中华文明起源……这些语言学家在根本上的学术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从语言学视域论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发展、历史演进和内在逻辑，为揭示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提供科学依据和坚实支撑。前辈学人走过千山万水的矢志不渝，引领着一代又一代语言学者孜孜以求的前行方向。如何从语言学着手推进中华文明研究？怎样通过语言学进路解码中华民族的文明密钥？联系过去、现在和将来，综合各方面努力，结合我们的研究和思考，从语言学角度看，至少有四条路径。

　　一是“探源”，着眼中华民族起源问题展开研究。语言与文明相伴相生，从人类文明出现就有语言，绵延至今。中华文明探源的语言学进路，旨在寻找语言演变中最基础的分析单元：演化语素。这就相当于要发现分子人类学中的基因。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语言学的研究重镇，有关研究所（如语言研究所、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等）具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和扎实的学科基础，积累了丰富的语言材料。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各民族语言固有词汇并做好语素切分，通过语言的历史比较和自然音变得出一系列演化语素，再以科学方法和先进技术对演化语素加以研究梳理，进而发现语言间的同源关系，构拟出原始母语，由此得出相应族群的早期历史——这就是文明探源的过程。同时，还可以加强语言学和遗传学的合作，为中华文明探源问题打开新的突破口。如果说分子人类学可以从遗传基因上为其提供论证，那么语言学则可以通过演化语素构拟原始母语，并运用贝叶斯系统发育分析等断代方法为其提供依据，彼此印证、相辅相成，最终证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二是“撰史”，着眼各民族语言历史撰述展开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全国民族大调查开始，以各民族语言为对象的历史撰述如火如荼，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相当规模的系统性研究，新时代以来各民族语言历史研究愈发喜人、成果丰硕。以苗瑶语的历史发展为例，就可以在语言学上提供佐证。苗瑶的先民较早时期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洞庭湖一带，后陆续迁往各处。他们与汉族有着长期密切接触，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语词汇借用形成了不同的历史层次。语言学研究发现，藻敏瑶语汉借词主借层的多项语音特征在江西方言中出现，在湖南方言中不出现或较为罕见。这表明，说藻敏瑶语的八排瑶人的迁徙路线，应是从洞庭湖迁出，途经江西并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随汉人一起从江西南部往湖南南部横向迁徙，再进一步南迁到现今的湘南粤北交界地带。这只是个小例子，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不远的将来，在语言研究、民族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结合上将产生更多突破。

　　三是“制图”，着眼绘制中华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地图展开研究。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的应用，在充分调查了解各民族语言文化的基础上，可通过绘制地图，更方便、高效地呈现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地图具有资料性、科学性和学术性，可呈现全貌亦可凸显细节，可直观反映情况亦可深刻揭示问题，使一些多维性交叉性问题图像化，有利于明确有关信息的时空坐标，展示问题之间的关系谱系和发展轨迹，从而进一步延伸拓展中华文明研究。地图直观便捷、一目了然，有着文字描写和语言叙述无法替代的优势，可以让人在较短时间建立清晰认知，既能迅速把握整体，又能快速查找细节，还能充分揭示文本文献无法呈现的状况，为开展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提供新的可能。这种方法目前在语言学上已有较广应用，具有很大发展前景。

　　四是“通论”，着眼推进理论发展继往开来、融会贯通展开研究。根据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口述史研究”可以发现，语言学在推进中华文明研究上用力之久、持续之长、积淀之深，令人无限感怀。亟待在继承弘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对前辈学人的广博成果加以汇总梳理、系统集成，开展综合性、学理性、贯通性研究，建立完善中华文明研究的语言学及其方法论，从而形成一系列新命题新论述新成果，真正使文明论意义上中国语言学的理论立起来、研究强起来。例如，关于汉藏语言起源和分化问题，世界各国语言学家都在努力探索。继中国学者金力2019年率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后，法国科学院沙加尔、向柏林与德国马普研究所马蒂斯的合作成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公布，其结论和中国学者类似。中国学者率先发声，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这一研究的先导和主动。诚然，这仅是阶段性突破。诸如，汉藏语系具体起源于何时何地？汉藏语系同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和南岛语系的关系如何？怎样勾勒我国各民族语言来源演变的大致图景？中华民族各语言的起源有何共同性？如此种种，都需要加以持续深入的研究。

　　具体而言，四条路径既各有所长、各具特色，又百虑一致、殊途同归。“探源”意在探询中华文明来自何方，“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需要语言学和考古学、遗传学的结合；“撰史”意在架起中华文明和多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桥梁纽带，“明镜所以昭形，稽古所以揆今”，需要语言学与民族学、历史学的结合；“制图”意在直观便捷地反映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经纬擘画见乾坤，一点一线皆山河”，需要语言学与信息科学、地理学的结合；“通论”意在推动语言学研究的融会贯通、系统集成，“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需要语言学与历史学、政治学、传播学的结合。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有理由相信，随着各种路径协同配合、砥砺共进，学科融合持续深入，联合攻关不断加强，语言学一定能够在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伟征程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绽放愈加绚烂的光芒。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