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百年的学术积淀，徽学研究已经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学术体系，在理论建构、文献发掘与交叉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立足新时代回顾徽学发展，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当前徽学研究正处于关键转型期，创新突破遇到瓶颈，学科对话有所减弱，亟须重构研究范式。

　　从“五朵金花”到总体史样本

　　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史学界围绕“五朵金花”（即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徽学在此背景下萌芽生长，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试验田”。傅衣凌通过徽商研究揭示出商人资本与封建经济的共生关系，章有义对清代民国徽州土地契约的量化分析打破了地主绝对垄断土地所有权的刻板印象，叶显恩将徽州宗族组织视为理解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钥匙，张海鹏等从徽商兴起的视角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点。这些研究并未局限于就徽州论徽州，而是以徽州为样本，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的普遍性矛盾与特殊性机制，这也成了徽学研究的学术基因。

　　这种研究路径的深层次逻辑，在于将区域史视为总体史样本。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注重的“总体史”，强调将国家乃至世界视为“复杂的社会整体”。徽州的价值恰在于其作为江南腹地的典型代表：密集的宗族网络、活跃的商业资本、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构成了观察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的绝佳样本。学者剖析徽州社会的结构及其运行实态，实则是在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韧性奥秘与运作机制。

　　文献学化研究倾向的危机

　　20世纪90年代，随着以《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为代表的大量徽州契约文书与民间文献的系统刊布，研究者突破官方史料的局限，更加真切地触摸到了传统徽州基层社会的脉动。栾成显对徽州鱼鳞图册的研究，揭示了图册编制中的社会结构与经济逻辑；王振忠对徽商信札的解读，还原了明清商帮经营中的信息传递机制；刘道胜对王鼎盛户《实征册》的解读，重构了清代图甲制在基层治理中的实态。这些成果较好地践行了梁启超倡导的以新史料证新史实的思想，让历史书写更具“现场感”。

　　然而，契约文书与民间文献等的井喷式公布，也引发了徽学研究范式的异化。部分研究陷入“唯文献”窠臼：或执着于契约文书样式分析与内容考辨，将契约文书本身作为唯一研究对象；或沉溺于“一村一契”的微观叙事，忽视宏观问题意识；或沉迷于考证家族田产分割细节，却未能回答这些现象与明清地权演变之间的关联；或耗费大量篇幅试图复原祠堂账簿格式，却未触及宗族经济的运行逻辑。这种文献学化研究倾向导致徽学研究议题日益碎片化，学术共同体也因缺乏共同问题意识而趋于离散，理论对话能力不断弱化。早期徽学研究通过回应“五朵金花”和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一系列重要宏观命题，深度参与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如今大量成果却止步于填补所谓学术空白，满足于地方史考据，与学界和现实均难以展开较为系统的深度对话，徽学研究逐渐显露出一定的自我封闭倾向，徽学甚至出现了被边缘化的危机。

　　在特殊性中揭示普遍性

　　化解当前徽学研究的危机，必须重拾区域史研究的初心——将徽州从研究对象转化为研究样本，把它真正视作方法论工具，在徽州的特殊经验中揭示中国的普遍规律，这就需要重构徽学研究范式。

　　一是空间重构，让徽州从皖南山区上升为全球化节点。既有研究多将徽州视为封闭的山地社会，实则它早已嵌入早期全球化网络。如徽州茶商贸易账本显示，18世纪屯溪绿茶经广州十三行转销欧洲，价格波动与国际市场密切相关；歙县徽商张友深家族的商业发展，已与日本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深度关联。这些线索表明，徽州不仅是传统中国的缩影，也是全球物质文化交流的一个节点。重新审视以徽商为代表的明清中国商帮在丝茶贸易中的角色，甚至可以改写“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理论中东方被动挨打的单边叙事。

　　二是理论重构，从徽州本土经验中提炼出原创性概念。数量宏富、内容多样的徽州文书的突出价值，当在于其具备颠覆既有理论框架、催生新研究范式的方法论潜力。例如，祁门县“合同议约”显示，明清乡村治理中存在“族权—绅权—官权”的动态制衡机制，这种模式既不同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也有别于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想象。再如，歙县《丝绢全书》中频繁出现的“均平银”制度，展现出国家与地方在财政分配中的协商空间，为理解传统国家治理弹性提供了新视角。这些发现要求研究者必须超越“国家—社会”二元框架，从本土实践中提炼出新的解释性概念，为中国学术贡献更多原创性、标识性概念。

　　三是视野重构，用徽州的历史智慧与当代实践对话。徽学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学术创新，更在于现实观照，古今对话可以强化徽学研究的现实生命力。如黟县宏村水系设计中的生态智慧，可为当代乡村振兴提供历史参照；徽商经营中的“信票制度”，对构建现代商业信用体系具有借鉴意义；徽州的“讼费公摊”机制，则为基层纠纷调解成本分担提供了历史经验。

　　徽学研究的归处

　　当前徽学研究的危机也折射出中国区域史研究的集体焦虑：如何在文献深耕与理论创新间取得平衡？费孝通曾强调，研究者既要“进得去”，又要“出得来”。对徽学研究而言，“进得去”意味着必须深度解读徽州文献，系统了解徽州社会运行的内在机制与发展演变脉络；“出得来”则意味着需要将这些细节置于更大的历史坐标中，通过徽州来更好地观察、认识中国。这种微观与宏观的双向互动，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深厚功底与多重视野，既要熟悉掌握认识、解读区域的能力和工具，又要具备以小见大的能力。

　　区域史研究的终极使命，是“通过区域发现世界”。徽学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徽州比其他区域更“典型”，而在于它能够为我们提供观察中国历史复杂性的独特样本。可以说，在徽州发现中国才是徽学研究的真正归处。唯有坚持这种自觉，徽学才能跳出“地域之学”的局限，在重写中国史、参与全球史建构的进程中，完成自身研究范式的革新与研究价值的跃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士商关系研究”（24BZS04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