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1946），又名陶（gàn），教育家，以教育救国为志向，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在中华大地开展了系列教育创新实践。他一生中曾三次改名，第一次由“陶文濬”改为“陶知行”，第二次由“陶知行”改为“陶行知”，第三次由“陶行知”改为“陶”。

　　陶行知在金陵大学就读期间，深研中学与西学，尤其信奉王阳明的知行观，即“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并于1911年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陶知行”，认为先知后行、知行并重，强调认知的基础地位，将知凌驾于行之上。

　　随着教育实践的开展，经过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等推进实施，陶行知在实践中不断审视知与行的关系。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和哲学反思中，陶行知的哲学观、教育观开始发生转变，逐渐认同了实践的重要性，并将“行”放在第一位，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主张，认为先行后知，实践是认知的基础，行动是知识的母亲，并于1934年将名字改为“陶行知”。 

　　1934年7月，陶行知在《生活教育》发表《行知行》一文，公开宣布将“知行”改名“行知”。他在文中表示早有改名之意，因23年前研究王阳明学说取名“知行”，7年前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理论，与王阳明主张相反，顽皮学生常称其“行知吾师”，德国朋友卫中也常喊他“行知”，且近来有人常用“知行”笔名发表文字，他“为求名实相符”，遂改名退出“知行”队伍。

　　在这种转变过程中，陶行知意识到知行的关系绝非简单的互为决定或互为基础的关系，尚未形成闭环。尤其是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让陶行知的哲学观、教育观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促使他进一步探索知行的关系，逐渐形成了“行—知—行”不断循环、迭代的哲学观。因此，他将行与知的关系进一步凝练，为了具象化知行之间的关系而创造了新字“”，意思是干事情的“干”，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陶”。

　　“陶”这一名字，最早见于1935年3月31日他给白动生回信中的落款，公开使用则是在1935年4月16日《生活教育》封面题词的落款，他在日后的书信往来中也常有使用，如1935年7月30日给刘心存的回信、1938年10月22日给戴伯韬和孙铭勋回信等，并于1939年4月10日起在《战时教育》开辟专栏“行知谈”。“”字的创造与使用，深刻体现了陶行知哲学观、教育观的转变。在长达30余年的教育实践中，陶行知赋予了“”字丰富的教育内容与深厚的教育意蕴，这也成为他开展教育实践、实现教育救国志向的重要指向。

　　“”凸显了教育的实践属性。陶行知致力于解决传统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生活与教育的脱节、学校与社会的脱节、动手与动脑的脱节等问题，始终强调教育的实践属性，正如他在诗中所写：“行以求知知更行，不知直认为不知……以为武断靠不住，存在从来决意识。”他认为，实践是理论的基础与来源，理论是实践的总结与升华，进一步促进实践的完善。

　　“”彰显了教育的创造属性。创造力培养是陶行知育人实践中重视的关键能力之一，他将实践视为培育学生创造力的基础与核心，正如其诗中所写：“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陶行知将实践视为创造的根柢与源泉，强调创造源于实践、服务源于实践，以培养具有创造力的儿童来建立科学的中国、极具创造力的中国与世界。

　　“”聚焦了教育的人民属性。人民至上、一切为了人民是陶行知教育精神的重要体现，他怀揣着“要使全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的教育宏愿，始终奋斗在实现教育普及的道路上。他在诗中写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为人民奋斗者，血写人民史诗。”他始终以实践践行这一初心，为人民“烧心香”。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党委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