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类学界倡导的海外民族志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学术增长点。海外民族志的发展极大拓展了中国人类学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基础，中国人类学学者通过“看”世界获得的主体意识也将成为学科发展的深层动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海外民族志研究从一开始就面临多重张力，并集中体现为“海外”取向与中国语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要求下，我们有必要厘清海外民族志研究中“外”与“内”的深层关联，既要在面向世界的同时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又要避免落入“中—外”或“中—西”的二元性或对立性的思维泥淖。本文将聚焦海外民族志与汉语写作的关系，从知识服务对象、写作语言的选择、问题意识的拓展以及汉语学术的理论化路径出发，谈谈在海外民族志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以及中国与世界之间的逻辑关系。

　　海外民族志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有其特殊的时代使命。在西方国家，人类学发端于对异域社会的研究，“海外”是民族志研究中不言自明的空间范畴。而在中国，人类学学者直到21世纪才在各种时代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成规模地走出去，才有机会代表中国的知识共同体到世界各区域开展长期的田野调查。

　　中国人类学学者走出去改变了中国学术界的世界知识格局。长期以来，我们关于世界现状的认知大多是基于二手资料之上的碎片化知识，我们必须借由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学者的眼睛去认识世界；而今天，中国的人类学学者正在为中国学术界和大众直接提供认识现实世界的知识成果，中国人对世界的好奇心、中国人关心的问题、中国人探索世界的方式，都经由中国人类学学者的实践凝聚成一道新的描述和理解世界的目光。

　　为此，海外民族志的倡导者们强调用汉语进行写作，也就是为中国读者写作；海外民族志研究的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人类学界，它还必须承担带领国人看世界和塑造新时代中国公民的世界观的义务。从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走进世界·海外民族志大系”丛书，到商务印书馆即将推出的“世界社会民族志”丛书，海外民族志作品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和读者中引起广泛回响，也体现了用汉语写作、以中国读者为第一读者的初衷。

　　用汉语写作并不意味着拒绝国际化。近年来，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关注，尤其是从事中国研究的国际学者试图从多角度解读海外民族志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可见海外民族志不仅是中国人类学界的新事物，也终将撼动由西方学术界表述世界的旧格局，这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事件。此外，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者并不排斥使用其他语言写作，始终对与国际学术界开展深入交流秉持开放态度，他们不仅用英语这一国际通用语言写作，还尝试用研究对象国的语言写作，从而通过多语种写作来推动国际学术语言的多元化和更为平等的世界学术格局建设。

　　在为中国知识界和大众写作的过程中，海外民族志研究者必然要面对中国社会的问题意识与海外田野调查之间的张力。在早期的学术生涯中，笔者常常被质疑从事泰国研究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被单一地理解为“关于中国”而非“关于世界”的研究，也正因此，关于中国的研究往往不需要证明自身的意义，但是如果在中国之外做实地研究，就需要特别说明这样做的必要性。人类学是一门关于他者的学问，它的内在驱动力是对于他者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本身就带有更好地认识自我的愿望。笔者认为海外民族志最基本的意义就在于翔实而生动地呈现“另一种文化”和“另一种生活”，并让我们的读者有所触动和感悟。

　　海外民族志的问题意识生成也经历了由远及近的历程，即从关于他者的研究逐步转变为“关于我与他者的共同世界”的研究。随着中国人越来越普遍地参与全球流动，以及中国日渐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我们无法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划定不可逾越的边界。在“全球中国”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充满互动和张力，可以说离开了中国没法谈世界，离开了世界没法谈中国。因此，海外民族志的使命不仅在于促进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欣赏，还在于激发读者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的共鸣和思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外民族志和中国研究之间形成了重要的相互参照关系，关于世界的研究必然同时是关于中国的研究，反之亦然。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关于中国的学问成长为关于世界的学问，我们所强调的中国意识、中国立场和中国视角也必然在世界意识、人类关怀和全球视野中加以定位。

　　语言不仅是表达工具，还是思维载体。用汉语写作海外民族志也意味着自觉运用汉语世界蕴含的思想概念和方法路径去探索和发现关于世界的新的社会事实。费孝通先生在论述文化自觉的时候就强调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等观念有助于我们用不同于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去观照世界。海外民族志研究者在汉语写作中往往会激活汉语思想中的特定表达方式，并赋予其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内涵。不过，在讨论汉语写作与海外民族志的关系时，我们要跳出多个思维陷阱。首先，要避免复古思路和对中国文化的本质主义理解，不能一味地从中国古代思想中去寻找所谓的概念资源。中华文明自古至今都是多文明交融的历史结果，在近代以来更是不断融汇了世界其他区域的思想资源，我们应当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理解中华文明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固化”处理，制造和放大所谓的文明边界，背离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历史事实。其次，不能脱离当代语境和知识系谱去理解和利用中国古人留下来的思想资源。要真正把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进行活化利用，就必须考察不同时代的思想家所做的阐释工作，并明确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可能获得的新内涵。脱离现实处境去追溯所谓的传统，期待用原封不动的古代思想来解决当代问题，都是对先人思想财富的简化处理，也无益于真正的学术增长。

　　值得强调的是，海外民族志的研究者们需要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运用汉语世界的学术概念来指导我们探索和发现新的世界。浙江大学的梁永佳教授提出“以中释外”的研究路径，并试图用老子“贵货不积”的思想去解释现代人类学创始人之一马林诺斯基在西太平洋岛屿上发现的礼物交换现象（“库拉圈”）。不过，就人类学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如何解释库拉圈，而是谁能够发现和呈现库拉圈，并增进我们对人类社会多样且可贵的文化实践的认知。人类学一贯秉持“从实求知”的立场，第一要义是直接面对并尝试描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联通人类思想的可能性，我们要避免将人类学抽象化为哲学思考，也要避免在中西或中外之间划分二元的思想边界。本雅明曾说，译作的任务是通过翻译外国语言来丰富本国语言的词汇，如果说海外民族志在本质上是文化翻译，那么，其意义正在于通过看世界、发现世界和发展新的叙事来丰富我们的思想资源，并达成对人类命运的一般性理解，这与古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志向是息息相通的。

　　（作者系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