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记者  姜红

　　二战结束后，跨大西洋关系为部分欧洲国家的重建和一体化提供了支持，这种关系在冷战期间更是进入了“黄金时代”。然而，随着全球局势的深刻变化和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与欧洲在安全政策、贸易与关税乃至价值观方面的分歧愈加明显。

　　在2025年2月举办的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就民主、移民等问题抨击欧洲，声称欧洲在一些与美国长期共同坚守的核心价值观上出现了倒退。欧洲多位政界人士对万斯的言论表示担忧和谴责。

　　鉴于目前的形势，很多专家认为，欧洲必须重新审视自身在安全事务中的角色，推动形成更具战略自主性的“欧洲支柱”（European pillar）。据路透社报道，2025年3月，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加强北约的“欧洲支柱”，提出欧洲需要提升自主性和强化主权，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实际上，早在2024年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之后不久，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北欧事务主任、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主席安娜·维斯兰德（Anna Wieslander）就发文表示，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欧洲经历了一场“残酷的觉醒”。维斯兰德认为，“欧洲支柱”是一个切实可行的主张，前提是欧洲不仅要加快增加防务开支，还必须将资金用于补足现有军事能力短板，并且投资于自身能力建设，以确保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独立应对安全挑战。

　　由加拿大学者唐纳德·阿贝尔森（Donald E. Abelson）和美国学者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共同主编的《跨大西洋关系：挑战与韧性》（Transatlantic Relations: Challenge and Resilience，以下简称《跨大西洋关系》）一书提出，跨大西洋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美欧权力不对称、全球格局变化、美欧在价值观和信念方面渐行渐远、对世界政治采取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不同视角以及特朗普政府的政策。

　　书中有这样的表述：“美欧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在安全与防务领域，但并不限于此——常被视为双方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美国全球影响力发生变化，世界面临重大地缘政治转型，而美国与欧盟的政治和制度框架对全球变局各自进行了重新阐释。此外，美欧冲突的另一大重要原因是两者在价值观和信念方面的分歧日益加大。另有学者指出，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许多美国政界人士在处理全球政治问题时，往往倾向于强调美国的硬实力属性，而欧盟更倾向于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的软实力。因此，美欧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比如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性、参与并通过多边机构解决冲突等。

　　近几十年，美欧之间的价值观差异日益扩大且影响深远，出现了一种强调文化分歧的倾向。尽管这种倾向的加剧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有所缓和，但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卷土重来。大西洋两岸的价值观差距对美欧之间以及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经济和安全关系产生了直接负面影响。

　　2025年3月，英国《金融时报》刊发美国知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撰写的《特朗普与美国软实力的终结》一文表示，特朗普“过分执着于‘搭便车’的问题，以至于忘了当司机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不过《跨大西洋关系》的作者也表示，尽管跨大西洋关系确实面临挑战，但其韧性来源仍然存在。跨大西洋关系的支撑力量分为硬性和软性两类。硬性支撑力量包括贸易与投资关系、防务与安全合作机制以及交通、通信、能源和跨境水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实体基础设施；软性支撑力量包括共享的价值观及信念、外交关系与实践、文化交流以及涵盖精英、利益集团和民间社会组织的人际与组织性联系。软性支撑力量中，最重要的就是共同的价值观、规范和信念，这些历来被视为跨大西洋关系的基石。

　　芬兰历史学家、瑞士日内瓦国际关系与发展高等学院国际历史与政治学教授尤西·汉希马基（Jussi Hanhim?覿ki）对本报记者表示，美欧关系的韧性来源于其历史关系，一方面，二者基于对外部威胁的相似认知以及相似的政治制度结成安全联盟；另一方面，跨大西洋的大量投资和贸易联系造就了一个约占全球 GDP 1/3、全球消费总量一半的地区。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跨大西洋地区内部以及对外的持续合作才具有现实基础。

　　值得思考的是，在如今的跨大西洋关系中，共同的战略利益是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还是说矛盾与分歧已经成为其基本特征。对于这个问题，汉希马基的回答是：“跨大西洋关系目前正处于变化之中。”

　　汉希马基认为，一方面，在安全和经济领域，跨大西洋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北约如今依然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制度黏合剂。此外，北大西洋地区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很高。他援引《跨大西洋经济2024年度报告》（The Transatlantic Economy 2024）表示，“美国和欧洲依然是彼此最重要的市场和地缘经济基础。世界上没有其他两个地区像美欧这样深度一体化”。另一方面，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达到了新高度。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正在推动欧洲增加防务支出。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不再像过去那样坚定。关税问题也加剧了经济上的紧张局势。汉希马基总结道：“简而言之，跨大西洋关系仍然具有很多结构性和长期优势，但是如今的政治气氛显然是紧张的，需要重新评估，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尤其如此。”

　　有人认为，目前美欧之间的紧张局面主要是由特朗普政府造成的。汉希马基则表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还不足以“危害”跨大西洋关系。目前，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主要是破坏了欧洲对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的长期信任，使得许多欧洲人确信迅速增强欧洲各国的国防能力符合自身利益。

　　在《跨大西洋关系》的作者看来，美欧之间的不和谐关系不能全部归咎于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体现了美国政坛的民粹主义情绪，但这些政策不是导致这种不和谐关系出现的主要原因。影响跨大西洋关系的种种因素在特朗普任期内发挥了尤为引人注目的作用，但它们大多源自多年来持续发展的深层趋势。

　　汉希马基说，美国这一“品牌”的价值在过去几十年里逐渐发生变化，在过去几个月内则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二战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很多国家而言，美国不仅仅是一个他国，而且代表着一种理念和榜样。美国一度是无可置疑的西方领导者。然而，美国的诸多政策，包括21世纪初所谓的“反恐战争”以及美国的军事干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这种观念。特朗普质疑联盟及共同价值观的价值，对各种多元化和包容性项目展开全面攻击，这削弱了很多欧洲人对美国及其领导地位的信任和尊重。

　　有观点认为，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加剧了跨大西洋的价值观分歧，并成为美国政府与北约以及欧盟关系持续紧张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然而，汉希马基特别提出，特朗普及其国内政策并非美国独有的现象，而是更广泛的跨大西洋民粹主义潮流的一部分。他举例说，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有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版本——意大利联盟党、法国国民联盟、德国选择党，等等。“矛盾的是，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反映出的是美国和欧洲政治的相似性，而不是不同性。”

　　汉希马基还表示，任何一届美国政府，包括特朗普政府在内，都无法独自控制事态发展。比如，无论美国采取何种经济政策（包括关税政策），都不太可能改变北美和欧洲的经济均非以制造业为唯一主要支柱的现实。全球化和技术发展已经并且将继续改变世界，而这一势头是任何政治人物都改变不了的。而且，美国也无法控制这样的经济和技术变革在其他国家造成的影响。

　　汉希马基说：“分歧和冲突无疑将成为未来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跨大西洋关系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冲突。”他表示，即使是在冷战期间的欧美关系“黄金时代”，美国和欧洲在北约责任分担、贸易问题以及补贴上也曾屡屡产生分歧。文化冲突更是一直存在，西欧地区长期存在反美主义情绪。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事务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认为，在此前出现裂痕的时候，即使其盟友的利益受到损害，美国仍然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单边行动。但是，很少有欧洲人或者加拿大人认为美国是有意伤害其利益，欧洲和加拿大普遍相信美国真诚致力于保障其安全，而且认同美国的安全繁荣与欧洲和加拿大的安全繁荣息息相关。然而，对于大多数欧洲政界人士而言，尤其是对出席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欧洲政界人士而言，当前的形势与过往迥异。“自1949年以来，欧洲各国领导人首次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美国总统不仅对北约冷漠、对欧洲领导人轻视，甚至对多数欧洲国家怀有明显敌意。”

　　这不禁令人质疑，美国是否还将一如既往地发挥其在北约中的作用？对此，汉希马基指出，目前，美国仍然是北约成员，仍将在事实上继续担任北约抵御外部威胁的主要安全保障者。

　　不过，汉希马基也提出，跨大西洋关系无疑需要重新调整。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美国多年来诸多不满情绪的一种极端化表现。这并不意味着跨大西洋关系的终结，而是意味着这段关系需要改变，欧洲人要对自己的防务承担更大的责任。

　　沃尔特在2017年时就撰文称，如果欧洲能够在维护自身安全方面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将是理想的局面。汉希马基认为，事实上，欧洲各国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他提出，将一个多边联盟的未来寄托于单一国家，这无疑是对“多边主义”理念的讽刺。因此，很多欧洲国家正在大幅增加国防支出。不过，鉴于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差距，欧洲还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军事上的自给自足。他建议欧洲在增加军费开支的同时尽量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即使2028年美国选出一位更“亲北约”的总统，欧洲也应该继续实施这一战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欧洲国家，如意大利等，都不愿意增加军费支出，而且欧洲各国间的分歧可能会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