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是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在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必须以守正创新的研究方法、“两个结合”的重要原则、文明互鉴的全球倡议、问题导向的实践要求为根本指针，才能推动新时代中国伦理学发展迈上新台阶。

　　牢固确立守正创新的中国伦理学研究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守正创新”列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立场观点方法，要构建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就必须遵循“守正创新”的伦理学研究方法。所谓“守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原理不动摇，只有如此，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所谓“创新”，就是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不断拓展伦理学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以新的伦理学理论指导新时代的道德伦理实践。

　　在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涉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不同学科，其中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无疑处于核心地位。

　　运用“两个结合”原则正确处理古今伦理之争。在科学构建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自始至终面临着如何正确把握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与现代伦理思潮之间辩证关系的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一方面，五千多年深厚的道德伦理文化底蕴，使得我们对本民族的道德文化遗产充满了礼敬与自豪；另一方面，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和国家的内忧外患，我们又对自身的道德伦理文化产生了深刻质疑。由此“古今之争”就成为一百多年来缠绕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持久梦魇。它们割裂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用今天的标准衡量古代道德文化，将传统道德置于现代道德的对立面，全面拒斥和否定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最终走向民族虚无主义境地。

　　要正确解决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精神世界面临的上述重大理论争议、有效构建当代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就必须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两个结合”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因此，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应当被视为中国人民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不仅为我们求解一百多年来的古今之争提供了科学之道，同时也为我们在构建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中国传统伦理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根本圭臬。这就提示我们，一方面，要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手术刀清理数千年中国传统伦理陈陈相因的历史积弊，让中国真正优秀的伦理传统得以囊锥出头、披沙见金；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绵延几千年的中华传统伦理是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深厚根基，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延续着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只有让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激活中华传统道德伦理的现代活力，在中国传统伦理参与形成的中华民族道德心理、精神特质和人格气质的哺育下，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最终培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参天大树。

　　通过文明互鉴促进中西伦理文化的深度融合。自晚清以降，伴随西方文明的惊涛拍岸，中西方伦理文化之间的相遇构成了19世纪中国道德伦理发展的基本历史场景，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至今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基本走向。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中体中用、西体西用、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重要类别，在上述理论指导下，近现代以来我国伦理学界出现了不少颇具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就是运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方法构建起来的包括道德伦理问题在内的复杂性人生哲学体系。

　　究竟如何科学求解延续至今的中西文化之争，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明交流互鉴的全球倡议立意高远，无疑是指导我们实现中西伦理文化深度融合的重要指南。他多次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只有通过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才能促进各国文明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进而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追求的人类共同价值。上述理论为我们构建新时代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方向，因为我们强调构建中国伦理学的主体性和民族性，并不排斥其他国家的伦理学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中国伦理学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道德伦理发展的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推动中国伦理学的繁荣进步。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鲜明特点，只有深入聆听时代的声音，努力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道德伦理领域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各种问题，落实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具体办法上来，才能准确把握道德伦理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推动构建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

　　回顾伦理学在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不断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道德伦理问题中，持续推动中国道德伦理理论与实践的全面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面对中华民族遇到的各种国内外矛盾，开展了全面的思想、组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斗争，将壮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崇高的理想主义追求、严格的集体主义原则、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当作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的根本道德要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新中国成立后颁布实施的第一部《婚姻法》将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列为我国公民的基本家庭道德准则。在1963年的学习雷锋运动当中，把雷锋同志“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当作全国人民的道德追求。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道德风尚被广泛普及开来。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依据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形势需要，通过五讲四美三热爱、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思想道德教育活动，特别是通过制定2001年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2019年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我国的道德伦理建设推上一个崭新的台阶。

　　不难看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要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通过“守正创新”的研究方法，紧密联系“两个结合”的重要原则，高度重视“文明互鉴”的全球倡议，最终在“问题导向”中大力推动中国伦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走向全面繁荣进步。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

　　审核：李建军

　　责任编辑：蒋净柳 王志强

　　网络编辑：张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