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深入分析和探究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成果以及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经验，揭示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逻辑机理与发展规律，对于准确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髓要义、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历史传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基因。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基因，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演进中形成的特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层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这一文化基因以“多元共生”与“一体凝聚”的辩证统一为内核，既包容差异性与多样性，又强调共同性与整体性，构成中华民族从历史传统到现代转型中维系团结的思想资源体系。从历史生成逻辑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奠基于早期多民族互动交融的实践。先秦时期“五方之民”的共生状态、秦汉“大一统”政治架构下的文化整合，以及隋唐以降通过丝绸之路、茶马贸易等实现的跨地域文明互鉴，均体现了“多元”与“一体”的动态平衡。历代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制度设计，既尊重生活在边疆地区的人民的民族特性，又以礼乐文明为纽带构建共享的文化认同，形成“多元中有一体、一体中含多元”的文明传统。这种历史实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合法性根基，证明统一性与多样性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共生的文明经验。

　　就文化机制而言，多元一体的文化基因通过极具中国文化底色的路径形塑共同体意识。其一，“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整合。中华文化以“天下观”“家国同构”等理念超越血缘与地域界限，将不同民族的文化符号（如神话传说、节庆习俗）纳入共同的意义网络，既保留各族群的文化主体性，又提炼出龙图腾、汉字、二十四节气等共享符号，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认同框架。其二，“大一统”价值观的凝聚功能。儒家“修齐治平”的伦理秩序、道家“万物并育”的和谐观以及“四海一家”的政治理想，共同熔铸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促使个体认同从族群层面升华为对中华文明整体性的归属。这种文化机制不仅化解了“多元”可能引发的离心力，更通过价值观引领将差异转化为共同体发展的内在动力。在现实维度，多元一体的文化基因为应对现代性挑战提供了思想资源。经济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冲突、身份焦虑等问题威胁多民族国家的稳定，而中华文化传统中“求同存异”的智慧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方法论启示。

　　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发展通过与中国具体民族问题相结合的历史性创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这一理论进程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内核，以中华文化传统为土壤，以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现实需求为导向，构建起兼具科学性与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支撑与价值引领。从历史演进逻辑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经历了“理论引入—本土转化—体系创新”的跃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反对压迫”等原则，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抗日”等主张，奠定中华民族整体性认同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政策实践，确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法理基础，实现“多元”与“一体”的制度化平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原创性命题，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基本内涵、目标任务和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了系列论述，深刻回答了“为何铸牢，铸何为牢，铸牢为何和铸牢何为”等重大问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精神力量。在这一重要思想指引下，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这一重要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提升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入体系化成熟阶段。

　　在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突破以往理论范式的局限性，形成三大核心突破。其一，重构“民族”概念的解释框架。摒弃西方民族理论中对立的叙事，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将“中华民族”定义为历史形成的命运共同体，既承认各民族文化的区别特征，又强调政治共同体的一体性，破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理论张力。其二，创新民族问题的解决路径。以“发展”作为主线，将民族问题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通过脱贫攻坚、区域协调发展等政策，消除民族隔阂的物质根源，践行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其三，构建“共同体”话语体系。以“五个认同”为核心，融合中华文明“大一统”“和合”文化基因，形成超越西方“民族主义”叙事的认同建构模式，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华文明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

　　实践路径：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经验积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的历史实践中，通过持续探索与经验积累，构建起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实践路径，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操作化的行动框架。这一路径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传统，融合不同历史阶段的治理智慧，形成“制度保障—政策创新—文化融合—社会协同”四位一体的实践范式，系统回答了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团结与发展的时代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共同”重构了中华民族叙事体系，“五个认同”构筑了价值共识的核心坐标，“四个与共”升华了民族关系的内涵本质，将民族工作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推动政策实践从“平等保障”转向“共同体建构”、从“差异管理”转向“一体共融”。

　　从历史经验维度看，党的民族工作大致历经“平等团结”“制度建构”“发展赋能”“共同体深化”四个阶段，逐步凝练出三大核心经验。其一，“统一与自治相结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宪法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安排，既以“统一性”确保中央权威与法律尊严，又以“自治性”赋予民族地区经济管理、文化传承、社会治理等多项法定自治权，特别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与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写入法律文本，既强化了“全国一盘棋”的政治共识，又通过《兴边富民行动规划》改善边境县基础设施，边境地区GDP年均增速达8.2%，这种“大统一”与“小自治”的辩证统一，形成了“多元中立主导、差异中求统一”的制度韧性。其二，“发展促进团结”。新时代以来，我们将“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转化为专项扶贫资金的精准投放，助力民族贫困县全部摘帽，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共享使“共同富裕”成为最大共识。其三，“交往交流交融”。通过空间重构、文化再造与制度创新三维发力，在物理空间上，实施“互嵌式发展计划”，建设多民族混合社区，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东中部城市，促成200多对跨省结对帮扶城市；在文化心理上，开展“全国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程”抢救整理《格萨尔王传》等典籍，借助“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VR技术复原茶马古道商贸场景，将“和而不同”理念转化为可触可感的集体记忆；在制度上，建立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测评体系，将“五个认同”纳入公务员考核指标，通过“访惠聚”驻村工程解决民生诉求，使民族地区群众满意度十年提升3.6倍，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融合工程，将“中华民族一家亲”从政治话语转化为对跨民族婚姻、混合就业企业的生活实践。

　　在方法论启示层面，党的民族工作彰显出三重实践智慧。一是系统性思维，将民族问题置于国家治理全局中统筹。二是动态性调适，依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调整工作重心，如从“维稳为主”转向“治理与发展并重”。三是人民性导向。民族团结工作说到底，就是做人的工作，明确道出民族工作的本质就是服务人民，而人民获得感成为认同建构的核心动力。面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冲突风险引发的身份焦虑，党的民族工作实践既通过“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筑牢物质基础，又以“五个认同”教育强化精神纽带，更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国内民族团结经验拓展为文明互鉴的国际实践。这一路径不仅证明了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可行性，更通过“实践—经验—理论”的螺旋上升，为人类解决民族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