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一般有三种不同的观察立场：“道统”关注理想政治伦理，“治统”聚焦现实政治运作，而“学术立场”则致力于发现治理规律。如果我们希望在一种相对独立而兼容并包的学术立场下审视中国国家治理，便无法回避其中的“心理层面”。原因在于，国家治理的根本在于“民情”和“民心”；任何治理行为都必须回应社会的真实心理。过去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制度设计、权力结构和政策执行等层面，而对国家治理中的“心理层面”，包括人们的动机、情感、认同等如何交织为社会行动和决策的深层动力，尚缺乏系统性考察。传统的心理学范式常常将治理问题还原到个体认知层面，用于分析宏大复杂的国家治理体系时难免失真。相较之下，国家治理范式超越单一学科思维，以现实问题为中心，专注于制度—心理的互动，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前景。正是在这一思路下，景怀斌教授的《国家治理心理原理》通过构建一套以“心理层面”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知识体系，为理解国家治理打开了新的视野。

　　从根本上而言，国家治理行动是围绕合法性与有效性这对核心逻辑展开的。这一逻辑不仅体现于国家政治决策和行政实施中，也与个体心理层面的情感与理性、社会层面的公平与效率需求，以及国家机构的政治价值与行政技术之间的平衡密切相关。

　　在不同文明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下，国家治理模式及特征往往各具差异。中国历史中形成的“天道—民心”的权力终极观、“家国一体”的国家观、“大一统”国家形态观、“仁政”理想、“皇权为中心”的权力等级观、“养民教民”的人民观、“选贤任能”的精英观和“礼范刑辅”的治理观，虽经历史变迁仍延续至今，进而塑造出“国家中的社会”的治理观。作为一套共享的意义系统，传统政治文化既提供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依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并持续塑造着中国政治活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情感诉求。与之相比，西方在希腊—罗马文明、中世纪神权与王权博弈以及主权与竞争性国家发展的历史脉络中，逐渐形成了“社会中的国家”这一不同的治理路径。由此带来的社会心理差异至今仍然深刻：在中国，人们对国家抱有强烈的道德期待与情感依附，“德命”隐喻不仅是对国家生存本质的概括，亦是国家长治久安赖以维系的深层心理基础；而在西方，更多是依靠法律和契约来界定国家角色。这些心理文化上的差异不断塑造着不同国家的治理模式。在当下，如何平衡经济、文化和政治需求，兼容“国家中心”与“社会中心”的价值取向，已成为国家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使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理念从传统的“天道—民心”逐渐转为以“人民”为核心。这种理性化、现实化的革命性转换，构成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础。具体而言，“人民”理念在中国政治语境下具有三重意涵：首先，它承继了“民本”传统，对接并置换了传统的“天道”理念；其次，它使公共政策在“目标人群”上具备了“众数”的广泛覆盖；最后，它把人民视为“行动者”，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国家治理。诸如此类的政治理念一旦通过制度安排、教育宣传等渠道得以体制化，就会发挥重要的心理功能，深刻影响公众对国家角色和秩序的认知与认同。

　　在治理过程中，制度本身同样具有重要的心理维度。制度之所以能够规范行为、整合资源、体现国家意志，不仅取决于规则设计本身，更在于社会成员对制度的理解和认同，以及准自愿的执行意愿。从国体、政体、党政嵌套的组织体制，到公共政策再到法律法规，都深深嵌入了人们对权威与秩序的心理态度。中国国家治理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党性、组织、共享文化、利益、话语、道德、技术和法律”八种常见的治理方式。它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共同发力，并深受文化心理背景的影响与制约。

　　领袖往往被视为国家意志的象征，其心理结构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国家愿景的构建。国家领导力并非单纯的个人领导力，而是政治领袖与国家制度相结合之后所展现的整合与引导能力。具体而言，这种领导力既包含由国家制度本身所决定的“体制引领力”，也体现为“过程控制力”，后者主要取决于领导者对历史经验、未来趋势、领导群体及民意心态的把握与整合。政府决策与执行则依赖多层级政府体系，不同层级各自蕴含相应的心理机制和运行逻辑：中央层面的决策往往具有全局性、宏观性与长远性，融合了理性工具（实事求是）与情感价值（以人为本）；省级决策则具有明显的“二次决策”特点，是中央决策在地方层面的适应与调节；县级政府的决策则侧重于执行和具体引导；乡镇政府则偏向于情境化和末端落实。

　　无论是领导者的角色，还是多层级政府决策的运作，都离不开对“人性”与“人在”的理解。“人性”体现为对人类属性的总体价值认定及其政治推论，“人在”则关注真实的人在社会结构与制度环境中的具体心理状态与行动逻辑。如果忽视对“人在”状态的把握，治理制度容易失效，沦为形式主义。作为一种“无形资源”，人的心理资源直接支撑政策效能与社会运转，构成治理有效性的微观基础。但也会蕴含风险，随着社会变迁和压力集聚，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新的治理难题。它不仅影响个人福祉，更可能在危机情境中触发重大社会风险。

　　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民心”既是治理过程展开的心理基础，又是治理效果的体现。它连接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行为与民众自下而上的情感与认知反馈，只有在二者之间形成有效互动，治理才能获得真正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与民情的情绪氛围、民意的群体态度相比，民心是一种更为稳定而深层的心理结构，体现民众对国家体制与政策的整体感知和价值判断，既关乎理性认知，也扎根于情感认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民本”与“德治”理念，提供了民心观念的文化土壤。“民心”的生成机制可概括为“政策—心理—传播”三维结构：政策回应民众需求构成前提，个体心理结构决定接受程度，传播机制塑造认知与态度。本书的实证发现表明，民心与政府满意度、政党认同、安全感等心理变量紧密相关，并受传统文化、国家认同、政策受益感和信息信任等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公共政策正是民心形成的关键载体，民众的“获得感”“欣慰感”不仅源自实际效用，也体现了对治理方式的心理反馈。只有当政策与人民期待实现深度契合，民心才得以凝聚，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才能落在实处。

　　社会激励机制是现代国家激发治理活力、增强制度效能的关键工具。中西方在激励文化上有所分野：西方激励体系受新教伦理与实用主义影响，更多强调通过个人努力实现职业成就；中国传统则以道德修身与家族荣耀为激励核心。然而，无论在何种文化情境中，最有效的激励都来自个体内心的动能，当公共政策能有效调动并满足需要、将这种动能制度化时，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向心力。中国历史上的军功制和科举制就是通过奖惩和选拔制度来调动社会行为的典型例证，不仅实现了人才的政治整合，也在社会心理层面塑造了稳定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忠诚。现代国家面临多元需求，逐步形成了教育—社会地位、职位—晋升、荣誉表彰等多重激励体系，激励手段也从传统的符号型向利益—符号型演变。要构建良性循环的激励结构，制度设计必须体现公平的准入、合理的分配与动态的反馈。公平原则不仅是激励合法性的来源，更是社会整合在心理层面的重要保障。

　　总而言之，国家治理的本质，乃是制度逻辑与人心机制之间的深度耦合。制度只有嵌入人们的心理认知与情感预期之中，才能充分发挥效能。因此，国家治理不仅需要依仗法律和行政等硬性制度，也离不开文化、道德、话语等软性机制。国家治理是一个“制度—心理”持续互动的过程，其关键在于理解人、回应人、激励人。唯有通过对人心的尊重、对现实情境的洞察，以及制度与心理的紧密耦合，才能推动国家这个“生命体”实现稳健而长久的发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