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社会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我们看到“全球化”在往前推进，我们生活在地球村，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声音在增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地区冲突不断，所带来的现实是地区和世界越来越分裂。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作为全球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实现共同发展合作共赢，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

　　我们生活在亚洲地区，生于斯长于斯。自古至今，我们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现实的客观的条件。此外，从历史到现在，我们亚洲国家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特别是近年来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外交，应该说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当然再有一个就是中国的作用，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从各个层面都能感受到中国的外交更加奋发有为，中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个世界以及我们身处的亚洲更加美好。从现实基础来说，无论是地理上、历史上还是中国自己的主动性上，都有一定的基础。

　　首先，当前更多看得见的成果还是在经济层面。在安全层面，虽然说中国做了一些积极的努力，但中国的声音和国际社会的期待还是存在落差的。

　　再一个就是机制化建设，怎么把成果落实到机制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澜湄合作等等，推进机制化建设，但是还不够。因为全球治理赤字在增大。当然包括亚洲命运共同体，就这个概念本身，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去阐释去传播，因为整个国际社会对于命运共同体，它到底是什么，它和历史上中国奉行的相关的一些理念或政策，譬如朝贡体系有什么区别？和西方提出来的像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提出来的门罗主义又有什么区别？其实国际社会还在观望。在概念本身，中国还要做出很多努力去阐释、去传播。

　　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之后，我们提出了亚洲命运共同体，同时我们还提出了像周边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它们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另外还有一个先和后的关系，习近平主席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从亚洲做起。这个先为什么是亚洲？尽管中国今天是一个全球性大国，有着全球性的影响，但是我们主要的利益或者说我们最重要的影响还是在亚洲地区。而且从历史上说，从大国复兴、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如果一个大国周边不稳、周边不发展，这个大国很难实现可持续的崛起。所以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一带一路”、亚投行、澜湄合作等等，在这些机制化建设上，发力最多的还是在亚洲地区。

　　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当中，“三大全球倡议”更有针对性。“三大全球倡议”首先提出来的是全球发展倡议，我们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当中，最容易构建的实际上还是经济方面的共同体，所以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很多国家愿意和中国建设共同体，可能最直接的一个动力就是觉得可以从中间获得经济方面的好处。所以全球发展倡议在亚洲有着非常强的针对性。

　　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全球安全倡议在全球发展倡议之后提出。近年来，我们外交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提法就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一带一路”在共建地区有很多的项目，如果经常发生冲突、内战甚至国际冲突，怎么能够保证这些项目顺利地推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明确有两个提法，一个要建立健全周边安全工作协调机制，还有一个提法是要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这说明中国进一步积极主动地去完善全球安全的治理。

　　说到全球文明倡议，命运共同体不像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或者其他形式的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情色彩。我们大家是同一个命运的。“三大全球倡议”不是平白无故提出来的，它不仅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非常重要的三个平台，而且也有很强的针对性。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还是“三大全球倡议”，它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像全球发展倡议，不仅在联合国这个平台上成立了相关的推进机制，国内也有相关的部门去专门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决定》里明确提到要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三大全球倡议”作为一个实践性的平台，它正在扎扎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