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列于传统医学四大经典之一，被后世尊为“医家之宗”，其中不仅蕴含多学科知识，还蕴藏着丰富的思想理论。然而，由于其文古远艰深，不易传解，以至今日几成绝学。

　　今之“中风”，以猝然昏仆、不省人事、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语言不利或不经昏仆而仅以喎僻不遂为主要见症，是临床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对于中风的最早认识当首推《黄帝内经》，其中虽未有专篇论述，但却散见于诸篇之中，对中风病的论述比较全面。

　　“中风”首提于《黄帝内经》的《素问·风论》，“饮酒中风，则为漏风。入房汗出中风，则为内风。新沐中风，则为首风。久风入中则为肠风飧泄”。而该处“中风”所指的均是外感病，与今之中风病名同实异，截然不同。随着中风病不同的病因、症状和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命名。

　　以病因命名，对于昏迷，有仆击、大厥、薄厥等描述，《素问·调经论》“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证，即猝然昏仆，不省人事；以疾病的症状命名，对半身不遂，有偏枯、偏风、身偏不用等不同名称，“风中五藏六腑之俞……则为偏风”，“偏枯，身偏不用而痛”，“偏枯”即半身不遂或偏身麻木；对言语不利，有痱风，喑等，“痱之为病也，身无痛者，四肢不收，智乱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则不能官，不可治也”，“人中为喑者，阳盛已衰，故为喑也”，“喑”即语言謇涩或失语。

　　故以上病名所论及的病证基本与今之中风病的概念相同。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指出：“按内中风之证，曾见于《内经》，而《内经》初不名为内中风，亦不名为脑充血，而实名为煎厥、大厥、薄厥”，与现代医学观点较为接近。清代张山雷在《中风斠诠》中亦指出：“煎厥、薄厥、大厥之病情，大致相似，则亦猝然昏瞀之中风也。”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中指出：“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对其症状描述为“僻不遂……肌肤不仁……不识人……舌即难言，口吐涎”等，此与今之中风病的表现相同，首创中风病名，沿用至今。

　　中风病的最常见因素是外有邪风侵袭，内有正气虚弱。《灵枢·九宫八风》“风从西北方来，名曰折风，其伤人也”，而“其有三虚（虚人、虚年、虚风）而偏中于邪风，则为击仆偏枯矣”。而《灵枢·刺节真邪》曰：“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营卫，营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进一步说明此病理现象的发生发于营卫气血虚弱、络脉空虚之时，风邪乘虚而入，留着于肌肉腠理之间，游走于四肢经络之中，由经络内传脏腑而致病。亦即“风中五脏六腑之俞，则为脏腑之风，各入其门户所中，则为偏风”。可见，贼风虚邪虽必起毫毛而发腠理，各不相同，发病与否在于正气的虚实。

　　《黄帝内经》中病机十九条言，“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而《灵枢·本神》也说：“肝气虚则恐，实则怒。”《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又曰：“木郁之发，耳鸣眩转，目不识人，善暴僵仆。”情志伤肝，易引发中风。《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有伤于筋，纵，其若不容；汗出偏沮，使人偏枯。”张锡纯对这段经文解释为“知其为肝风内动，以致脑充血也。其曰薄厥者，言其脑中所菀之血，激薄其脑部以至于昏厥也”，人身阳气因大怒而气血皆逆，导致形气俱绝，肝失所藏，四逆妄行，郁积于上巅元神，致人薄厥。王冰注曰：“夫人之身，常偏汗出而湿润者，久久偏枯，半身不遂。”汗出偏沮，机体气血干涩失其和畅，甚则偏身肢体闭塞不通，络脉失养而致半身不遂。

　　《素问·通评虚实论》中提到，凡是“痿厥”“偏枯”“气满发逆”之类的病症，究其原因都是与不良的饮食习惯有关，“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甘肥贵人，则膏梁之疾也。”张山雷在《中风斠诠》中为之解言：“《素问》谓仆击，偏枯，肥贵人为膏梁之疾，则痰湿壅塞，皆在不言之中，固未尝以为中风也，然因痰湿而生内热，因热而动内风，痰也，热也，皆是实证，河间主火，丹溪主痰，皆从痰热壅塞着眼，均切病情也。”以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肥甘太过或饮食不节，可使脾失健运，聚湿生痰；又因痰湿素盛，腠理固密，气机郁滞，这种体质易致经隧闭塞，气血不通，郁而化热，热盛动风，气血随之逆乱，痰郁阻络蒙窍，则现中风之象。此与临床所见中风病高发之人的情形基本相符。

　　脏腑阴阳俱伤，气血闭隔不通，不能敷布周身，可发中风病。《素问·大奇论篇》“肾雍，脚下至少腹满，胫有大小，髀大，跛易，偏枯……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鬲偏枯”。肾气壅滞，经脉气血不畅，肢体失于荣养，久之出现“胫有大小”的病候；“心者，元阳君主宅之，生血生脉，因元阳不足，阴寒乘之，故心脉小坚急……则不能致其气于气海，而宗气散矣，故分布不周于经脉则偏枯”。而胃为水谷之海，胃气虚，形体必失养而不用。《素问·脉解篇》又曰：“内夺而厥，则为喑痱，此肾虚也。少阴不至得，厥也。”说明中风与肾虚有关，临床表现为双脚不能行走，不能正常言语。刘河间据此创地黄饮子，养阴回阳以固肾，开痰泄浊以治标，为后世广泛运用于治疗因肾虚而致的脑萎缩、脑梗塞或局灶性脑炎所致偏枯、失语等症。

　　《黄帝内经》对中风病的治疗详于针而略于方药。《灵枢·热病篇》：“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变，志不乱，病在分腠之间，巨针取之，益其不足，损其有余，乃可复也。痱之为病也……病先起于阳，后入于阴，先取其阳，后取其阴，浮而取之。”《素问·调经论》云：“血气以并，病形以成，刺此者取之经隧，取血于营，取气于卫，泻实者气盛乃内针，针与气俱内，以开其门，是谓追之。”《灵枢·刺节真邪篇》记载：“泻其有余，补其不足，阴阳平复，用针若此，疾于解惑。”同时提出“治痿独取阳明”的针刺取穴方法。在平调阴阳，补虚泻实，表里异治，调和气血的常用大法下，施以补、泻、平补平泻及表里双解的不同针刺手法，达到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左治右，以右治左的目的，使气血畅流，肢体得养。虽未言及具体的治疗方药，但其论述为后世组方立法确定了原则和方向。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未病”即是疾病未生、未盛、未传、复而未愈的状态。未病先防，在疾病发生之前通过摄生调养的方法，防止疾病的发生。如《素问·上古天真论》的“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虽未指出具体中风病的特殊预防方法，但顺应自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外避虚邪贼风，内而调摄精神的摄生原则普遍适用，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形与神俱”，自然远离中风的病因，防止发病。

　　已病防变，在疾病发生后，尽早正确治疗，防止疾病的进一步发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应掌握疾病的发生规律，早治疗，防止传变，“平治于权衡”。“治未病”的思想，其摄生原则与方法对于中风病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目前正在进行的“贺氏三通法”对脑梗死急性期生活能力影响的疗效评价研究也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黄帝内经》从病名、病因病机、治则治法及防治对相关中风病进行了论述，虽缺乏系统性，概念也欠缺明确性，但《黄帝内经》相关的中风思想，一直影响着后世医家，有效地指导着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成为后世医家防治中风病的理论渊源。

　　（作者系北京中医医院内蒙古医院副主任医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