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侠文化有着鲜明的特征：一诺千金，重于生命，以信立于天地；赴士厄困，千里赡急，以勇撼于人心；除暴安良，扶弱济贫，以义济于民间；性情旷达，独立不卓，以气动于人群。秦汉以后，中国侠文化“出史入文”，文学成为侠文化主要的传承与彰显平台。千古文人侠客梦，在文人的想象中，侠文化显现出无尽的想象力。但是，由于缺少史传，中国的侠文化缺少学术理论性和学派传承性，只能附丽于主流文化。在中国传统侠义文学中，儒家武侠是主要形态。在儒家文化中彰显侠义精神，不仅因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还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中国君子的成圣之路，同样也是中国文学中侠客的成侠之路。打破这一儒家武侠格局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蜀山剑侠传》将道教的劫运文化、通天福地文化与侠文化结合在一起，使武侠开始走向仙侠，开辟了中国武侠小说的新境界。在此基础上，金庸的武侠小说打开了新的文化空间，他将中国的侠文化与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传统主流文化交融在一起，另辟蹊径，打造出了一套完整的文化武侠小说体系。

　　浙东学术思想的影响

　　文化既是一种价值规范，也是一种价值认知。价值规范主要是一些原则和知识，价值认知则将这些原则和知识化为我用，并使其灵动。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韵味十足，在于他以其家乡的浙东学术思想作为文化认知的基础。也可以说，金庸对浙东学术思想的认知使其小说充满了生命力和创新精神，创造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武侠。

　　从地域上说，浙东是指钱塘江以东地区。南宋以来，浙东地区文人辈出，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思想体系，被称作浙东学术思想。浙东学术思想以王阳明的心学和黄宗羲的史学为核心。海宁虽在浙西，但是学术思想并没有被一条钱塘江所阻隔。查家以文为业，书香传家，一门十进士，兄弟五翰林，浙东学术思想自然渗透进了查家的家学之中。金庸自幼受家学影响很深，对先祖查慎行尤其崇拜，《鹿鼎记》的回目就取自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中的诗句。从浙东学术思想出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金庸武侠小说的独到之处。

　　以民为本的核心理念

　　天下之大，民为本。民本思想，孟子早已提出，但是将其作为一种文化思想，并成为一种学术传统，黄宗羲等浙东文人有着重要贡献。君为客、民为本，黄宗羲的《原君》等应该是中国传统文人将君、臣、民关系阐述得最为深入的著作了。国家之所以要设立君主，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释其害。《碧血剑》就是民本中心论。在小说中，袁承志之所以放弃杀皇太极，是因为他听到皇太极说了这样的话：“南朝之所以流寇四起，说来说去，也只一个道理，就是老百姓没饭吃。咱们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让天下百姓人人有饭吃……”他离开李自成就是因为李自成做了皇帝以为天下就是其所有，残害忠良，致使百姓涂炭。民为本的思想到了《天龙八部》中就是以天下百姓为先，反对一族、一种、一姓之争斗。发展到《鹿鼎记》，作者更是将百姓的安宁置于首位。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是黄宗羲民本思想的核心，以民为本的理念贯穿金庸小说创作的始终。

　　致良知与心侠形象的打造

　　侠在心中，致良知。金庸小说中有两个人物被很多人喜欢，一个是杨过，一个是令狐冲。他们率性而为，既有鲜明的个性，又都有自身为人处世的原则；他们尊礼行义，行侠仗义，但是绝不拘泥于礼法，可称为心侠。这种随心行侠的最初形象是黄药师，但是黄药师做人、做事偏激，只能称作黄老邪。杨过是金庸精心打造的心侠形象。他喊洪七公师父，认欧阳锋为干爹，在他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世俗的侠邪之分，只有内心的感知；他放弃杀郭靖的念头是因为感知到他的郭伯伯处处护着他，义薄云天；他娶师父小龙女为妻，根本不在乎别人什么看法，只因为他认为小龙女是他的真爱；他救郭襄，帮助郭靖守襄阳城，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应该这么做。侠由心生，这是杨过形象的最感人之处，也是最深刻之处。金庸显然是将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的思想融化于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了。在古墓中，杨过与小龙女结为夫妇。他说：“什么师徒名分，什么名节清白”，统统不必在乎。这是对程朱理学的挑战，使人想起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只不过将王阳明得道的贵州洞穴移到了湖北的古墓。令狐冲可以看作金庸小说心侠形象的“放飞”。令狐冲没有杨过那么多心结，形象阳光，超越正邪与权谋，他尊师、尊礼、重诺言、轻生死，他的侠情、侠义在率性挥洒中呈现。这应该是金庸写得最为痛快的心侠形象。

　　知形合一与侠文化的新境界

　　知行合一，行为真。真知需要落实于行，不能行就不是真知。王阳明的知行观发展到黄宗羲就是气质人心的浑然流行，致良知就是合乎规律的行良知。金庸在小说中化用了这一学术思想，打开了他塑造侠客形象的思路，将中国侠文化推向了新的境界。

　　一是以行为来判断侠义。杨过之所以认为郭伯伯是大侠，不是因为郭靖的多次言语劝善，而在于郭靖的行为；岳不群之所以受到鄙视和嘲笑，是因为他的知行分离。金庸小说中大侠的养成并不受之于口头教诲，而是来自对他人行为的认识和自我行为的反省。二是突破传统侠义的标准。何为大侠并非由一种文化思想所规定，只要是现实生活中行得通的都是真知，都能成为大侠。存在就是必然，韦小宝没有武功，但他在现实生活中行得通，也可以算作另一种意义上的“侠客”。三是赋予侠客独立的个性。武侠小说是类型小说，金庸以人的成长统领武侠小说的各种类型、各种模式，使得那些类型和模式有了灵魂。金庸小说中大侠的武功都受教于名师，但是顶级的武功均是自创。自创的顶级武功一定是与个人的生平、气质、心智浑然一体。杨过顶级的武功是“黯然销魂掌”，共十七招，招招都是心灵的表现。独孤求败在剑冢中写他用剑的五重境界，何曾不是人生的五重境界。金庸小说中的人物以及侠性、侠行之所以写得生动，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真知在规律中，规律在行动中，行动在人心中，而非那些条条框框的规范和道理。

　　容纳变化与博采众长

　　容纳变化，崇博雅。与中原文化有着清晰的传承路径不一样，浙东学术思想基本上是从中原文化思想中吸取精华，再依据自身的认知展开具体的学术思辨。因此，在浙东学术思想中，儒释道等多种文化常常交融在一起，流派、学派众多，且各有传承。多样性的文化在个性中获得统一，这是浙东学术思想形成、流变的重要特点。当金庸将这一学术思想作为创作方法构建侠文化和打造武侠人物时，武侠小说创作自然就有了独特的魅力。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归于自我，这是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重要思路。金庸的武侠小说写了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各种文化思想，都是选取其中的精华，目的是打造侠义、侠情，阐释侠理、侠道。这就是他小说中那些大侠的成侠之路并不相同，但大侠形象却都光彩耀目的原因。

　　这样的创作思路同样表现在他小说的武学思想上。在他的小说中，凡是追求定于一尊的人物均成不了大侠，凡大侠必是兼容并包整个江湖世界；凡是拘于一个门派的武功绝不是最高武功，最高的武功必是融会贯通，无论正邪。博采只是一种路径，自我才是目的。《笑傲江湖》中有一段关于酒与酒杯关系的论述十分精彩：关外白酒要用犀牛杯，葡萄酒要用夜光杯，高粱酒要用青铜古杯，百草美酒要用古藤杯，状元红要用古瓷杯，梨花酒要用翡翠杯……不同的酒要用不同的杯子，是因为只有不同的杯子才能发挥出不同酒的不同功效，体现出不同酒的特点。于是，《射雕英雄传》写墨家反战兼爱的思想最能体现宋、元、金三国乱世混战背景中的侠义思想，《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写至情至性最能体现杨过、令狐冲的心侠形象，《天龙八部》中的重点人物个个冤孽太重，主张消弭放下的佛学思想最为适用，不同的创作目的需要不同的文化来呈现，进而打造出不同形态的侠文化和不同心态的大侠。

　　金庸小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构造了侠文化的大传奇，给予其文化修养的是他家乡的浙东文化学术思想。犹如一棵文化之树，浙东文化学术思想是金庸武侠小说的根脉，枝之所以繁，叶之所以茂，源于根脉的强劲和灵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基础类重点项目“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与大事记整理研究”（20AZW01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