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区域发展的交汇点上，一座座考古遗址公园正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时空桥梁。近年来，随着国家文化公园体系建设深入推进，各地考古遗址公园创新实践频出——通过科技赋能保护、文旅融合发展的双轮驱动，这些沉睡千年的文明现场正在焕发全新生命力。随着第五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正式公布，我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扩展至65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形成特色文旅消费链的同时，更带动了周边产业升级。

　　考古遗址公园这种“以保护为前提、以展示为核心、以融合为路径”的发展模式，既避免了遗址公园沦为单纯的旅游开发区，又突破了传统博物馆式的静态展示局限，为全球大遗址保护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方案。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持续转化，这些承载着文明基因的考古遗址公园，正在成为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让收藏在大地的遗产真正“活”在当下、传至未来。围绕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与发展问题，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张颖岚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网：我国的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开始于何时？在您看来，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体现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哪些先进理念？在实际运行中，国家遗址公园被赋予了哪些功能？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比较来看，我国的国家遗址公园模式有着哪些特色和优势？

　　张颖岚：我国的大遗址保护具有“实践探索先于理论制度建设”的突出特点，国家遗址公园建设的开始时间，存在“建设实践”和“官方定名”两个时间节点。

　　我国以公园的形式保护大遗址可追溯到始建于1955年的洛阳王城公园和1958年的西安兴庆宫公园。我国的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1985年6月圆明园遗址公园正式开放，成为我国最早由政府力量主导、以文物保护为核心统筹规划建成的“遗址公园”。此后，1987年河南建成殷墟遗址公园，1988年北京建成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等。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2009年6月12日，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形成了《关于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渚共识》。同年12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印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试行）》），首次提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义。2010年国家文物局评定首批12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23处立项单位，标志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全面展开。

　　国家遗址公园建设体现了几个重要理念：一是“整体性保护”，突破了之前的“碎片化保护”理念，将遗址本体、历史环境、生态景观进行统一规划的系统性保护，这与《威尼斯宪章》《西安宣言》等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相契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作实践；二是“原址保护、最小干预”的考古遗址保护原则；三是“让文物活起来”的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理念；四是“文化惠民”的公共文化服务导向；五是“可持续发展”，国家遗址公园为公众提供了亲近文化遗产的空间，让公众能够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增强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保护意识。

　　在实际运行中，国家遗址公园被赋予了多重功能，比如说：考古研究基地、文物保护示范区、文化展示窗口、公众教育平台、生态保护修复、休闲旅游目的地、城市空间更新等。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国家遗址公园模式有几个显著特色：一是政府主导与多元参与的管理体制；二是政府主导与社会资本反哺的资金保障；三是考古科研与公众教育并重的发展路径；四是大遗址保护与城乡发展协同共进的空间策略；五是原状陈列与现代科技融合的展示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网：从近年来国家遗址公园面向公众的运营情况来看，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文化体验场所，展现出了哪些优势？据您调查研究，我国目前已评定的65家国家遗址公园在保护、展示与开发利用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请您举一些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案例（比如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介绍其特色。 

　　张颖岚：相较于其他文化体验场所，国家遗址公园核心优势在于沉浸式文化体验与多维功能融合：一是真实性，基于考古遗址原址的现场还原与场景营造，更具历史感染力；二是整体性，公园通常涵盖遗址本体及周边环境整体，将自然景观与人文遗存融合；三是系统性，“保护—研究—教育”多元耦合，基于考古研究的体验活动增强公众参与感；四是协同性，不仅实现遗址保护，同时推动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激活区域发展。

　　65家考古遗址公园，分布于全国21个省（区、市），遗址保护体系全面强化，考古遗址公园纳入了新修定的《文物保护法》，制度保障与资金支持得到有效加强；2024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接待游客8871.58万人，门票收入18.33亿元，文创产品销售收入5543.45万元，研学游收入2033.64万元，社会效益与文化影响力显著提升；大量考古遗址公园作为“中华文明标识的核心节点”，在系统展示我国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脉络上贡献突出，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良渚作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地处经济发达的杭州市余杭区，曾经长期处于“保护与发展”相博弈的状态，但地方政府在实践中探索出跨界治理的体制机制。通过建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良渚管委会”），有效化解了跨边界（地理）治理、跨部门治理和跨公司合作伙伴治理的“囚徒困境”。同时，良渚管委会探索出了“跳出遗址求发展”的思路，采用“以奖代补”和“建新城保古城”的保护补偿机制，即每年从良渚新城的土地出让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支付良渚大遗址区的文物补偿、保护展示及环境整治工作，形成了“保护带动发展、发展反哺保护”的新型文保补偿机制，既解决了文保经费的来源问题，也有效缓解了良渚大遗址区的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冲突，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向互动。 

　　中国社会科学网：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与良性发展，需要哪些学科、哪些群体的参与协作？请结合您的专业研究领域，举例谈一谈在国家遗址公园建设中的参与以及专业贡献？未来推动国家遗址公园建设高质量发展，还有哪些亟待完善的地方，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张颖岚：国家遗址公园建设需要考古学、经济学、管理学、城乡规划学、教育学、旅游学等多学科协作，以及政府部门、专业机构、当地社区、企业组织、高校与科研院所和国际组织、文化机构等多群体参与。

　　我所关注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目前主要涉及对公园对整体规划设计与阐释展示规划，在遗址价值评估、保护规划编制、展示体系构建等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参与。

　　国家遗址公园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最突出问题，还是在于资金机制的单一化和社区参与的表面化。在这方面，可以参考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和“良渚经验”，建立文化遗产保护补偿机制和收益反哺机制，将遗址公园周边土地增值收益按比例注入保护基金，或者反馈给周边村落及居民，以更好实现遗产保护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张杰/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