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考古学日益在国际学术舞台发挥重要影响，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征程上，夏鼐等老一辈考古学家的理论观点及治学品格，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借鉴。

　　夏鼐（1910—1985）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学术造诣深厚，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创建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从青年时代开始，夏鼐就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值中国社会史论战，“辩证唯物论”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时髦名词之一，社会科学研究者多以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时尚。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大学校园深受欢迎，影响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认知。1930年至1934年，夏鼐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多有研读，并涉猎河上肇《经济学大纲》、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研究论著。夏鼐还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探讨学术问题，比如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论断，对奥本海末尔的国家起源学说加以批判。20世纪40年代，夏鼐积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等经典著作。

　　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把社会发展史纳入干部教育的课程体系中。新中国成立后，夏鼐既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还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解决学术问题，将政治学习与业务工作结合起来。他将“从猿到人”这一社会发展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作为切入点，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1949年底至1950年初，夏鼐在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任教，重点阅读了胡顿《从猿到人》、豪厄斯《迄今的人类》。阅读之外，夏鼐还重点从学理层面就“从猿到人”的问题，如猿和人的区别、手和足的演化、灵长类的分类等，与考古学家裴文中进行商榷，强调要提高对马列主义的认知水平。

　　20世纪50年代初，为进一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广泛号召党内外人士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重点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著作。1951年7月，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职的夏鼐结束田野发掘与考察工作，开始集中时间参加政治学习。他重点学习了《矛盾论》《实践论》，撰写学习笔记。其中关于《矛盾论》的学习笔记刊于《科学通报》1952年第3卷第6期的“科学工作者学习‘矛盾论’笔记摘录”专栏。夏鼐结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指出，在思想领域，新旧两种思想并存，构成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改造运动已具备条件。这种深刻认识，对他在新中国初期转变“旧思想”、接纳“新思想”起到积极推动作用。1952年9月5日，在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讲演中，夏鼐援引《实践论》，认为田野考古是“实践的”而非“空论”，理论与实践必须相互融合。1953年11月30日，夏鼐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论”与考古工作——学习“实践论”的笔记》，认为《实践论》的精神和思想对于考古工作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期望在考古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著作一直是夏鼐的必读书目，《资本论》《毛泽东选集》等均在他的研读范围内。1959年3月7日，夏鼐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我生命史上划时代的一天”，“今后当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提高政治水平，努力推行与贯彻党的决议，联系群众”。夏鼐热爱祖国，忠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艰苦奋斗，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1949年9月29日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这为新中国文教事业指明发展方向。夏鼐认为，考古学“正确的观点”，应是“人民大众的观点”。因此，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所反映的历史，是劳动人民和社会发展的写照。考古学者应研究一切有历史性的古物，而不应像过去的考古学那样限于美术品，这是考古学研究与美术史研究的区别所在。1951年4月13日，夏鼐在河南文管会欢迎会上作《新中国的考古工作》的报告，呼吁广大考古学者把考古发现与当时的社会相联系，在实际工作中为国家建设服务，若离开为人民服务的目标，就会失掉研究文物的意义。

　　在夏鼐的学术观点中，考古学的“正确方法”包含技术和思想两个层面。技术层面，主要是田野考古方法，应当遵循科学原则和方法，要忠实、精确和系统化，并及时掌握最新的田野考古方法。思想层面，要充分运用“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因为这一“思想方法”是辩证的、唯物的和实践的。在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准备的《考古学通论讲义》中，他强调考古学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方法与目标是相辅相成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学方法演进，其研究目标亦发生转变，即运用考古学的“正确方法”来实现新的研究目标。1952年秋，夏鼐在讲授“田野考古序论”时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考古学研究应专注物质遗存，揭示古代经济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在新的学术环境和社会背景下，考古学的目标已从“恢复古人之生活概况”转变为“恢复古代经济社会生活的真相”，这与民国时期的考古研究目标有着显著差异。

　　在研读《实践论》的过程中，夏鼐强调考古学在探究古代社会发展规律方面的重要性。1953年，在北京大学的授课中，他强调“考古学的最后目标是复原古代社会情况及社会发展。根据历史唯物论来综合考古资料，以求得结论”。1956年冬，夏鼐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见习员训练班上讲授“田野考古方法”，提出考古学的实践意义在于通过整合古物或古迹，以展现古代社会状况和社会发展轨迹。这是考古学的“终极目标”，但并非每次发掘都能直接达成。对于田野发掘者来说，首要任务是及时整理所获材料并发表，以便学术界利用，这是考古学的“近期目标”；更深入的研究工作，可在发掘报告发布后逐步进行，以实现考古学的“终极目标”。到20世纪80年代，夏鼐依然重视考古学研究的目标问题。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主编，他亲自撰写卷前条目“考古学”，论述了考古学的终极目标。他认为，“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便是指导研究这种规律的理论基础”。这既展现了他的深刻认知，也反映了考古学界的共识，对后世考古学界的话语体系与研究方向产生深远影响。

　　夏鼐在负责组织和筹备中国考古学会的过程中，将新中国考古学的立场、方法和目标融入相关章程和会议活动中。中国考古学会筹备工作始于1959年初，20世纪70年代末正式成立。夏鼐多次主持筹备会议，参与讨论人员名单、会议日期、章程草案等事项。1979年4月12日，在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中国考古学会章程》获得通过。章程明确指出，学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全国考古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提升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水平。1985年3月1日，夏鼐在第五次中国考古学会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的讲话，呼吁全国考古工作者深入学习马列主义，将考古学研究推向更高的理论层次。

　　理论来源于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夏鼐通过一系列工作，致力于构建和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体系，为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首先，明确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核心议题和学术研究体系。夏鼐多次主持制定考古工作的近期及远景规划，使新中国考古工作始终坚守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学术追求，与学术进步及社会变迁同频共振。他提出的考古学研究基本课题，对中国考古学的工作方向和发展道路产生深远影响。夏鼐以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全局意识，把握关键，突出重点，为构建和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学术研究体系作出重要贡献。夏鼐善于对过往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分析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以及存在的不足，从而规划未来工作的重点方向。1953年底，他对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的基础”和“解放后的情况”进行梳理，确定了新中国初期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主要研究议题，即以新石器时代、商代和两周时期特别是西周为重点。夏鼐实际上意在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探讨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到商代奴隶社会的青铜文化，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其二，分析两周时期的社会性质。这两个问题在当时历史学界备受瞩目，引发激烈的学术争论。夏鼐的这些研究构想，构成1956年《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的基础。1959年，夏鼐回顾新中国成立10年来的考古成就，指出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如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的“空白”、中国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从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到以安阳为代表的晚期殷商文化之间的谱系、以西周文化遗址考察西周的生产水平和社会生活等。他相信，“在今后再一个十年中，一定能使中国考古学成为一个更为系统化的学科”。

　　所谓的“系统化的学科”，不仅体现在指导思想，也反映为研究议题的体系化。20世纪60年代初，夏鼐应《红旗》杂志之邀，撰写《新中国的考古学》，全面总结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归纳出中国考古学的六大基本课题：人类起源及其在中国境内开始定居的时间问题、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发展及人类经济生活问题、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问题、国家起源和夏代文化及城市发展问题、精神文化领域（文字、宗教、艺术等）问题、汉民族形成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问题。这六大课题对于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至关重要，是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议题。夏鼐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中国史前文化是多元的，影响了后来“满天星斗”说等中国文化起源多元说。这篇文章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与上述基本课题相关的重大问题，如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国家起源、古代社会形态、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等，依然是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焦点。

　　其次，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综合性论著编纂体系。夏鼐一直强调综合性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早在1941年“考古学方法论”演讲中，他便明确指出“综合工作”是“考古学方法之最后一步”，“普通考古学家，认为撰述田野工作报告及专门论文，已为尽责。但亦有进一步而作综合工作者。根据现所已知关于某一时代之遗迹古物，重造当时文化之概况，叙述当时生产技术及工具、衣食住行之状况、与外族交通情形等等”。为了归纳新中国成立10年来的考古工作成果并形成理论概括，夏鼐主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该书分成原始社会（早期原始社会、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殷商、西周春秋）、封建社会（战国、秦汉等）三大部分，被视为“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中国考古学综合性论著”。20世纪70年代末，夏鼐主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考古成就。该书按时间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至明代六章，重点梳理和分析考古学文化遗存和出土文物，注重构建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从《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到《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综合性论著编纂体系从“社会发展史”体系转向“考古学文化”体系，反映了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理论思想的不断深化，也体现了以夏鼐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者在古史阐述方面的持续努力。

　　最后，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知识体系。夏鼐反复强调，研究者在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还应努力提高理论素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根基，解决更多关键性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在《中国原始社会史文集》的“编后记”部分，夏鼐深入探讨如何“研究我国古代的原始社会史”这一课题。面对研究中的困难，他希望能够全面把握中国原始社会制度的“完整的概念”。他提出“三重”材料阐释方法，即综合运用考古学材料、古代传说资料以及在阶级社会中所残留的原始社会旧俗，不仅具有实际操作性，而且展现了深远的前瞻性。

　　20世纪80年代初，夏鼐首次在国际舞台上系统探讨文明起源问题。1983年3月，他在日本大阪发表题为“中国文明的起源”的演讲，提出文明起源三大标志（都市、文字、青铜器）以及二里头文化晚期的时间定位。夏鼐强调，1949年以来的考古资料表明，中国文明是在中国土地上孕育发展的，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关于中国文明是否土生土长，国际学术界曾争论长达百年之久。夏鼐以确凿的考古资料为根据，对这一问题给出明确答案。这篇演讲被誉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界开始系统而全面地审视中国文明的起源及相关议题。夏鼐将中国原始社会史放在中国古史构建的宏观视野中，凸显了他对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知识体系作出的重要贡献。

　　夏鼐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在理论方法、规章制度、技术实践等多个方面，对新中国考古学的全面进步发挥了引领和推动作用。当前，中国考古学日益在国际学术舞台发挥重要影响，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征程上，夏鼐等老一辈考古学家的理论观点及治学品格，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借鉴。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