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学理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观

2023-11-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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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9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式发布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这是中国共产党全面系统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一部重要文件。这份白皮书不仅仅是一份国际外交领域的重要文献,更是一份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重要文献。它要求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原则高度,进行深入挖掘与思考。这份白皮书是中国共产党国际观的全面阐释。它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际社会、国际交往、国际治理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模式,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针对近年来全球性问题的根源性思索,也集中凝练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外交领域的实践主线,在具体内容上体现为国际治理的新理念、中华文明的新发展、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理论价值:提出国际治理的新理念
  从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俄罗斯期间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今年刚好是十周年。在这十年间,习近平主席在各个场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进行了全方位的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从一个概念逐渐深化发展成为一个既有目标方向、也有实现路径的、全面的国际治理思想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治理的理念内核,提出了国际治理的全新理念。
  近代以来的国际秩序以西方的民族国家观为基石,国家、政府是世界体系的基本单位。这种国际观点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曾经发挥过相当积极的作用,它打破了传统的帝国体系,在有限的交往条件下提供了各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有利条件。但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世界逐渐成为紧密相连的整体,“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经济、政治、文化的交融互通不仅成为了全球人民共同的期盼、也成为了世界范围正在发生的现实。这种情况下,再以国家为国际的唯一“元单位”,就像是地球村的各个家庭修起了围墙,将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在观念上裂土封疆,对于世界发展的消极作用更为突出。也正是此疆尔界的狭隘国家对立,才造成了以邻为壑的发展问题与零和博弈的安全困境。
  人类命运共同体划时代地将“人类”作为理论基点,把“人”这一主体带回国际治理的视野之中,为世界提供了看待国际社会的全新视角。而人类的分野是文明的差异,全球文明倡议通过高度强调文明的价值,本质上是在重建人类主体性的基础上,提出用“文明”的概念替代政治体制差别和狭义民族划分,建构新共同体。相比起民族国家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敌我判断,文明观所代表的是一种以我为主、互相交融的开放观点。站在文明的高度指导行动,便能跳出你死我活的思维泥潭,真正以共同体的视角解决发展问题和安全问题。因此在理论上,全球文明倡议是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价值基础,是更深层次的指导理念,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国际观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愿“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透过这份白皮书,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未来国际社会的理想愿景,这个愿景的起点是世界文明主体性的复现,实现愿景的路径是交融互鉴的文明交往,而这个愿景的终点就是一个完满的、成熟的、发挥作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历史价值:促进中华文明的新发展
  从历史的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于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互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逻辑联系。五千年中华文明所流传下来的文化基因和深邃智慧,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开拓了中国共产党国际观的纵向视野。“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中国“和合”文化在当代的新发展,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中国文化的新智慧,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中华文化的新发展成果。中国的“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在“命运共同”的国际倡议中凸显了创造性转化。中国长期有“万物各得其和以生”的观点,将“和”作为文化精神的重要基石,将“以和为贵”作为内在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想。对于中国人来说,处理差异和矛盾的最佳选择是调节各方,使之达到一种中庸的稳定状态,以“和”而“合”,称为“和合”。“和合”是典型的共同体思维,即以共同体的存续出发,推崇一种共同体内部的良性互动机制。这种思维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华文明的扩展不表现为中心区域对于边缘区域的征服与同化,而是表现为各种文明在向心力的牵引下连接在一起创造文明共同体的历史过程,这也是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波澜起伏依然流传至今的精神密码。正因如此,中国人从不认为文明是某种单一价值的单一载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华文明的兴盛正是来自于内部多样文化的交融互动。中华文明在内部表现为多维性,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存在着不同文化传统,共同组成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而这种内部的多维性投射到外部则表现为对文明之间多元性的体认、对于文明差异的肯定与尊重。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中华民族对于文明的科学认识,将这种多维多元文明的观点带入国际社会的互动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价值即体现于高度重视文明互鉴、文明发展、文明交流,这也正是中华“和合”文化的当代发展,将中华文化五千年的智慧结晶凝练为国际社会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新发展要求。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个场合都表达了对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高度重视。党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出了面向时代、面向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凝练了中华民族精神,实现了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现代重述。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大突出特性,说明中华文明是非常文明、进步、先进的,是符合当今时代发展的具有生命力的文明。历史证明,在各文明发展高度不对称时,文明的影响呈现单向度的状态。西方率先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占据了现代文明阐释的生态位,这才出现了近代以来西方基督教文明包裹“现代文明”的外壳、对其他文明压制和同化的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基本完成了中华文明的现代重述与转型,扭转了东西方文明在现代化领域的不平衡发展状态,从而使中华文明具有了外向参与世界多元文明建构的底气和实力。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既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外在展示,同时也契合了中华文明在新时代进一步发展、成为开放包容的全球性文明的需求。
实践价值:深化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基于文明视野的国际观并不是现在才创造出来的。在20世纪最为甚嚣尘上的国际观当属“文明冲突论”,这种主张东西方文明必然存在冲突的国际观主导了相当长时间的世界舞台。如今我们再度审视这种论调,便不难发现其不过是继续在用狭义意识形态即冷战思维的视角在观察文明交互,在这种国际观中,“文明”是“同盟”的同义词,国家间利益的不同被解释为文明间本质的不同。归根到底,是因为以亨廷顿为代表的后冷战学者面临着冷战结束后世界由于传统敌我界限消失所产生的认同危机,亟需一个新的对象来建构起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包罗万象的文明成为了最好的替代品,“文明冲突论”实际是冷战理论的再版。
  而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也是以文明作为观照对象,但却在本质上代表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国际认知。这种认知基于“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的深刻认识,推进世界文明场域中各文明的互动共建。尤为关键的是,在过去十年中,习近平总书记公开阐释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了哲学基础,也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基石树立了起来。
  我们常说“志同道合”——志同则道合,我们不讲“类同道合”。这放在国际社会中即是说,有不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发展程度的民族,依然能够因为共同的价值追求走到一起。而“全人类共同价值”鲜明地展示了这份共同的价值追求,树起了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旗帜,为世界文明交融奠定了公认的价值基础,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追求引领国际社会健康成长,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要深刻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意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世界文明百花园”的意象,可以认为,这个“百花园”正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学比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中,“人类文明新形态”一词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在狭义层面,人类文明新形态指的是经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形成的一种有别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有中国特色的具体现代文明形态,是在人类文明体系中产生的一个具体创造。而在广义层面,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指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代表,各民族独立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创造出具有自身特征的现代文明,这些各具特色的文明所集合成为的文明万花筒,即为世界层面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它意味着整个人类文明的体系转换。
  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各民族在自己或长或短的发展史中,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文明成果。当两个文明交汇时,迸发出的是各自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积累的巨大创造能量。因此,文明的交流互鉴将大大扩展文明发展的空间,它会打破单线发展的区隔,形成共同发展的前进力量。可以预见,随着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的开创,我们将会迎来真正的“现代文明”:它将不再是某一小部分文明发展历程的机械推广,而是全球各个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创造的属于全人类的世界文明。
  一言以蔽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核就是世界各文明走好自己的新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国际观的核心。这一个国际观以文明为主体、以“和合”为价值、以全人类为观照,在理论上的集中创造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未来的美好愿景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在阅读白皮书时,一定要站在这样的高度进行思索和把握。
  【本文系作者在“全球文明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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