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的小说诗学体现出存在主义哲学的诗性经验与现实主义认识论的结合。一方面,小说对孤独感、偶然性、荒诞性等存在主义哲学气质有着难以言喻的审美偏爱，另一方面,小说叙事的认识论则偏向于现实主义。尽管小说家深知文学或许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人的存在困境，但他仍用小说的形式努力为人物命运和世事因果寻找历史与现实的根源。从更为深层的角度来看，文学的形式表征文学的历史性，小说的笔法往往是历史感觉的形式再现。张楚小说诗学所体现出的丰饶与含混也即一种历史性修辞。 

　　《云落》的历史坐标是改革开放，这同时也是小说家形成感觉结构和美学经验的历史环境。小说里那些熟悉的地理风物，似曾相识的行动细节，一如既往的语言节奏，都在宣告这部作品是张楚小说世界的一次整合和集中呈现。作品虚构与非虚构并行，结构起伏有致，情节草蛇灰线，经验内外糅合，事件具体清晰，众多人物在高度还原的场景里热乎乎地生老病死，沉甸甸地日复一日，联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世界。而几位主要人物与小说家俱是同代人，这便使得作品不仅是他曾允诺的倴城众生万象的心灵史，更是小说家个人的心灵之书。 

　　作为“真实”装置的万樱 

　　万樱是谁？这可能是小说读者最先好奇的问题。这位不断变换名字，在张楚小说世界里慢慢成长、默默度日的女性，始终未曾离开小镇，一直懵懂天然、淳朴赤诚。这位女性人物一再出现，自然不只关涉一个典型形象的成立，更是有意味的形式，“万樱”可以被理解为张楚小说的元叙事。 

　　《云落》中的万樱是小说“点线串珠”手法的核心之所在。所谓“点线串珠”又称“流水场子”，原是传统戏曲讲故事的创作方法。与西方戏剧板块式的紧凑结构不同，传统戏曲受先秦史传的叙述方式影响，常以事件发展顺序（多为时序）串联人物和情节，讲究故事的首尾完全、细节的伏笔预设、事件的曲折迂回。《云落》的故事层并非以惊奇取胜，叙事层整体节奏又偏缓慢，小说之所以能产生故事戏剧性的关键，正是在于作家将事件时序与讲述声音交叉重叠于前后贯通的线索之中。万樱无疑是这条具有结构性功能的线索，在她的眼里和口中，读者方能了解云落的边边角角、人物的种种性格和事件的来龙去脉。这里有她的姐妹来素芸、蒋明芳，她的男朋友常云泽，她的房客天青，她的雇佣者常献凯、老太太，还有她难以宣之于口的爱恋罗小军，以及围绕着主要人物交织的事件。 

　　然而，被众多朝夕相伴的人物包围和信任的主要线索万樱，却无法在熟人的视角中得以呈现。即便是小说隐含的全知叙事者，也只是不停白描万樱每天的行动，提供一个勤劳朴素的侧影而已。万樱的声音、脸庞和心惊胆战的秘密，只能在前来云落旅行的天青眼里立体呈现： 

　　这样的人，可能不怕黑夜里的闪电惊雷，却怕陌生人漫不经心的一声叹息。她身上也没有这个年岁的女人惯有的水果微糜之气，倒是那种旷野的清朗，那种隐隐传来的掺杂着深夜里的玉黍、稻谷和甘草的气味。 

　　他暗地里观察着万樱张望常云泽的眼神，观察着万樱的穷酸样，观察着这个笨嘴笨舌的女人说着蹩脚的谎话……他丝毫没有偷窃别人隐私的快感，相反，却有种类似彗星穿越恒星时的恐惧……与羞耻。（第178页） 

　　 那么，为什么只有作为外来者的天青，才有能力带领读者看见此时此刻完整的万樱？这是因为在张楚的小说中，万樱是哲学性的“真实”（the real），这也是万樱作为张楚小说元叙事一再显现的根本原因。从哲学层面而言，“真实”不同于“现实”（reality）。如果说现实是一系列把我们自身呈现为必然事实的客观原则，那么真实便是在现实原则发生断裂之际裸露出的创伤性存在。小说中围绕着万樱的世界是由现实原则堆砌而成的，每当现实原则失效时，万樱所表征的“真实”便于叙事内部复现。天青之于云落是熟悉的陌生人，云落之于天青则是主动逃离又不得不承认的创伤体验，他的到来可谓是云落生活的例外状态。正是例外状态的偶然性暂时打破了现实原则，让我们看见了此刻的万樱，而也正因为天青的创伤体验，才有能力带领读者感受作为创伤性存在的万樱，让我们窥见这个人物作为小说元叙事的全部秘密。 

　　 万樱所表征的“真实”，自然不是高度虚构所隐喻的真相，而是沉淀于时间中的哲学气质，她以慢速的存在方式成为一条长长的锚链，反复链接着小说家对内在经验的确证。这种内在经验至少体现出两个维度：一是同情的理解方法，二是恒定的时间经验。一方面，以同情作为理解方法是指对他人处境的移情或共情而非评判。譬如一起长大的姐妹出现在犯罪现场，同伴立刻想到求助于法律解决问题，但是万樱则是先入为主选择相信朋友，继而四处奔走求救。再如丈夫违背婚姻契约精神后遇难，万樱仍选择以人之常情怜悯相待数载。而在天青的眼里，万樱更是陌生人的慈悲。另一方面，这一人物象征了时间的相对静止。万樱是小时候参加汇演总是唱慢半拍的丑小鸭，是青春期看不懂喜欢的男生为何向往周游世界的羞涩女孩，也是劝慰朋友不要去外国谋生的好姐妹。尽管云落的形貌已经在城市化进程中演变为“国际大县”（第9页）景观，但万樱的活动空间仍旧是那几条小街，她存在于相对稳定的时间速度里。 

　　可以说，万樱对人伦和契约的理解，对进步时间的感知，都具有鲜明的前现代性特征，如果说现代性经验是构成现实原则的基石，那么以前现代经验存在的万樱必然成为现代性车轮碾压的创伤性真实。不过我们也要意识到对前现代性经验的偏爱是一种小说的修辞，它不等于质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正如小说家迷恋的是美学意义上作为时间修辞的静态县城，而非事实层面的县城封闭。反而正是由于县城的发展不曾为历史的想象提供应有的活力，即便在小说家还未离开县城时，就早已为此处吟唱乡愁的挽歌。 

　　世俗时代的倦怠和羞耻 

　　与万樱的真实存在经验不同，她藏在心底的爱恋罗小军，则是一位不得不习惯现实社会生存法则的商人。小说行至中后段，罗小军遭遇事业危机，昏昏沉沉之际梦到了万樱，“恍惚间他抱住了她，仿佛抱住了一株散发着香气的植物……醒醒吧，快醒醒吧！他嘶吼起来……”（第301页）尽管只有“真实”才能为迷失人海的云落游子带来家园般的安全感，但在全速行进的世俗时代，“真实”已经被甩在达成共识的进步时间之外。云落有名的钻石王老五罗小军对潜意识梦境击溃现实原则裸露出来的真实时刻爱恨交织、惶恐无措，并且感到十分羞耻，“扯淡！荒唐！”（第153页） 

　　小说主线故事大致开端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现象，莫过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9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加速融入全球经济流动，由此社会转型高速行进，世俗时代喧嚣降临。在这一过程中，现实原则快速改变了个人本真性，现代人的伦理关系和精神状况发生剧烈变化，这构成了当代思想史、情感史的重要议题和显性线索。 

　　 《云落》对世俗时代的理解主要在于日常生活的消费秩序和欲望的审美化。世俗化思潮中的消费主义问题是90年代以来文化思想界聚讼的核心，而消费秩序蔓延对传统人际伦理的侵蚀则是人物普遍倦怠情绪的原因。小说中任何关系都被卷进经济秩序中，一切都可以买卖，一切都是精打细算的交换，不在生意逻辑中的人们都显得格格不入，灵修是生意、情感是生意、身体也是生意，即便是对远方传奇性的探险之梦和诗意幻想也填充了急迫的淘金梦。在世俗时代里探险的人们，注定无力效仿航海史诗那般高扬主体精神，如果说在人类童年里的奥德修斯象征着勇敢和希望，漂泊十载仍能在神明的指引下回归家园，那么身处世俗时代里的万永胜和罗小军，则只能浮沉于消极自由之中无意识漂泊。那幅象征着主体实践憧憬的地图挂在万永胜的办公室墙上，从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兰若市地图，慢慢变成云落的交通图，即便身在故乡也仿若流浪，只剩下一声暮气沉沉的叹息。而少年时代狂热收集万国地图的罗小军，长大后穿梭在世界各地忙着生意，偶尔也会怀念记忆里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交通地图和消逝的好奇心。 

　　中年罗小军偶尔也会出海探险，不过不是为了达成年少之所愿，而是去南海钓新鲜的金枪鱼。这种象征新兴中产阶层身份的饮食，价值早已与生理需求无关，吃不吃得上新鲜的金枪鱼似乎不重要，跟谁一起吃鱼才重要。罗小军的钓友们“喝着勐海普洱谈着华尔街股市，脖上套着波罗的海蜜蜡项链，手上戴着莫桑比克象牙手环，这掌心里，最次也得攥一对极品麒麟纹官帽核桃”（第21—22页），在推杯换盏之间比拟着海明威《老人与海》的男性气质。类似场面可谓《云落》对世俗时代的另一重生动写照，食色溢出人性合理界限，欲望早已被审美化所接纳。 

　　在《云落》里，“饮食”是世俗时代日常生活的文化符号。饮食书写作为世俗化象征在当代文学史中形成了一条较为鲜明的文化线索，在不同时期内含着异质性的历史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饮食往往作为留存于特定地域的风俗文化出现，较有代表性的如陆文夫《美食家》、阿城《棋王》、贾平凹《商州初录》等作品，皆以饮食象征非规范性的民间意识，以此唤醒被掩藏的俗文化接续历史断裂带，具有历史反思性的话语内涵。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饮食则成为全社会非理性情绪蔓延的欲望符号，此时的饮食书写便体现出鲜明的历史批判性。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莫言的《酒国》，这部写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小说寓意独特，在主要人物丁钩儿眼中，酒国里的大小筵席展开一幅享乐、欲望、金钱、枯竭的消费主义拟象，尤其是小说中的“驴肉一条街”，猩红残酷，宛若地狱。 

　　 而同样是写吃驴肉，《云落》的叙事情感则平静了许多，常记驴肉馆便是小说中人物聚合的枢纽，此时的饮食书写实则被日常生活审美化所接纳了。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消费社会的主要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市民消费观念的日渐成熟，成为当代文化的重要现象。一方面，承认日常生活形态的美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的进一步解放。我们看到小说中云落小镇的一日三餐和风物小吃，无不寄托着人物的心之所感，尤其是万樱给罗小军做的虾皮萝卜馅蒸饺多次出现在情动时分，不仅是万樱所象征的同情与恒定，而且也承担了叙事情节转折的结构性作用。但另一方面，随着“美”的过度民主化，人们对物质的道德判断也失之于边界的混淆，对此云落里的人们有时也表现出困惑。小说里的罗小军尽管深谙消费秩序的现实原则，面对生意场上的食色荒谬有时也心烦意乱、推辞三分。而当众人欢聚在常记驴肉馆时，尽管常献凯大叔自豪地讲解“驴头宴”的制作过程，但那只杯盘狼藉、白雾缭绕中被劈开的驴头，狰狞地“挂悬着森然白牙”（第210—211页），仍旧令人难以直视，确乎预示了不祥的厄运。 

　　旧日裂隙与身世之谜 

　　在一个加速的世俗时代里怀旧，是《云落》内在于改革开放情感结构的必然选择，即便二十几岁无旧可怀的青年常云泽在与万樱姑姑的亲近中也暗藏乡愁的焦虑，这也构成了小说以纯文学文本与大众文化现场对话的可能性。不过更为有趣的是，云落的男人们希望以向后看的方式获得归属感，当他们回望时总会找到云落的女人们，但相较于过早怀旧的男性，这里的女性倒是生动地活在当下，她们的鲜活甚至摧毁了旧日的神话。 

　　 小说里云落窗帘店的老板来素芸，生来泼辣坚强、独立有主见，尽管生活不尽如人意，屡次遭受情感创伤，但整体上活得十分潇洒。来素芸小时候向往远方的世界，总是默默看着铁轨上的黑色火车慢吞吞地驶向菱角山，她始终有一个去首都当播音员的梦想。只不过经年日久，儿时父亲去北京出差带回来的红皮鞋，终是化成在播音主持教材上来回标注的红色圆珠笔印痕，“那些句子被重复勾勒得臃肿不堪，仿佛浑身流着黏血的囚徒”（第253页）。不过如果读者以为旧日残梦真的能困住来素芸，那显然低估了小说家对云落女性生命力的赞誉。当生活的变故袭来，来素芸干脆撕了这旧日幻境，直面不安的现状。如果世界整体并非井然有序，那么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就不必一成不变，而应该随机应变。小说里的女性书写透视着当代性别话语的影子，云落的女人就是云落所有的花朵，她们在寂静的黑夜里穿着奶白色的裙子，跳着热烈的西班牙舞。 

　　当然，更深的旧日裂隙仍在于身世之谜，云落的每个人都携带着一个关于出身的故事，事实上无法辨认自己的身世，也正是社会发展速度过快的精神症候。小说里有三代人，形成历史中连贯的三个代际。第一代人万永胜的精神原乡是20世纪60年代，他们是跨越历史转折的革命一代人。万永胜17岁进工厂，90年代中期国企改革下岗后带着罗小军谋生，跑大货、开水泥厂、公私合资转私营医院，2000年包揽建筑工程，2007年涉足房地产，顺着改革开放的巨浪沉浮。他“身坯魁实，虎口如钳，一步顶旁人两步”（第28页），几十年来只喝自来水，抽七块钱一包的“阿诗玛”，没坐过几次飞机，骑着二八自行车，任谁见了他都要尊称一声“万爷”，俨然小城江湖的总舵主。尽管时代风潮在变化，但目标清晰、意志坚定、杀伐果断的万永胜，每一步都清楚自己该往哪里走。 

　　 相较于万永胜的江湖气质，第二代人罗小军的代际特征塑造则倾向于抽象的精神性。根据小说细节推算，罗小军应该是1977年出生，当兵复员后跟着万永胜做生意，2012年分家单干，在原有基础上涉足农民合作社集资，又与本地原始资本的蚕食斗智斗勇。罗小军属于标准的改革开放一代人，他们的精神原乡是20世纪90年代。对于罗小军来说，血缘父子远不如带着自己谋生的精神之父对自己的影响深，可是子辈一代似乎没能继承父辈一代闯荡江湖的“稳准狠”，只在想象中染上了父辈的乡愁。小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曲折经验和大浪淘沙的思索，集中在万永胜一代人身上，对于罗小军一代人的自我认识则停留在哲学化的中间状态。小说中的罗小军仿若“云落的哲学家”，总是置身事内又若即若离，即便人到中年面对事业抉择举棋不定时，仍像记忆里的腼腆少年那样怕父亲的责怪，想到的是万永胜“肯定不会请自己尝炒青蚕了”，然后呆坐在露天的长椅上想象逃避这一切，小说随之进入了存在主义哲学气质的“虚无”时刻。 

　　他觉得云落越来越陌生，这座他诞生的老城，正在以某种超越了自然力量和法则的速度膨胀着，也许比宇宙大爆炸的速度还快……他发觉自己的身躯正随着步伐的摆动慢慢缩小，他的胳膊、手掌、脚和腿都缩成了少年模样，然后当他躺在一棵悬铃木下时，他发觉自己俨然变成了婴儿。他根本动不了，只能透过黑色的树叶和枝干窥望到星辰稀朗的夜空。他迷迷糊糊地想，他马上就要回到他母亲的体内了，他会变成一颗受精卵，分解成一枚卵子和一枚精子， 然后，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就像那些消失在大海里的雨滴。（第125页） 

　　 更年轻的人们是常云泽和天青，千禧年是这代人的精神原乡，他们是世纪末的孤儿，属于全球化时代流动的代际。无论是燕赵侠士一般的小镇“小爷”常云泽（第87页），还是一身诗意的都市青年天青，他们的父辈都无处可寻。云泽和天青的身世自然是改革开放城镇化进程“城/县”（“城/乡”）的隐喻，这两位面貌相似的青年恰如县城与城市，虽然同出一源，双方互为镜像，却有着迥异的道路。从县城出走的天青，以为自己有“天然的使命，让一切回归本来的位置，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第179页）。结果从城市折返后却发现折磨自己的身世之谜是一场乌龙，原来自己竟然无根可寻，只是一个荒诞的局外人。而就在天青惶惑不安之时，小说家通过云落隐居的老太太回忆，为他提供了一则身世想象——爱国、诚实、守信、重义的民国民间艺人。“天青哑口无言，半晌才说：‘我倒想是常先生后人，可惜没这个福分……’老太太摇着头说：‘是与不是，谁又拎得清？今生难预料，也算团圆在今朝。’”（第443页）小说结尾处，都市青年天青不再执念于身世之谜，而是携带着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严肃命题，准备到世界去看看，纠缠于解释从何而来固然重要，但思索该以何种心态、向何处去更是面向未来的题中之义。 

　　同样在临近尾声处，出现了第四代人少年麒麟，他是罗小军的儿子。麒麟仅出现在“麒麟之海”一章，正处于他爸爸曾经狂热收集地图的年龄，他这次却选择离家出走，去寻找妈妈临终也未能看到的大海。麒麟是个爱写作的孩子，他的笔记本里除了与父亲的和解，还有对宇宙的玄想。张楚的小说经常出现的宇宙意象，除了关于人类时间的直觉，也联系起后人类的未来想象。毕竟目前来看，全球化作为内在于人类的一种概念，似乎已经不足以让我们理解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或许当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宇宙的行星思维，以一种敞开未来的新方法接受共同存在的世界轮廓，然后才能回归人类的本源，在不确定性里理解“我”究竟是谁。 

　　重建互为关联的小说诗学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进入《云落》的诗学世界了。回到开篇提出张楚小说诗学的历史性修辞问题，所谓“历史性”，“并不表述某种关于事件过程联系，说它是真实的，而是表述处于历史中的人的存在方式，人的自身存在基本上只能通过历史性概念方可理解。瞬间概念也属于这种联系。它指的根本不是表明历史，决定历史的时间点，而是人类此在的历史性得到经验的瞬间”。 

　　 张楚的小说诗学之所以体现出存在主义哲学诗性经验与现实主义认识论的糅合，根本原因来自小说家对其所处时代的历史感觉。在中国当代小说叙事诗学视野中，存在主义哲学的诗性经验往往侧重于内在经验的审美自足，叙事主体具有鲜明的抒情性特征。在张楚的成长记忆里，谈论文学曾是日常生活的抵抗仪式，而写小说则是确认自身存在的方式。这也意味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小说家对世界的感觉方式偏向于文学性，而非社会性或历史化。这种内在经验的审美感觉用小说家的话来形容，即“我半蹲下去，将耳廓紧紧贴到干燥冰凉的地面上。让我失望的是，除了野草喏喏歌唱的声音，什么都没听到”。而现实主义认识论的核心之一是批判主体，主要处理外部世界的问题，诚如彼得·盖伊引用略萨对福楼拜的理解，“他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对现实展开报复，对他而言，激发他文学创作的首先是这种负面经验”。 

　　 从当代小说叙事诗学来看，批判主体让位于抒情主体的过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历史主体破碎、真实主体撕裂时，我们不得不与世俗人生对赌生活意义的确定性，不得不想方设法基于主体碎片制造意义，以此赋予彼时所面临的陌生经验以形式和秩序。于是，当代叙事塑造了以审美为内核的抒情性诗意世界，并认为这是个体心灵所能抵达的深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审美”作为特定历史哲学的产物，破开阴霾完成了再造历史主体的使命，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审美”则更像是一种急切的意义发明。当代小说设法形塑抒情主体，并试图在其中安放自我，一开始我们的确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个体解放，可时间久了却发现一不小心便陷入了情绪的空乏，继而无力超拔自我，走进了精致的瓮。近年来，当代小说叙事诗学发生了由内部朝向外部的明显变化，重建内在经验与外部世界互为关联的诗学成为当下叙事实践的主要趋势。 

　　 张楚曾坦言创作准备阶段重新阅读了福克纳，并学习了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云落》也的确借重“复调”让内在经验不断破茧而出，寻求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一方面，小说家为每个主要人物设计了独特的行动、时间和语言，每一章的视角和节奏都有所差异，时序前后交叉错落，力求展现众声喧哗的时代全景图。另一方面，小说结构呈现出“事”与“诗”的间杂和起伏。全篇共四十一章，第十八章“欢宴”是整部小说的中间段落，在时序的中间段落将人物聚齐在有限空间内部，以此形成节奏的小高潮，这是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惯常的结构方法。在这场有结构功能的宴席上，《云落》的主要人物以万樱为中介相聚在儿时的旧地，互相记起彼此的名字，盛宴之后一场大雨浇透云落的大地，打湿每一个人物的脸庞，激醒历史的巨兽，变故随之而来。如果说在此之前，故事的陈述、心理的细描和景物的描摹交织展开，叙事是诗化的缓慢，那么在此之后，事件变故的巨响击溃心理空间，风景逐渐消逝，叙事速率渐趋加强，直至第三十八章“罗先生的暮春”叙事节奏抵达最高。及至尾声三章节奏回落，在万樱和麒麟的视角里讲述世事悖谬和因果循环，复返抒情主体落成小说的整体基调，“回首繁华如梦渺，残生一线付惊涛”。 

　　而在内在经验与外部世界抗衡之时，在抒情主体与批判主体的较量之中，小说也会陷入理论、生活、语言、经验的区隔，每当此时，小说的多声部不免稍显嘈杂。不过说到底，袒露形式的挣扎和犹疑才是最真诚的书写，也是每一个对小说诗学有自觉追求的小说家与自己所处时代短兵相接时，所必然面对的煎熬时刻。越是敏感于当下的变化，小说家内在经验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便越猛烈，对于身处变局时代的小说家们而言，这同样是伤痕累累的赤裸真实，一如不断浮现的、缄默的万樱。 

　　万樱给罗小军最近一封信的落款是2018年5月18日，距离她给罗小军写第一封信过去了20多年，万樱的等待或许不如“等待戈多”锋利，能用荒诞刺穿谎言，或许不如“雅克和他的主人”智慧，在寓言里揭示进步的本质，甚至不像“杨过和小龙女”彼此笃定，足以携手完成私人与家国情感的同构叙事。但是万樱的故事却是当代人赤裸柔软的灵魂，存在于后祛魅时代的当代人注定是碎裂的个体，日常生活里的无数个黎明浮动着的无常的光斑，万樱是我们必须紧紧拥抱的残缺，是我们这个时代深刻的真诚和羞耻。 

　　就在万樱写信的半个多月后，2018年6月8日小说家在一本小说集的后记里又谈起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结尾处的那句“他们在苦熬”。继而他写道：“然而，我更喜欢物理学家劳伦斯·克劳斯的那句话：‘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来自一颗爆炸了的恒星。形成你左手的原子可能和形成你右手的来自不同的恒星。这是我所知的关于物理的最诗意的事情：你们都是星尘。’没错，我们就是星尘，我们，也是时光本身。所有诞生并存在过的，都会在沉默中等待着与时光融为一体。”在小说行至结尾时，我们惊喜地发现那个永远跑不过少女万樱的少年罗小军，其实一直留着那些不知道名字的信，我们在漫长的时间里先后起跑，又在时间里不断重逢。 

　　这便是张楚的小说诗学，他珍重存在经验的美感，同时又对客观必然性和决定论确信无疑，用喋喋不休的语言宣告静默，拒绝为沉重夸大言辞，发生过的事情都不必强制阐释，每个人的命运也不必横加指责，所有的一切都交付给绵延的时间，而我们终将会相遇在时间深处的真实里。这样的诗学图景像极了布罗茨基从弗罗斯特的篇章里挑出的诗行，“从远处立柱支起的黑暗中/传来画眉的音乐——/几乎是在召唤人们/步入黑暗和悲哀。/可是不，我是来看星星的：/我并不愿意步入，/即使有人邀请我也不去，/何况也无人请我”。华北的县城云落不是北美洲南部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事实上它也不必是任何其他地方。《云落》是一位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小说家书写同代人故事时的理智与哀矜，其所代表的诗学经验，也是当下小说叙事所能抵达的修辞历史性。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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