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世纪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产物，大众文化自出现就受到欧洲知识分子的批判。一众批判的声浪中，弗·雷·利维斯（1895—1978）的“大众文明批判”与西奥多·阿多诺（1903—1969）的“文化工业批判”成为20世纪批判大众文化的两条主要路径。国内相关研究谈到大众文化批判时多会提到这两条经典路径，看到二者的不谋而合；也有学者对二者相异之处有所思考。比如，从研究传统上看，来自英国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经验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更具有思辨色彩。在关注的重心上，批判大众文化还是大众，是阿多诺与利维斯相区别的一个主要方面。但总体而言，这种比较仅是在宏观维度上的概述，更多的研究是将二者分别置入英国“文化与文明”的传统或是法兰克福批判学派的脉络之中各自讨论。英国保守主义传统对民主进程的敌意，对道德滑坡的忧虑，对技术、工具理性的拒斥，对人文精神被放逐的失落，自19世纪以来薪火相传；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在更大的维度上服务于其对启蒙与工具理性的辩证批判与哲学思考，并构成其对国家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一环。 

　　同属20世纪欧洲重要知识分子，利维斯与阿多诺生活年代相近，却无直接或间接的交流或对话。他们的生活经历、学术背景、理论旨趣与研究进路迥异，但在对工业文化的批判上异曲同工，有着相似的观点与态度。面对现代性引发的人文危机与欧洲危机，二者不约而同地转向对文学与文学批评的思考。但对于何为好的文学艺术、什么是理想的文学批评，又有明显不同的见解。本文从比较二者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出发，明示其“暗合”；之后勾连二者的美学思想，辨认其差异。对20世纪两种大众文化批判与文学批评思想进行比较与定位，有助于我们对当下新大众文艺生产及相应的文学批评实践进行反思，两种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脉络也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具有启示意义。 

　　一、大众文明批判与文化工业批判 

　　在强烈反感美国现代文明这一点上，利维斯与阿多诺有着高度的共鸣。二者有关文化生产的标准化、物化社会中劳动的异化与休闲的意义，以及技术理性与“进步”观念等方面的批判，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首先，在1933年与学生邓尼·汤普森合著的《文化与环境：批评意识的培养》一书中，利维斯对美国文化的商业化以及所带来的标准化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大规模生产模式制造出来大量的垃圾，这些垃圾产品通过广告所构建的幻象得以在全社会消费。这种由工业化导致的标准化后果已经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社会总体流行品位和审美的标准化。他通过对各种广告文本的细读，分析大众文化中语言的标准化、符号的膨胀以及有价值信息的减少等问题。援引利维斯夫人在《小说与阅读公众》中做的调查，利维斯批评广告、出版机构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为取悦并吸引更多消费者而不断降低质量，仅仅在最低水准层面提供满足。当大量资本进入此类竞争性文化事业中，其对公众总体精神品位的影响只会受制于“格雷欣法则”——高雅文化不断被劣质文化所挤压、驱逐，最终带来英国文化等级的崩塌。从读者角度看，面对强大的工业技术及其裹挟的物质力量，个体读者的阅读能力下降到只能被动接受的水平，习惯在大团圆的结局中自动寻求最肤浅、最廉价的心理和情感安慰。这种浅尝辄止的消遣式阅读以及从中获得的暂时性满足势必扼杀文学的个性和创造性。 

　　 阿多诺同样认为，文化工业的重要特征就是将文化产品化约为一个统一的标准。他使用“文化工业”一词，是想说明文化与工业本质上已无区别。不论作家或导演在制作文化产品过程中有着怎样的艺术层面和技法上的考虑，这些文化产品都是商品，由价值的实现法则所统治，其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赤裸裸的盈利动机嫁接到各种文化形式上。为了掩饰这种标准化，文化工业会采取“伪个性化”策略，偶尔出现一些差异，但实际上是将本质上毫无个性的东西用竞新斗奇的外观包装起来，玩的是改头换面的把戏。在此过程中，高雅艺术的“自律”已然被文化工业清洗，而大众艺术的反叛性也在商业流通中被消解。文化工业生产的标准化产品不是自身拥有意义的艺术，只是一种即时快餐。它只需要被轻松消费，而不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去欣赏；只需要呆滞的反应，最终将听众转换为消极的、默默顺从的消费者，消解了受众的审美反应。 

　　 其次，对现代社会中劳动与休闲的异化之描述与分析，是利维斯与阿多诺大众文明批判与文化工业批判的重要部分。利维斯引用乔治·斯图尔特（George Sturt）在《乡村巨变》（ Change in the Village ，1911）中以山谷中老特纳家族的世代生活与一个以运煤为生的现代年轻人的生活进行对比。前者工作种类丰富，在日复一日与大自然打交道中练就了清醒、敏锐的洞察力，总是能够捕捉生活中的细节，兴致勃勃地享受工作与生活。虽然没有休闲，薪水过低，但工作本身带给他们意义与尊严。处在这样一种自然环境以及人际关系中，劳动是自我实现的形式。反观现代社会，机器的“加速”与劳动的精细分工可能使一天的工作效率翻倍，但劳动的被动性以及重复单调不能给工人带来多样的快乐和满足。逐利驱动下，此时的“8小时”比彼时的“12小时”更加费力，工人从完整的“人”降格为“手”，仅仅成为生产的要素。在单调乏味的工作中，工人与自然的联结、敏锐的感官、清醒的感知，以及对生活的热情都逐渐淡化，直到时钟敲响，工人回家才可自由片刻。但经历了疲惫不堪且枯燥的工作，他们已不能利用闲暇时间进行真正的、积极的娱乐，追求使生活有意义的文化活动。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只会转向流行小说寻求安慰，并在大团圆结局中获得虚幻的情感满足，或者在电影院里做白日梦，任由毫无意义的噱头在面前飘浮。 

　　阿多诺对休闲的批判是在吸收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之后，看到工业社会中文化也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个体为了消费而工作，为了商品而生活，自我价值也以金钱来衡量，由此现代社会整体都处于“物化意识的统治”之中。他由此质疑休闲的意义：在文化工业已经被工具理性逻辑支配的情况下，人们能否自由地消耗空闲时间，休闲娱乐究竟能有多少真正的“乐趣”，这些都值得怀疑。现代社会中个体在休闲中看似有很多文化产品选择，但这些文化产品都是在同一商业逻辑下生产出来，并无本质不同，全部都是“肯定的文化”，仅提供娱乐和消遣，助力劳动者恢复在工作中消耗的脑力或体力，以便第二天重新投入到异化劳动中。在日复一日对文化工业产品的消费中，人们逐渐彻底认同社会现状，毫无改变的想法。 

　　最后，利维斯看到大众媒介铺天盖地的广告以科学理性的调查研究为幌子，时刻煽动着消费者的非理性欲望，进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伴随工业主义而来的“进步”的观念。他反复强调，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等于生活质量的提高，乐观与进步的观念通过广告和文学作品以最粗鲁的形式在全社会灌输。然而盲目的乐观是一种以拒绝看清事物本质为基础的快乐，是对问题的肤浅的逃避和不负责任，腐化并削弱人的力量。利维斯认为，这种工业文化消解了英国社会的文化权威，在整体上对英国社会的等级制度构成巨大的威胁。 

　　 阿多诺在反思启蒙理性的高度上同样承认，在文化工业语境中，理性的社会有可能追求非理性的目的。一方面，在启蒙理性的逻辑下，只要能完成人对自然的奴役，所使用的工具手段就都是合理的。这时，所谓人文精神、道德伦理等价值观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在工具理性的统治下，人对自然的精细量化的统治思维也会转嫁为人对人的统治与奴役。由此，阿多诺对生产力展开了辩证的分析，历史一方面表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但同时意味着人对人的奴役的深化。这也就是理性倒退为非理性的过程，是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之时出现法西斯主义的根本原因。看到这一点，阿多诺就文化工业的功能得出了与利维斯不同的结论：文化工业恰恰维护了既有的社会权力与秩序。奥德修斯的战船成为当今世界面临“同一性暴力”的隐喻，针对海妖塞壬歌声的诱惑而塞入无产阶级耳中的蜡就是文化工业，它操纵人们的日常生活，使人成为单向度社会中单向度的人。 

　　二、理想的文学艺术与文学批评观 

　　 面对现代性引发的灾难，出路何在？利维斯和阿多诺都转向了对理想的文学艺术以及文学批评观的思考。但一种反工业化的艺术作品和批评实践应该是什么？二者的回答有着重要区别。在利维斯这里，参照点始终是前工业化时代的有机社会，即自然生成而非人造的、机械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各阶层和谐共处、人自身也圆满自得，是一种“连贯且不言自明的乡村生活”（coherent and self-explanatory village life）。利维斯认为，必须以“健康的”人类社会生活为土壤，才能孕育出伟大的文学作品，正如17世纪英国社会的文化滋养浸润着莎士比亚这样的文学大师。当然，利维斯也认识到，即使农业复苏也不会使传统的乡村式有机社会恢复生机，当前重要的是让古老的有机社会的价值观重新发扬光大。在前工业社会，这些价值观如同春华秋实般自然形成，而现在需要重塑情感，恢复这一有机共同体。文学批评因此不再是上流社会业余的闲情雅致，而发挥着保卫文化的功能。 

　　 为此，利维斯提出要改造新批评流派中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倾向，同时改造英国传统文学批评的随意化倾向，将之学科化。利维斯的批评思想有着反理论、反哲学的倾向，这一方面是其“科学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在文学批评中的延伸——始终警惕现代化过程中对科学的过度推崇所导致的人类对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的盲信；另一方面，如果对文学的真正兴趣是出于对人与社会的关怀，批评要完成塑造当代情感的功能，那么文学批评就不可能依靠公式，局限于研究“纸上的词”之间的细微关系，而必须回到具体与实在，并最终通向外在生活。不论是利维斯在20世纪30年代与韦勒克进行的有关文学批评与哲学的争论，还是他将瑞恰慈“实验室技术”般的批评方法斥责为伪科学，抑或是退休时与斯诺在著名的“两种文化”的论战中对人文主义传统的捍卫，一以贯之的是利维斯对文学批评科学化的抗议，以及对文学批评标准化、教条化和抽象化的反对。文学是具体的，需要“深入体验”和“感同身受”，真正的文学批评家应该始终立足于具体文本，从文学作品的内部来审视作品，这样的批评才富有生命力。同时，只有落实英国文学的学科建制，才能系统培养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批评家，并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窥透社会的运作机制，行使改造社会的职责。 

　　 就批评的原则而言，利维斯将“道德批判”树立为文学批评的核心。在其批评视野里，所谓的道德价值并非伦理学意义上的规范和要求，道德批判也不是简单的惩恶扬善之说教。小说只有把人物置于人生冲突情境中去考验其理智与情感，读者才能从中获益，领悟世人与自己有一样的利己的本能，并懂得自身也有警惕、克制利己主义的责任与义务。如果单纯塑造纯洁无私的人物，尝试在虚构中解决现实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其对生活的批评也就是无力的。利维斯也认同小说家在运用技巧方面的天才，但他不能容忍将艺术形式与道德关怀割裂开来的做法。他对那些为技巧所累而搁置道德关怀的英国小说家作了否定性评价，而他所称赞的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戴·赫·劳伦斯等人的作品对于“形式”的关注与方法层面的创新，是为“对于生活所抱的一种极其严肃的兴味服务的”。1948年利维斯出版《伟大的传统》，通过对英国小说经典的梳理甄别，为英国文学树立全新的道德批评观：“所谓小说大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即是说，优秀的小说不仅对读者的艺术感知力产生影响，而且可以提高读者对于生活经验的敏感，从而具有更强的人性洞察力。这样的文学才能与庸俗的大众文化相抵抗。 

　　 与利维斯相同，阿多诺也对文学批评现状极为不满，但阿多诺是在哲学层面对艺术与文化进行批判的。他逐一分析了现代社会中的三种文化：工业文化遵从商业律令，服从于现实秩序，其营造的和谐、美好或是对苦难的消费，都是一种强制或欺骗；自律艺术在一个商品世界环境中假装“为艺术而艺术”，这种自我欺骗的审美理想加深了拜物教，同时自律艺术宣称与现实保持距离，本身也是一种反动与野蛮；介入艺术在强调艺术干预社会时又完全取消了与现实的距离，沦为政治的传声筒，退为意识形态。阿多诺在总体上认为，当人类文明出现了奥斯维辛野蛮惨剧之后，植根于这个社会中所有的文化都是有罪的。然而，“一个被别人打得骨断筋折的人再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在阿多诺看来，文学必须反抗这一判决，艺术不是无用的垃圾，这是艺术在今天存在的唯一理由。但什么样的艺术才能做到既与现实保持距离、不向拜物教投降，也不与政治的欺骗沆瀣一气，同时又不脱离现实，能够真正具有抵抗的力量而非假装“为艺术而艺术”？ 

　　 唯一的希望仍在于自律艺术，但这是以形式为中介的自律艺术。现实是全面物化的，艺术作品镜像式地反映现实只会陷入盲目的崇拜。因此，艺术为物化的现实祛魅就不能依靠内容，只能以自律的结构和形式为中介，并以否定的方式使被物化的现实所遮蔽的真理得以显现。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卡夫卡散文中荒凉破碎的图像世界，普鲁斯特、乔伊斯小说中的内心独白和意识流，贝克特的《残局》《等待戈多》里没有时间、没有历史背景的人物等，都是阿多诺所推崇的艺术典范。这些艺术作品的自律形式看似脱离现实，但其实是以“无历史的面相”去反映这个世界的无意义。正是社会的普遍物化造成了个体的焦虑、恐惧、郁闷、绝望与空虚，这些个人主观情感的表达本身就构成了对现实世界无言的批判。“艺术作品的社会批判锋芒就在它让人受伤、让人痛苦的地方”；通过艺术的形式法则对现实元素进行重组，表现社会的虚假、伤痕、裂缝、抵抗和矛盾，艺术由此成为“无言的雄辩”，同时也指向一个“尚不存在的自在存在”——乌托邦。 

　　就文学批评而言，阿多诺同样反对以某一固定的标准去评判一切文学作品。这包括以意识形态这一一般概念从外部质疑文化总体的“超越式批判”或“外部批判”，也包括用文化自身结晶而成的规范来诘难文化，即“内部批判”。外部批判全盘拒斥社会，将总体像海绵一样抹去，以虚假的和谐解决客观存在的矛盾，靠近了野蛮主义。内部批判恪守着文化的观念，强调其“自在的存在”之意义，与外在社会生活相脱离，放弃了干预，从而也就为现实秩序张目，并因此在现存物化秩序中获取一席之地。从辩证的角度看，外部穿刺的批判和内部打孔的批判之间的对立，正是物化现象的一种症候。阿多诺所呼吁的否定的辩证法要求将文化批评提升到扬弃“文化”这一观念本身的高度，从而既否定文化的观念又实现了这一观念。 

　　利维斯与阿多诺勾画的批评理论图景都赋予文学及文学批评以社会重任，但是这个重任的指涉并不相同。作为阿诺德“以文化代宗教”、文学批评是生活批评等理念的延续，利维斯坚信文学批评的根本任务是“救世”，即以高雅的文学引导知识分子和民众的价值取向，塑造情感，进而将人类文明从工业化、物质化和大众化的庸俗与堕落中解放出来。就此，利维斯设计了一整套方案并付诸实施，多管齐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透过文本细读提升英国民众对人性与道德的感知，将盲目、冷漠的个体重新熔铸成具有甄别意识的公众，建立起能够有效抵抗工业文明侵蚀的“文化共同体”。 

　　 利维斯要求文学形式为道德服务，以文学批评直接改造社会。而在阿多诺看来，对艺术形式法则的强调，恰恰是艺术社会性的体现。这里，阿多诺指的不是剑桥新批评学派只关注文本、语言，而不关注社会的做法，也不是介入和自律之间的简单折中，而是指抹去任何外在的社会内容，艺术作品的思想内容就体现在形式要素中。不论抽象的形式还是孤独的个体，都由社会所造成，这本身就体现了现代艺术作品和社会现实的关系。因此，形式并非空穴来风，也不可能独立寒秋，都是“有意味的”。阿多诺认为，自律艺术的魅力在于祛魅。在一切以交换价值来评判事物的世界中，一个本身无用的东西的存在就会成为对这个世界的无声的谴责，这种外在形式的呈现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因此，文学批评从作品形式入手分析，也就可以由表及里揭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阿多诺同样重视改变接受者的物化意识。但相较利维斯积极走向学生和公众，阿多诺的审美教育强调艺术以形式要素与社会拉开距离。日常生活中人与现实是没有距离的，好的艺术作品会激发出欣赏者恐惧或震惊的瞬间，从而切断个体日常的认同模式，将欣赏者从物化的日常生活中拽出来。“被卡夫卡的车轮碾压过的人就永远不可能与世界和平共处”，在这一瞬间，艺术欣赏者被审美意象所震颤。这种全面的审美体验与文化工业带给个体的感官刺激完全对立，它毫无愉悦可言，却能让个体看到摆脱日常生活物化现实的可能性，完成对自我和现实的批判。 

　　三、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启示 

　　利维斯与阿多诺在20世纪发展的两种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以及文学批评观对中国当下文化的发展与文学批评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20世纪两种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根本上都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而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所蕴含的文明观是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阿多诺有关启蒙的辩证法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至今仍掷地有声。站在英国保守主义的延长线上，利维斯对英国现代性问题与技术发展的彻底否定虽然缺少辩证的视角，却是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更为细腻和生动的描绘和表达，其忧思有着极强的现实指涉。在今天，我们提出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正是要避免阿多诺与利维斯所批判的西方以资本和工具理性为中心的现代化及其种种弊病，而真正实现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利维斯与阿多诺对技术的彻底远离或抗衡的态度并不可取。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欣赏的艾伦·坡《莫斯肯漩涡沉浮记》中刻画的水手意象，直面技术又处之泰然，方能在生死一线之际逃离技术的“漩涡”。在发展中，我们要警惕西方现代化的痼疾，特别是在今天网络文艺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中，要避免被工具理性所支配，沦为资本和算法技术的“奴隶”，在各种“信息茧房”中丧失主体性。 

　　第二，文学批评不能脱离文学文本与文学实践。批评在本质上固然意味着区分与判断，但文学价值的判断与衡量远不是创造一套固定且明确的标准简单应用到作品上。阿多诺明确提出，用某个一般的概念从外部来质疑文化这个总体，或者用文化自身结晶而成的规范来诘难它，二者都是批判理论不可接受的。坚持在内在性和超越性之间二选一，就回到了黑格尔反对康德时已经批判过的传统逻辑，而辩证法意味着对一切物化的毫不妥协。在利维斯看来，批评是知性和敏感性的完美结合，需要批评家细读文本，揭示文本的内在含义，同时这也是批评家凭借个人感受力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体现了批评家个人的见识、品味和旨趣。他本人的文学批评也从来没有远离文学文本和细读，充满了对文学作品的深刻理解和细腻感受，为今天我们利用文本细读进行文学批评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利维斯认为，一部作品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修正或改变了进行判别的观念。时代在变化，今天的新大众文艺诞生于与纯文学创作截然不同的数码人工环境，其想象力环境、主体、文学要素、文本内部遵循的逻辑、语言等与传统文学都有明显不同。一边摆放好纯文学，另一边安置好网络文艺，然后直接将两者进行比较，这么做几乎毫无意义。在进行新大众文艺作品的批评时，我们需要导入复合的视角，甚至更新批评的固有观念，看到作品创作的环境变化，有助于从现实主义视角看貌似荒诞无稽的幻想作品，读取到别样的、更有建设性的信息。 

　　第三，文学批评要面向公众，发挥社会功能。在文学必须关注社会、发挥社会功能这一点上，利维斯与阿多诺具有共识，只是就文学如何关联社会方面，二人观点不一。利维斯认识到，解决大众文明时代的文化危机，光靠“少数人”是不够的，重构社会有机共同体，需要唤醒民众的文化批判意识。在工业文明时代，利维斯认为大众的阅读品位需要少数人引领，不能否认其中有居高临下的态度，但他的文学批评有着极强的“读者意识”和走向公众的情怀。他号召在大学之外的全社会进行英国文学教育，尤其应推动成人文学教育，工人阶级也应该阅读莎士比亚，阿多诺则认为妄图通过文化批评拯救病态的社会是幼稚的，艺术只能发挥社会参照的功能，而不能直接介入现实或反映现实，只有否定现实、挑战现实的观念，才是真正的自律艺术，也才能把握住生活的理念。 

　　不过，阿多诺批判理论为人所诟病之处也在这里：虽然提出了根本性的问题，却寄希望于以乌托邦克服同一性的世界。但人总要与世界产生关联才能生存下去，如果不能提出有实践性的改善方针，这种批评就只剩下悲观的叹息。他指望以自律艺术完成对个体的重建，这是更加精英主义的态度。以个体去反抗社会的同一性，追求弃绝消费的自律艺术，这种要求只有极少数人才有条件争取，其解决思路几无可能实现。在实际生活中，先锋的艺术很可能对大众构成一种拒绝而非“震惊的瞬间”，最后成为一种孤芳自赏的艺术形式。 

　　第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必须结合当下实际，努力回应现实问题，才能焕发勃勃生机。利维斯始终紧跟时代的变化，不仅坚持以批评救世，还将文学批评的对象拓展到大众文化中，在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的融合方面做出了初步的示范。也因此，其融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宗教和媒介观察于一体的实践批评范式在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欧洲文明危机与法西斯背景下，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完成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在20世纪的转型。作为流亡者的阿多诺借助《奥德赛》的文学隐喻，以切合西方文化传统的方式深刻阐述了启蒙的辩证法即资本主义走向自我毁灭的必然性，指出文化工业与法西斯极权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人类思想史上产生深远影响。 

　　但是，对于时代的“病症”，利维斯囿于出身及经验主义传统，其回应始终缺少“朝前看”的勇气，漠视经济发展带来社会进步的一面，也有意忽略英国乡村封建宗法制的罪恶，没有看到英国社会与政治问题更深层次的根源。利维斯的愿景指向工业文明之前的田园牧歌，而在其文化传统的中心，供奉着的则是经过挑拣的英国文学传统。阿多诺则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彻底性和辩证性，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文化领域。 

　　比较这两条理论脉络的产生与发展，不论是利维斯的保守主义还是阿多诺的批判气质，二者都没有真正努力解决当下的社会文化“病症”。而同样的话题，自20世纪50年代经过雷蒙·威廉斯的改造，成为“漫长革命”中的伟大成就。1969年，威廉斯写作《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颠覆式重读了利维斯《伟大的传统》，从将传统文化奉为圭臬到将文学文本历史化，在英国小说传统的变迁中发现新兴的元素。1977年，威廉斯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最终以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实现对传统教条和保守的利维斯主义的超越，开辟左翼文化研究的新场域。在继承利维斯主义的基础上，威廉斯始终肯定工人阶级大众的能动性，以积极的态度直面英国本土文化理论与现实困境，开辟了英国文化研究的道路，堪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英国本土化的典范。 

　　这条道路提示我们，文化批判与文学批评有着极强的现实性与实践性。当下中国文学文化实践走向“新大众文艺”，出现了越来越多介于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新文艺形态；文化消费者的主动性也愈发凸显，他们不仅有着丰富的文化产品消费经验，而且深谙文化生产的逻辑，在各种同人创作中生产自己的话语，或以集体的力量形成对资本平台的反抗。面对今天更加复杂的文学文化现象，中国文学批评不能故步自封，在理论层面自说自话，而应努力突破二元文学批评框架，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论资源相结合，回应全球数字技术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现实中出现的新的文学文化命题，并以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学批评话语体系。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