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制是中国社会的基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县域一说也由此而生。就空间位置来说，县域大概是指介于城乡之间的“中间地带”，按照今天的行政规划，大约是乡镇(也包括少数承担了乡镇行政职能与经济服务功能的区域)及其以上、县级市及其以下的行政区域。自新文学发生以来，县域与文学的关系，时常是作家涉及的话题。这成为本文使用“县域文学”这一概念的文学史实基础，亦是进行相关讨论的前提。大体来说，在现代作家笔下，“县域”常常等同于乡土，一并被纳入启蒙的范畴，如鲁迅小说中的“鲁镇”“S城”、师陀笔下的“果园城”等。在当代文学初期，或因革命愿景、宏大叙事等要求，县域叙事基本上被城市文学、革命文学、乡土文学所取代；或因城乡叙事的强劲有力，而被内化于现代化叙事之中，未能获得相对独立的文学位置。所以，这些都不属于本文讨论的“县域文学”。

　　在笔者看来，“县域文学”主要是指以县域为基本表现对象，突出县域的主体位置，并对县域的空间沿革、历史传统、文化新变、人事变迁、日常生活等内容进行细描的文学作品。比如魏微、徐则臣、张楚、乔叶、鲁敏、路内、阿乙、朱山坡、鬼子、颜歌、林森等，先后关注到县域各个层面的变化，创作了一系列以“微湖闸”“云落”“杨庄”等县域为基本表现对象的作品。县域空间在这些作品中不仅是故事的发生背景、表现对象，还是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的重要元素，更关键的是，构成了作品重要的精神标识与向度，并成为显著的文学地理坐标。

　　按此界定，当前关于县域文学的研究，或侧重于现象描述与历史梳理，或集中于作家作品的个案阐释，与县域文学的叙事热潮相比，批评尚未能够实现对县域文学创作实践的整体把握与积极引领。因此，借助空间理论，重勘县域之于文学的独特意义；以情感视野，体察县域文学作家的思想变迁；在从城乡中国到城镇中国的逻辑转换中，提取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学力量，把握中国文学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性意义，进而在空间、情感、城镇中国三重视野中，初建关于县域文学的阐释框架，是本文试图建构县域文学批评的理论设想，亦是写作初衷。

　　小城与大城：县域文学批评的空间视野

　　空间转向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界的重要理论趋势之一，深刻影响了文学、史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空间批评建基于空间理论，广泛运用于城市文学、乡土文学等研究领域，也是县域文学批评需要面对的关键词。如何既将空间理论运用于县域文学批评，又能区别于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中的空间批评，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难题。概括来说，一要体现出县域空间在城乡二元结构之外的特殊性质，既外在于现代、繁华的都市，又不同于传统、质朴的乡村，即作为两极之外的“中间地带”独具的“过渡性和杂糅性”；二要准确把握中国近50年县域空间的“常与变”，既体现出县域空间的“稳定性”，又反映出“流动性”。

　　第一，借助空间理论，可对作家精心营构的县域文化空间，以及形塑的社会关系一一进行剖析，以呈现出县域空间的过渡性、杂糅性及其文化新变。魏微《大老郑的女人》讲述改革开放之初南方小城男女关系的新变化，以及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一方面，旧的社会关系在破裂，大老郑因为外出务工，不得不与家中的妻子和儿女分开，家庭关系的紧密度变得松散；另一方面，新的社会关系又在形成，一个女人与大老郑在城里“制造一个临时的安乐窝”。这种新型社会关系源于小城在时代风潮下的“活泼”，外地人的到来改变了小城的节奏，也形塑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异乡》中的许子慧从南方小城漂泊到北京，三年来却一事无成。在北京，她四处受挫，成为别人眼中的“异乡人”，但回到家乡，又成为父母眼中的“异乡人”。北京的路困难重重，故乡的路已无法回去，许子慧的两难处境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并不是特例，“这二十年来，正是大量中国人热衷离开的年代。他们拖家带口，吆三喝四，从故土奔赴异乡，从异乡奔赴另一个异乡”。如果说，魏微的众多小说是以南方的县域为中心进行辐射的，那么，乔叶则将自己的写作重心定位于中原文化影响下的县域。《龙袍》聚焦于杨庄，并塑造了管理者老忠这一既无奈又可悲的人物形象。他身穿被村民称为“龙袍”的干部服，在杨庄拥有一定权力，重视集体主义，但面对国家包产到户的政策时，仍旧免不了被时代大潮抛弃的命运。《月牙泉》中，“我”在省城生活，收入可观，而姐姐则在老家讨生活。姐姐的粗俗、笨重，让“我”十分羞愧。虽然小说的最后，由于姐姐对我的关心，唤起了我跟姐姐之间的亲情，但小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仍然是“我”/姐姐、女知识分子/邋遢农妇、城市/小城之间的鲜明对比，以及“价值高低判然有别的二元对立关系”。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改变了一直以来视空间为容器的观点，由空间中的生产转变为“空间的生产”，他指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即空间不是单纯的社会实践活动的舞台，其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生产。迈克·克朗受其影响，专门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探讨文学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复杂关联，指出“文学作品不是一面反映世界的镜子，而是这些复杂意义网络的一部分”，进而深入文学空间内部，关注其间蕴含的权力、情感以及社会关系。虽然魏微写的是南方县域在经济、两性等方面的文化新变，乔叶关注的是北方县域在权力、精神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看似截然不同，但其实都源自新的现实空间的变革。县域文学作家在文本中建构的空间，是新的现实县域空间所构造的社会关系的投射与铭刻。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进程及城市化道路，使小农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淡化了用于维系传统社会的婚姻、家庭与亲情。魏微笔下的小城虽然单纯、安静、古老、闲适，但终究挡不住时代发展的步伐；乔叶作品中的杨庄，深刻反映出小城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精神裂变。但县域文学空间所构筑的新型社会关系，与城市文学、乡土文学空间不同。县域空间的独特性在于既区别于城市，又与乡土时刻保持着互动；既在文化观念上领先于乡土，又在城市面前显得有些窘迫。魏微所构造的大老郑与女人的关系中，女人竟搭进去了自己的感情，颇有些“小城特色”，而与城市文学中逐渐“物化”的男女关系有所区别；《月牙泉》中的“我”虽然对姐姐十分嫌弃，但“我在姐姐温暖的体温里”，“泪忽然无声无息地流了出来”，原本快已断绝的家庭亲情，又在特殊时刻微弱地浮现。这种特殊社会关系的形成及其文化新变，构成了县域文学最重要的空间特点，并成为其中人物新的精神向度，以有别于城市文学空间和乡土文学空间。就像路内的早期代表作《少年巴比伦》和《追随她的旅程》，固然有青春文学、打工文学的影子，亦有大都市上海作为背景，但最核心的关切却是人在县域空间内的命运挣扎与慌乱不安，以及20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期的复杂面貌在县域的“显影”。

　　第二，作为“地方”的县域，在时间上纵向发展，在空间上横向勾连，且处于生产的链条之中。所以，县域空间并不是一个静止、固定、孤立的区域。位置的迁移、人口的流动、经济结构的变化，乃至文化观念的更迭，一方面使县域的边界逐渐模糊，另一方面也使县域深刻参与到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成为历史的见证者。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的“流动空间”概念指出，随着电子通信的发达与世界性网络的建立，不存在单纯意义的封闭的地方，“真正重要的是，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同时并存”。近半个世纪以来，县域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历经巨变，人口、信息、技术、资本大规模流动，恰恰说明县域空间不仅是“地方空间”，更是“流动空间”。通过对历史进程中县域的发掘，以小城、大城之间的变换讲述县域空间的发展史，并在“地方性”与“流动性”之间重构县域，是县域文学作品的重要叙事模式。张楚一直专注于“写县城”，2024年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云落》同样以县城为中心展开叙述，评论家从精神图景、诗意日常等角度切入，以深化对县域叙事的阐释。但值得注意的是，《云落》除了发掘县域空间的“地方性”和“生活史”之外，还特别设置了一段“变迁史”和“传奇史”，即云落县城在房地产的刺激下如“宇宙大爆炸”般急速扩张的过程。不过，即便同样写到小城与大城之间的转换，张楚与余华、格非等人的处理方式仍旧存在很大差异。余华的《兄弟》、格非的《春尽江南》也以近乎寓言、传奇的方式，描述了中国乡村、小城快速扩张，并“炸裂”为大都市的过程。不同在于，他们笔下的城市不仅丧失了基本的美感与生活属性，还吞噬了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张楚虽然也写到云落的疯狂扩张，且以近乎传奇的方式对罗小军、万永胜的故事展开叙述，但写作的重心仍旧回归到了县域人事、景物与心灵史的刻画。比如罗小军虽身处云端，颇具英雄人物的特点，却也能与万樱成为极好的朋友，更像是县域空间内脚踏大地的“普通人”，力量与温情同在，流动与稳定兼有。这一方面得益于张楚一贯以来的细微笔触，另一方面也受县域文学创作范围与主旨设定的影响。小说虽然通过罗小军、万永胜、常云泽等人的命运起伏，隐喻了时代风潮中县域命运的“不确定”，但作为城市、乡村之外的“第三空间”，县域又表现出了比城市、乡村更具延展性、包容性的一面。张楚以笔下人物走向的“逃离与归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具辨识度的独属于县域空间的“流动性”与“稳定性”。而且，两者并不矛盾，就像《云落》中所说，“云落犹如正在脱壳的螃蟹，旧壳尚未完全剥离，新壳正随着风声慢慢地硬化，没有人知道这只螃蟹是否还是从前的那只螃蟹，唯一能确定的是，它的心脏依然是从前的心脏”，又如魏微在小说中所述，“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小城还保留着淳朴的模样”，但又在“以它自己的速度生长”。

　　思想难题与精神还乡：县域文学批评的情感视野

　　很多县域文学作家都专门提到过“情感”在其创作中的重要性。张楚在写完《云落》后就说，“有血缘或脱离血缘的亲密关系在城市已经很难找寻，在县城里则依然纵横交错、热气腾腾，抚慰着人心”。路内也提到，小说中有他全部的热情。一方面，是因为情感本身就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元素，我们很难想象，没有情感注入的文学创作有多么乏味；另一方面，也说明“情感”构成了县域文学作家精神印记的一部分，他们的情感变迁史，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县域文学的发展史。具体来说，从情感角度入手，可将县域文学细分为三种类型。

　　情感类型之一，是普遍以感伤主义的情绪和姿态，以怀旧、思念的方式，书写曾经生活过的县域。县域文学作家中以“70后”为主，其中包括少部分“80后”，并非偶然现象。他们普遍成长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县域，其童年生活经验自然成为写作的基本素材与灵感来源，构成“可以‘作底子’的原在世界”。他们擅长以深情的笔触、感伤的姿态来讲述小城生活，甚至把小城作为抵御现代都市发展的一种方式。这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家有很大不同。鲁迅等人在面对县域空间时，虽然也有抒情式的怀念，但更多是站在现代城市的视角批判乡村或县域空间的愚昧，以实现文学启蒙的目的。李长之曾以鲁迅性格为缘由，认为他“不宜于写都市生活”，只有在写农村的过程中，“他自己的倔强，高傲，在愚蠢、卑怯的农民性之对照中，也无疑给人们以兴奋与鼓舞”。李长之从创作主旨上发现了鲁迅是以对国民性的改造，来完成文学启蒙的目标。但从小说技巧上来说，“鲁迅不宜于写都市生活”，其实反映出鲁迅在小说中更愿意将都市作为模糊的背景，其中的县域空间及其叙事，只是为完成创作主旨而临时借用的道具，不会对人物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即便鲁迅的小说是在“‘城—镇—乡’彼此交织重叠的地方社会空间中展开，但其中的权力博弈却是以‘城乡’二元的等级话语为基础”的。这也说明，在鲁迅的小说架构中，县域空间与乡土空间呈现出一定的趋同性，甚至只是乡土空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笔下的‘鲁镇/未庄社会’与其说是乡土中国社会的浓缩，不如说是‘乡镇中国’的典型写照”。相对而言，县域文学作家更加注重县域空间中人情、传统的书写，以及对县域文化、精神内核的发掘，以此窥探人性，洞察时代，重点突出县域空间的“慢”与“不变”，以时间的缓慢来对照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变。一方面，他们试图描绘那个美好的环境、安稳的时代，“那里头的世界是完整的，人民安居乐业，闲适而满足，极好地象征了那个时代”；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对县域人与事的细致描摹，如魏微对微湖闸日常生活的诗意建构（《一个人的微湖闸》），鲁敏对东坝美好人性世界的描摹（《离歌》），颜歌对平乐县中活色生香的人情演绎（《平乐县志》）等，表现出县域空间最真实、朴素、原生态的人生风景，以及对“县城宇宙”历史变迁的牧歌式怀念。

　　情感类型之二，是普遍表现出前后矛盾、进退两难的立场与思想困境。张莉曾指出，他们大都“成长于两种意识形态的巨大断裂处……他们在一个巨大裂缝中完成着自己的世界观，就精神立场而言，常常可能是进退两难”，朱山坡将此具象化为生存的“夹缝感”。从创作倾向来看，县域文学中的主人公既向往大都市的繁华，希望融入大城市的节奏，步入现代轨道，但也发现，特殊的社会环境与人生际遇，使他们很难突破困局，最后只好无奈退守家乡一隅。所以，不断在“出走”与“寻找”、“梦想”与“现实”之间徘徊、折返，是小说主人公的常态。乔叶《叶小灵病史》的象征意义在于，小说由叶小灵的“病”入手，撕开了数以千万计生活于杨庄等小镇青年的“城市梦”及其破碎带来的苦痛心绪。叶小灵因为“生就一个城市坯子”，外加与城市的微弱联系，使她具备了成为“城市人”的可能。但高考失败与相亲未果，使她失去了融入城市的机会，更成为她的“心病”。叶小灵退回杨庄后仍旧没有放弃成为“杨树市人”的理想，她与丈夫丁九顺开始按照杨树市的模样改造杨庄，做着“只属于她的、真实的美梦”。这构成了叶小灵的第二种“病”。极具反讽意味的是，小说最后写到了杨庄的开发，叶小灵想成为城市人的梦想，随着政府的规划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但叶小灵却整天无所事事，越来越胖，越来越懒，患上了另一种“病”。叶小灵三个阶段的病史既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县域青年个人前途的隐喻，也是时代进程下城乡二元结构关系的变迁史，更是一代人进退两难的精神困境的文学表达。县域青年因为有机会接触城市，而有了向上升迁的梦想与可能；但除了高考与婚姻，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仍旧阻隔了通道。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此类结局不仅对应了“70后”作家的个人成长经历，更暗示了其作品主人公的未来出路。徐则臣早期小说创作中的“北漂系列”，为我们展现了外乡人在北京的种种生活遭遇，以及对城市变迁的细致观察和自我体认，但北京始终不是“我们”的，生活困顿、情感受挫成为小说主人公的家常便饭。如果说，乔叶笔下的叶小灵试图以高考、婚姻获得城市人的身份尚且令杨庄人“心怀敬意”；那么，徐则臣小说《天上人间》中的陈子午希望通过与北京姑娘的结合从而在异乡立足，多少带有悲剧的意味。陈子午最后死于非命，似乎暗示了大多数县域青年在奔赴城市过程中的现实困境与精神疑难——要么在向往城市的道路上含恨而终，如阿乙笔下的“模范青年”周琪源（《模范青年》），要么虽在城市苦苦挣扎，也难有立足之地（《屋顶上》）。

　　情感类型之三，是将县域小城作为不断回望、精神回归，甚至是安顿自我心灵、解决精神疑难的“家园”。写作就是回故乡。徐则臣的很多小说反复讲述“出走”的主题，小城空间的逼仄，促使他“到世界去”；但他同时又经营着“寻找”的主题，既寻找自己在城市的位置，也寻找自己“在世界中”的人生方向。“北漂”留不下的时候，故乡的花街成为徐则臣小说中经常穿插闪现的空间，连带着对于景物的描写，也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气息和温情的笔触。《耶路撒冷》以初平阳出走故乡，后又返回故乡的基本线索，呈现一代人的心灵史，就像徐则臣后来说的：“我突然发现故乡变得更重要了”。林森的新作《唯水年轻》反复出现了“出航”与“返乡”的情节，故乡海南小镇不仅成为小说主人公在外漂泊的归处，亦是身份归属的寄托、精神动力的来源。《云落》以天青的离开故乡、最后折返故乡为线索，串连出县域空间内的人世浮沉与情感动荡，并在其间深刻反映了小说灵魂人物万樱足够强大、稳定的精神质地，甚至能够容纳一切，包括生存与死亡、喜悦与痛苦、爱情与情欲、理想与现实等。“70后”“80后”作家，大都已人到中年，其间的人生体悟，再也不是少年时期的一往无前。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及现实社会的转型，也会在作家思想上留下印记，促使他们反观自身、回归本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县域文学一方面发现了普通人的意义，以及被时代忽视的平凡人物的光芒与情感结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作家们通过“精神还乡”，重新定义了县域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位置与精神图谱，这在文学史上是比较重要的塑造和突破。县域中国以它自身的生命力，昭示了另一种生活的魅力与可能，其作为作家创作的精神动力源，亦成为县域文学作家摆脱精神困境，达到自我与他者、个人与时代、人生与创作之间平衡的有效方式。

　　城乡中国与城镇中国：县域文学批评的整体视野

　　县域文学批评对空间、情感视野的借用，离不开逐步浮出地表的县域中国及其形象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位置。这提醒我们在面对县域文学时，一方面要努力鉴别、区分县域文学、城市文学、乡土文学的共性与特质；另一方面则需要将县域文学放置在从城乡中国到城镇中国的逻辑转换与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进而言之，正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深入、现代经济的发展、思想观念的解放，以及网络通信的普及，城乡之外的县域空间从幕后走向台前，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作为文学形象的县域中国也才得以生成。在城市—县域—乡村三级架构中，城市文学、乡土文学已蔚为大观，而当下方兴未艾的县域文学则尚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如何借助城镇中国的整体视野，为县域文学批评提供思想助力，是提升未来县域文学批评的重要方式。

　　第一，在从城乡中国到城镇中国的思维转换中，县域文学批评要凸显县域空间及其人事的主体地位，使一度“缺席”的县域在城乡结构之外重新“在场”。虽然现代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源于晚清，但城乡中国的历史叙事以20世纪80年代尤为显豁，其中既有与国际接轨的世界因素，亦有本土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动因。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是较早涉及“人与县域关系”的作品。之后，真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与县域关系”做出深入思考，并将县域叙事推向一定高度的，是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人生》中对高加林与县城之间关系的曲折书写，可视为一代人精神创伤的形象化表达。这种精神创伤在时间上源自个人与时代发展的“错位”，在空间上源自人与县城的“区隔”。所以，虽然陈奂生、高加林一度“在县城”，但并不“属于县城”，作为时代进步与现代化象征的“县城”并没有接纳具有农村户口的陈奂生和高加林。本质上，他们是作为“闯入者”出现在县域空间的，短暂的停留无法和县域产生真正的关联，即便存在微弱的变化，也不足以影响小说人物的结局。因此，即便县域空间在小说中占有一定篇幅，但在城乡中国的历史叙事中，县域只能作为“背景”出现，而无法成为真正的主体与表现对象。就像在陈奂生、高加林眼中，县城或捉摸不定，或被视为人生理想，而真正的县域在小说中却“消失”了。县域文学的发展，体现出从城乡中国到城镇中国的逻辑转换与叙事变迁，人与县域的关系由“闯入式”变为“内生式”，主人公本身从县域空间中产生，亦由县域空间所形塑。《云落》中的万樱，性格隐忍，内心平静，是典型的华北平原县城的普通女性。从《风暴预警期》到《蛋镇电影院》，朱山坡构筑的蛋镇，以其特有的边缘性、异质性孕育了蛋镇人，如孙吴、胖子章等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抗争精神。独特的县域空间及其人事的构筑，有赖于朱山坡长年浸润于广西的一草一木，以及在小说中希望“写出南方的独特性和丰富性”的创作主旨。云落、蛋镇，以及从中内生出来的人物形象与品质，散发出中国最为重要、敏感和关键的县域空间的生命气息，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叙事中极为弱化、模糊的县城人物如路遥《人生》中的黄亚萍等，已判然有别。这既说明县域文学作家已形成较为自觉的创作意识与“文学根据地”，又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文化的再次凸显，更可视为历史叙事从城乡中国转向城镇中国的“文学表达”。

　　第二，县域文学批评要以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为指引，重勘百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经验”与“文学力量”。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为中国的富强、民主、文明提供了丰厚的物质财富，更为世界的现代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与“理论话语”。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从整体上阐释了转型时期中国的来路、现状以及未来发展方向，为我们整合诸多思想资源提供了一种总体性的思想框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份总体性框架与历史蓝图中包含了众多组成部分，并可以分解为各个层面的指标体系与力量来源。其中，也包括不可缺少的文学力量。县域文学的发展与成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引入了文学力量。一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其中两个特征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如果县域城市实现不了现代化，就谈不上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并不只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现代化，广大的县是最重要的”。因此，县域的现代化其实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二是因为县域文学进一步凸显了县域在中国的特殊性、重要性与多样性，尤其是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贡献了多元的文学审美力量。面对县域文学，我们需要以新的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予以考察，并给予城镇中国更多关注，而非用一句简单的“县城感”加以概括。县域巨大的体量承载了大部分城镇人口，代表了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如此宏大的时代主题与历史命题，需要相应的文学类型予以表现。乔叶小说中的人物，如老忠、叶小灵等骨子里的执拗性和精神风貌，其精于算计的性格和对官场权威的崇拜，多少带有中原文化的余绪，而给人些许的压抑感；颜歌的《平乐县志》虽然也写到了小镇官场和男女情爱，但西南边陲县域空间人物独有的酣畅淋漓，无疑略微冲淡了其中的权威气息。林森的海岛小镇（《小镇》）、仫佬族作家鬼子的瓦城小镇（《瓦城上空的麦田》），共同构成了南方县域空间的文化记忆，互有差异，而又相互补益。县域文学的多种审美风格、文学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版图中互存、互补，而独有的“中国经验”又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体现出“中国式”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和理论活力。

　　结语

　　本文提出以空间、情感、城镇中国三重视野构筑县域文学批评的框架，并不代表面对县域文学时，仅限于上述三重视野。所以，这里还需要重点澄清两个问题。一是县域文学还处于发展之中，即使面对现有的县域文学，也还需其他视角介入，比如早已运用于文学批评的媒介视野。2024年，“县城文学”摄影及短视频席卷网络，引来众多年轻网友的讨论、点赞与共情，并在互联网掀起一股新的美学潮流。这一方面源于“县域空间”在当下中国的特殊意义，另一方面则主要得益于媒介的加持。如何借助媒介批评，以“县域想象”“县城美学”为中介，重新观察城乡结构之外的县域空间及其人事的叙事体系、情感表达与文化标签，将有助于获得对“县域”更为恰切的认识。

　　二是在既有的视野之内，我们还需要深入辩证思考，警惕理论的盲点与陷阱，以对县域文学的创作提供更多补益。比如，现阶段的县域叙事大都建基于创作者先前的生活经验，这固然使县域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地方性，但对经验的过度依赖，有没有可能导致县域文学本身带有的空间视野、地方经验偏狭化，进而沦为一种“空洞的地方”与“重复的表达”？县域文学本身所规限的空间，又该如何实现新的突破与延伸？或者说，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我们又该如何定义“县域”？又比如，现有的县域文学如何进一步提升情感层次，突破情感视野下的追忆、怀旧、怅惘、失落，乃至精神还乡，“而指向于一种对县城的考古学和未来学”？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话题。

　　总之，县域文学有着较为广阔的表现空间、思想资源与创作素材；当下县域经济、人文、历史的重新复活，也会给写作者提供新的灵感来源、人生经验，并促使新一轮县域叙事的复兴。文学写作往往最终将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人，“文学的地方性追求归根到底并不真正指向地方，而是人自己”，县域文学同样如此。个性化的生活阅历、情感起伏、人情伦理，以及具体县域的空间变革、历史经验和全球化语境下的“地方感”，将是未来县域文学的创作重点。唯有如此，县域文学才能为理解“城镇中国”留存一份多维度、有深度、有广度、有价值的“文学档案”。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