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小说，很少有一气呵成的时候。个人经历和家族故事，被我完整写进小说的情况，虽然有，并不多。小说的起点往往来自日常生活，可是当叙事开始，当字数渐渐增加，文字、句群中就会出现一种潜在的独立的力量，小说自身的力量。已经写出的文字越多，那种力量就越强。所以我总是习惯于先写起来，再思考，在写作的过程中思考。不写作的时候我是零，我什么都不知道。当写作开始我才逐渐明白自己要写什么。最后一个字如果还没写出来，说自己“知道要写什么”，仍是一句假话。 

　　多年的写作经验表明，小说有自己的智慧。小说的智慧往往大于作者的智慧。但小说的智慧到底是什么？又很难说清。它是一个奇怪的存在。而且一部新的小说又有新的智慧。显然，并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小说智慧，可以从口袋里掏出来，随拿随用。一部小说完成后，我重新成为零，重新成为一个一无所知的人。聊自己刚刚出版的一本书，总感到尴尬和为难。当下一次写作开始时难度再一次跳出来，拦路虎一样蹲在面前，无声地和我较着劲。我和那个拦路虎的对峙往往需要耗费写整部小说三分之一的精力。直到磨够时间，某一天突然变顺畅了，可以写下去了。拦路虎似乎躲开了，其实它化整为零，变成了无数个小拦路虎，把守着每一个路口，埋伏在意想不到的任何地方。 

　　以上说法并不表明，写作就是“瞎猫等着碰死老鼠”。作者的自主性和内在性当然起了决定性作用。小说的智慧也许是作者在长期的写作训练中慢慢养成的。拦路虎其实还是作者自己。倒回去看，一部书仍是一个作者所有内在性的外化。某本书只能是某一个特定作者写出来的。所以小说的智慧又是作者的智慧。 

　　我本人开始学写小说时，国内一批先锋派作家风头正健，我和他们年纪相当，但我是他们的学徒。我还没有出徒，但他们已经不约而同纷纷回归传统了。不过，明眼人都清楚，先锋派作家笔下的传统不再是旧时的传统，而是一种新的传统，“先锋性”原来是盐，现在化成了水，渗透进貌似传统的文本中。早先的先锋更重视形式，后来的先锋不再执着于相，而变成一种看不见的资源，从根本上改变了写作。 

　　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以为，传统和先锋的首要区别是，两者达成意义的方式和途径不同，传统小说的意义比较直白、单一，易于抽象和总结，而先锋小说——即使仍然是传统面目，其中的意义形态要复杂得多。在先锋小说中，意义不再是平直外露的，先于小说，指向一处，等待作者去简单图解。巴赫金所说的“复调结构”，应该也包含了意义结构。意义也是一个结构，无形的结构。一个意义处在另一些意义的严密监视中。不同的意义之间有补充、有消解、有转换，甚至有敌意。意义不再只是一个单向增殖的过程，更是一个多向互文的过程。意义是一个巨大的困境。作家并不是意义的拥有者。作家并不是先有了意义，再去用故事和人物去证明。作家还是一个探索者，写作开始，探索开始。作家更是一个阴谋家，他在创建一个意义的迷宫。这似乎是作家的怪癖，其实不然，世界原本就是一个迷宫。任何三五句话，都很难把这个世界说清。 

　　另外，小说还是小说。 

　　小说没有义务去粉饰太平，也没有义务去批判和揭露。小说家不是吹鼓手，同样也不是打手。小说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这个世界。 

　　总之，我是用先锋姿态创作《敦煌》这部小说的。写作的过程中，除了阅读史料，我的枕边书基本都是先锋小说，甚至后现代小说。我没有从那些作品中直接学到什么东西，但我可能获得了某种精神、某种语气。当我写一部貌似古典的小说时，我信心十足，穿着西装前往唐代，讲述一个发生在唐贞观年间的故事。 

　　整部小说并没有回避复杂性，并没有宣示任何先验的主题，整部小说都是艰苦运思、精心布局的结果。当它出版了，看上去自然无痕，但写作过程却血迹斑斑。它们不是对历史的照抄，它们随时都在回应：小说为什么是小说。 

　　作为一个叙事者，我始终在两难境地中缓慢前行。慢，成了信仰式的东西。不怕慢，才能快。能慢，才能快。我从心里完全排除“快”。没有任何时刻可以一发而不可收，痛痛快快表达自己的主张。就算有，也需要十分警惕。因为我的主张和小说的主张常常不是一回事；因为作者小于小说，作者服从于小说。作者给不了意义，更给不了答案。在写作中，最流畅的时候最需要警惕。一口气写数千字，简单追求速度，这曾经也是我的一大毛病。这种情况，当我越来越是一个老手时，就越少出现。 

　　我也主动把两难境地视作叙事的核心驱动力，历史与个体、历史洪流与个体挣扎、暴力与共生、仇恨与爱情、神圣与世俗、神性与人性、传统与现代、犯罪与救赎，所有这些都是在持续的两难对峙中逐步展现的。我用松弛的语调讲述“敦煌”这样一个富有权威感的题材。我把神圣的宗教艺术降维为个体生命经验的铭刻。我化解了符号崇拜，力求找到埋藏在深处的人性真实。我借虚构进入历史。我写神、写人，也写动物，让动物不再是人的附属、人的工具，动物、神和人构成一个共同的不可分割的人间道场。书中的人间道场，不单是寓言载体，更是拉满张力的混沌世界。我把历史小说惯有的线性解读转变为一种全息的精神共振。甚至字数和内容的多和少、繁和简，同样是尖锐的矛盾，两者相互敌视，有多时必须有少，能繁时必须能简。不能不多时才会多。能少则尽量少。 

　　回顾三四年的写作和修改经历，我只记得某几个极端的天气，某几晚的奇幻梦境，某一次深夜因为牙痛难耐去看急诊的情景。写作和修改的真实过程则是无法复原的。每一部书的写作都是一次与以往不尽相同的独特体验。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