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既是对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定位，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径。为实践“两个结合”，本文以当代“国风”作为传统文化创新的时代样本，以审美意识形态为视角来分析当代青年人群中的“国风热”现象，积极寻找规约和引导“国风热”发展的途径，提示人们关注当代文化价值走向，为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 

　　审美意识形态的概念与特征 

　　 讨论“国风热”，为什么要把“审美意识形态”作为切入点？首先要理解“审美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从学术史来看，审美意识形态概念源于西方，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伊格尔顿等对它进行了创新性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美学受苏联文论的影响，学者们倾向于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突出文艺的工具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美学大讨论中，“审美意识形态”成为热词，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文艺自身的独特品格，突出文艺的“审美性”和“人文性”，阐述文艺本质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成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近年来，有学者甚至提出 “审美”与“意识形态”不能相容，认为美有其独立于政治的价值，应致力于建立美的自律性原则，将“审美”与“意识形态”分割开来。关于“审美意识形态”概念含义的诸多争议与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密切相关。在国内延续至今的相关讨论中，一些学者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大多是偏向于政治性的。 

　　 对“意识形态”概念做单纯的狭义的政治含义理解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翻译成中文的“意识形态”概念本有两个意义不同的词源，这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都有体现：一是特拉西的法语词idéologie，意为“观念学”；二是黑格尔的德语词die Gestalten des Bewußtseins，被译为“意识形态”或“意识诸形态”，等同于某种“精神现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批判对象，资产阶级的审美意识形态自然也是一种虚假意识。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一书中延续了马克思否定含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这种否定性的运用展现了政治含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斗争性和批判性。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将其作为凝聚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和引导革命方向的关键性因素，是对其肯定性运用。可见，政治含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既可以是重要的批判武器，又可以是积极的建设力量。 

　　“意识形态”一词不止一个词源，它的含义也不止于政治含义一种。就“审美”与“意识形态”二者的关系而言，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审美”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die Gestalten des Bewußtseins），而且可以不是政治含义的“意识形态”。其次，“审美”很难与政治含义的“意识形态”真正脱离关系。一方面，“审美”与其他“意识形态”都受到社会存在的制约，其内在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政治含义的“意识形态”能够引导和制约审美现象或行为。“审美”与“意识形态”可以相融，“审美意识形态”不仅成立，而且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意识形态”具有的重要社会性功能它也具备。  

　　但“审美意识形态”毕竟不等同于“意识形态”，它指向审美经验和审美过程。“审美”（Aesthetica）一词来源于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原意为“感性学”，经由康德对“审美判断力”（人的审美能力）的批判，在学术史中奠定了美与人的感性之间的关联。这种感性并不是饿了要吃、吃要挑好的那种与人的物质需求、肉体满足紧密相关的低级感性，而是一种倾向于人类精神满足的更高阶的感性，康德将之称为“超功利的愉悦”。尽管人们的“审美”通常并不纯粹，在许多情况下也与日常物质所需相关联，但其仍然指向某种精神性诉求。“审美”是人类所独有的，是人类对精神价值的探索和投射，具有一种感性的超越性价值。 

　　综上，我们尝试将“审美意识形态”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性与现实性。就其社会性而言，“审美意识形态”能够发挥其社会作用，其不只是个人的独特审美形态，而是已经拥有了足以引起关注与重视的簇拥者、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的审美趣味。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现实的产物，现实决定了它有一定的追随群体，当然它也可以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影响社会存在。 

　　第二，阶级性与典范性。意识形态本身是阶级性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审美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体现出其政治含义，它的背后站着特定的阶级，是特定阶级的“话语”。按照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意识形态来源于特定阶级，展现、维护特定阶级的利益，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阶级斗争的关键性问题，即便这个问题进入大众文化和审美领域也不例外。审美意识形态通过树立不同的典范来表达它的阶级诉求。审美活动，作为一种感性符号的生成、表达和体悟活动，当它凝结为艺术作品或审美对象时，其中的开创性典范无疑具有社会示范作用。典范不仅在形式上启发和引领追随者，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所凝结的精神性内涵如一盏明灯指引着文化的发展。 

　　 第三，隐蔽性与内在性。审美意识形态产生的社会作用有经济方面的，即以艺术作品或审美产品带动社会资源的聚集和发展，也有精神和思想方面的，即以审美经验影响人的精神状况。前者是有形的，而后者是无形的。无形的精神性影响显示了审美意识形态的隐蔽性。意识形态可以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负面的、反向的影响无疑只是充当精神鸦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批判理论正是把矛头指向审美意识形态的这种隐秘的负面作用。而当其呈现积极的、正向的影响时，审美意识形态将会持续带动社会文化的蓬勃发展，并可能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促进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发展。审美典范之所以能够隐秘地发挥作用在于审美意识形态的内在性，它内在于每个人的身心，是大众日常生活和情感的表达。审美意识形态是诚实的、无法作假的，能够在情感和欲求上影响我们的行为，这种渗透性作用无可估量。 

　　第四，感性与超越性。感性与超越性最能标明“审美意识形态”的独特性，这两个特征彼此融合，既是感性的超越性，也是超越性的感性。如前所述，审美作为一种高阶感性能力为人所独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只有在满足了各种基本需要、摆脱了物质束缚的基础上，人的各方面能力才能得到均衡发展。其中要发展的感性能力是一种对美的感受力和创造力，是感性的超越性能力。感性的超越性是人对自身精神世界的理解，也是对外在世界和未来文明的畅想，在东西方哲学中，这种探索最终都指向人的道德性。 

　　审美意识形态的社会性与现实性、阶级性与典范性、隐蔽性与内在性、感性与超越性可以作为讨论社会文化问题的理论参考系。社会流行风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当代“国风热”也不例外。 

　　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国风”  

　　在当代青年人群中流行的“国风”可以被称为“新国风”，是一种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风格、神韵、旨趣的精神趋向，也是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大众文化。“国风”的说法最早见于《诗经·国风》，这是一本记录周初至春秋间各诸侯国民情风俗的诗集，包含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个地区采集上来的160篇土风歌谣。“风”的本意就是指各地的民间诗歌。后来，“国风”的概念内涵有所扩大，从民间诗歌扩展到中国世代相传的道德品质、审美格调、精神风貌、整体气质等，甚至包含一定民族区域内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境界。 

　　2008年北京奥运会盛大举行，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站在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在世界各地刮起了“中国风”。之后国风逐渐活跃于网络，受到青年一代的追捧。“国乐元年”“国潮元年”“国漫元年”等各种说法层出不穷，国风流行，势头强劲，渐成气候。如今，国风已为国人所熟知，甚至已逐渐融入主流文化，满足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国风显然具有意识形态性，它既是一种以一定的物质手段塑造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形象体系，也是满足人们审美需要的社会意识形式。意识形态性和审美性都是“国风热”中所内含的特性。国风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具有审美意识形态的鲜明特性。 

　　 第一，国风的社会性与现实性。作为国风思想源头的《诗经·国风》，其中的诗歌或以国君之姿移风易俗、教化百姓，或以百姓之态评价得失、讽刺君王，在展现民风民俗的同时，揭示社会现实。可以说“国风”自产生起就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并成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中国现实主义诗文传统的源头。传统国风自此以降虽内涵有所扩大，或体现一国之姿，或展现百姓风貌，却一直延续着它的现实关切。“国风热”在时代浪潮中自发产生，反映了当今的社会现实。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升，精神生活需求日益高涨。因党和政府的支持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制度保障，经济全球化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拥有文化自信的“95后”“00后”奠定了人群基础，国风的流行成为必然。一定的经济基础促发了“国风热”，而国风的精神性力量也可能对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产生反作用：国风文化的繁荣提升了青年一代的民族自信，也促进了国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国风不只是一种文化审美现象，它从特定的视角出发，或直抒胸臆。或借古喻今，反映了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当前的社会关切和精神需求。当然，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的国风，目前发展还不够成熟，比如，仍然有少数人坚持认为国风的审美取向是一种自我价值表达，提倡国风的高端化、小众化，排斥国风的融合、革新及现代转化。 

　　 第二，国风的阶级性与典范性。国风的阶级属性随着时代而变化，国风的内涵也随着其阶级属性的变迁历经变革。当代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审美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主流意识形态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要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大众流行文化的“国风”理应体现这种阶级性和典范性。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国风可以是一个具有自觉感召力、引导力的功能性、操作性概念。意识形态在文化方面具有显著的社会凝聚功能，葛兰西将其比喻成“社会水泥”，而国风中包含着青年一代对国粹的喜爱、对传统的认可，表达着他们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创造力。此外，在当今时代，“新国风”是对“国”的传统内涵的衍化，包含着对“国”的归属感，可以为人们提供内心慰藉和文化认同，同时塑造人们的精神世界。以国风塑造和健全国民精神往往是通过典范来实现的。国风典范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一方面在于它融合了中华民族关于美的重要语汇、经典意象、共同记忆，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另一方面在于它表达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情感价值。全媒体时代，我们已经推出了诸多典范，例如，系列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以普通人的故事展示中国各地美食，传承美食所承载的味觉记忆、饮食习俗、文化样态与家常情感，体现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成为新时代的中国符号。专题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近距离展示文物修复师的日常生活与修身哲学，“文物医生”与稀世珍宝相互陶冶，工匠精神薪火相传，塑造了动人的典范。在这些例子中，国风典范的塑造不仅是对传统元素的融入和应用，更体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的创新性融合。当然，“新国风”的典范塑造也存在名不副实、元素滥用等问题，比如将一些流行歌曲滥引、乱改古诗词当成一种“中国风”等。 

　　 第三，国风的隐蔽性与内在性。隐蔽性和内在性是国风呈现的方式。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国风，借助不同载体、采用不同形式展示国人的生产、生活，让观者得到情感上的触动与共鸣，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持久力量。传统国风通常以文艺作品、仪式活动或环境氛围展现国民的精神风貌，无意识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取向和内心状态。今天的国风亦是如此。国风在当代与网络化、全球化的背景紧密连接，以诸多形式出现在各种媒介平台上。虽然网络世界表面上使人们相互连接，但其所塑造的却并非一个真正全面开放的信息化环境。网络信息的推送功能基于特定要求，运用计算机算法给个人提供“有选择性”的信息服务，特别是对于人格还没有完全定型的Z世代青年人来说，会在不经意间被洗脑，丧失判断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时代的国风文化传播甚至升级了审美意识形态的隐蔽性和内在性，如果不善加规范、引导，人与人之间非但不会因为网络变得越来越团结，反而可能越来越割裂。因此，我们更要注意把握尺度、细致衡量，关注国风的内容取向是否正向。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还要注意自媒体、国际媒体等的信息传播与价值渗透。西方传媒也可能以国风为外壳包裹西方意识形态进行价值输出。比如2016年的美国动画片《功夫熊猫3》以中国功夫为主题、以中国国宝熊猫为主角进行创作，片中的景观、服饰、食物等设计都充满了中国元素，洋溢着中国气韵，在国内外收获了极高的声誉，位列年度中国动画电影票房前三。然而，仔细分析影片的中心思想，其中心思想却并非“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东方侠义，而是强调个人价值的西方式英雄主义。这类糖衣炮弹式的攻击绝非偶然现象，对此若无警惕意识，我们将会在不知不觉中丧失国风本应有的价值立场与精神气度。 

　　 第四，国风的感性与超越性。国风的感性与超越性体现出从低到高的层次变化。一是从低级感性到审美需求的超越。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国风是感性的，但不是低级感性。所谓低级感性主要指人基于生存繁衍的物质性需要，而国风的这种感性是物质之上的形式本身带来的感性冲动的满足，是一种审美需求。二是从审美需求到审美能力的超越。“国风热”不仅体现了青年人的审美需求，围绕相关文化现象所引发的争议也对人的审美感受、鉴赏、评价和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风虽然没有门槛，却也有品格高下之分。国风的审美能力必须建立在深厚的文化根基之上，这种文化积淀与审美能力也是国风文化长久发展的保障。三是从感性审美到人伦道德的超越。国风不只是一种感性审美，从古至今也一直包含着价值取向。中国传统审美尤其关注德性问题，提倡托物言志、以情载道，审美活动最终也会指向道德境界。四是从中国精神到世界价值的超越。在文化价值上，国风的超越性在于它不只表征东方文脉、中国精神，也在于它能通向人类共同的内在情感及共通的价值观。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各国“雪花”造型的引导牌的创作灵感来自“中国结”的图案：中国结从头到尾用一根线编成，寓意团结吉祥，之后的点火仪式将引导牌的小雪花凝结成一片璀璨夺目的大雪花，代表世界各国的小中国结结成一个大中国结，定格出星火燎原的经典意象。这个充满中国风格、气韵且饱含深情又意味深长的创意，基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体现出当代中国人的优秀创造力，更展示出世界文明共享的价值追求和团结共生的宏大气象。类似的成功的国风范例近些年不断涌现，在推动文化潮流的同时，也在不断向世界展现中国魅力，体现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当然，反面的例子也不在少数，比如当前流量经济背景下的个别古偶、选秀，缺乏文化底蕴、频繁“翻车”，刻意讨好粉丝、媚俗庸俗。如果国风无法体现出前述这些超越性，遗失自身的人文积淀与价值关怀，长此以往，就很可能迷失在商业化、娱乐化的浪潮中，严重削弱乃至逐渐丧失其本应有的审美意识形态功能。 

　　以审美意识形态重塑国风 

　　前文用审美意识形态来分析国风的多重内涵与鲜明特征，在发掘其社会文化价值的同时，也发现了国风目前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暴露的某些弊病。为了积极发挥国风的审美意识形态功能，本文希望进一步运用审美意识形态理论重塑当下国风。 

　　 审美意识形态对精神生活的影响、对流行文化的重塑可以“大美育”为核心方法及途径。“美育”概念起源于西方，“大美育”却是我国学人的独创。教育理论家滕纯提出，一切教育、教学生活中都有美育因素，美育无时无处不在。“美”是人类文明几千年以来的永恒追求，而“美”的教育，则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方式。继滕纯之后，郭成、赵伶俐等在《大美育效应——美育对学生素质全面发展影响的实证》一书中，区分了大、小美育概念：“致力于完全美育观念，包括目标、功能、途径与方法建设的美育，就是大美育。如果以美育目标为导向，但仅由其中一方面或几方面构成的美育，就是‘小美育’。”两代学者都强调美育须“大”，是要突破西方美育的局限性，实现一种“完全”的审美教育。这种“完全”既可以指不限定范围和空间，又可以体现在思路、方法、目标上的不受限。依照这种打破局限的思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是一个整体，虽然国风的主要簇拥者是青年人，美育的主要对象也是青年人，但是，为了更好的美育，美育的对象也可以从学校延伸到社会，从学生扩展到一切国民——近期火热的“全民美育”正是植根于此。以“完全美育”的思路，通过对人之精神状况的影响来改变社会风貌、推动社会发展，运用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对国民进行启蒙和感化，就是“大美育”。具体来讲，以“大美育”为重塑国风的核心途径及方法，需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以审美意识形态重塑国风，要注意在社会层面突破个体性美育的局限，加深对社会性情感的认识，延续国风的现实主义批判传统。一方面，国风不仅是一种审美热潮，也是大众表达现实关切、展现时代精神的方式。一些当代颇具感染力的国风文艺作品，以传说新编或者古风故事的形式出现，或借古喻今，或按照新时代的价值观、世界观塑造人物，比如热播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游戏《古剑奇谭2》中的盛明兰、岑缨等光彩夺目的“大女主”形象，颠覆传统的男性凝视视角，体现了价值观的时代变迁，同时引发当代女性的广泛共鸣，也成为社会观念交锋、大众文化启蒙的载体。国风作品从不同侧面展现当代中国和中国人的精神风貌，这里面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可能掺杂封建时代的文化糟粕，既有现代先进文化和技术手段的革新，又可能掺杂有西方资本主义强势文化的偏见与堕落，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另一方面，审美活动与审美教育看起来以个人为主体、以个人为对象展开，但“大美育”的指向不局限于个体、个人，而在于社会。中国传统美育以社会性的国民心理为基础，着重于社会性情感的共鸣，背后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在看重集体的东方文明中，美育经常是在集体活动中进行的，传统的“百兽率舞”（《尚书·舜典》）、“曲水流觞”莫不如此。譬如“百兽率舞”，让年轻人扮演各种兽类，依着音乐舞蹈，这种乐教的方式，让人沉醉于其中，在感受和谐的同时，也陶冶了人的性情。在大小媒体层面，以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中，可以积极鼓励开展有国风元素的集体活动，无论是成人礼、拜师礼、诗词大赛，还是舞狮舞龙、赛龙舟等，这些具有仪式性、氛围感的国风活动既可以持续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又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人们的集体意识和社会性情感，促进社会和谐。 

　　 第二，以审美意识形态重塑国风，要特别留意国风文化现象背后的阶级立场与相应的典范塑造，警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偏移，尽可能避免商品化、娱乐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国风要彰显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美育”应该是对精英阶层审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突破。我国文艺活动和社会建设的主体始终是人民。国风绝不是彰显少数人品味和价值取向的奢侈品，而应该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塑造国风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披沙拣金，树立真正的典范，因此，我们需要格外留意部分可能偏移意识形态积极路径的乱象。比如，在故宫博物院推出的系列文创产品取得口碑与销量双丰收之后，各大文博机构的文创产品层出不穷，其中虽然不乏富有巧思的精品，但也有不少为了短期商业利益，抄袭复制、粗制滥造的“三无”产品浑水摸鱼。在塑造国风典范过程中，一定要守住底线，做形式与内容、外在与精神完美契合的经典。 

　　第三，以审美意识形态重塑国风，要充分理解当代文化潮流的背景和传播规律，考虑到审美意识形态的隐蔽性与内在性，对网络化、全球化的双刃剑始终保持清醒。网络时代的主体是无主体的主体，网络时代是消解传统内在性的时代，这是“大美育”要面对的现实状况。“大美育”是对审美相对主义的突破，只有建立了正向的审美意识，我们才能避免受到错误审美观的误导而跌入“审美虚无主义”与“畸形审美”的陷阱，克服“信息茧房”的障碍，塑造真正完善和谐的人格。在国风美育的相关活动中，主体性话语的建构尤其重要，这需要学校与其他教育机构、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多管齐下，发挥积极作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坚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原则，让不同文化和传统之间相互借鉴、相互交融、相互促进，成就新时代亦古亦今、更具生命力的新国风。 

　　 第四，以审美意识形态重塑国风，核心是以感性的超越性为目标及指向，对审美活动从文化性到道德性、从美育到德育多层次的超越，从中国精神到东方文脉、从民族性到世界性的全方位突破。“大美育”是对艺术技能教育的突破。楼宇烈以“以道统艺、由艺臻道”概括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也暗示审美活动和艺术修养有更终极的目标——具有特定德性内涵的“道”，这也应当是国风美育的题中之义。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决定了美育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其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自发性需求，当代国风的流行也是这种审美需求的投射。国风审美能力的提升要注重培养人的感受力、鉴赏力、评价力、创造力。东方哲学讲“由情达意、自意及道”，提示了从美育到德育的路径。《礼记·乐记》中说“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没有了“道”的统领，技艺艺术就没有了灵魂。国风亦有“道”。国风之“国”所内含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民族认同就是国风的灵魂。拥有了“国”之引领的国风，可以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手段，由“艺”及“道”，礼德相承，不仅可以在国内发挥道德协调作用、增强民族凝聚力，而且可以面向全球展现中国人的崭新形象和精神世界，从“我”走向“我们”，通向人类共通的情感及价值观。国风精神的内在理路帮助我们与世界各国人民彼此共情、和谐共生，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 

　　美自东方来，国风正当时。在享用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精神盛宴的同时，应对“国风热”这一文化现象保持警醒和反思，这不但基于个体的文化自觉意识，也是文化责任感的体现。将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相结合，激活中华文化的生命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透视文化发展的路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风热”发展过程中，审美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的重塑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是内在一致的，也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共同诉求。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培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