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庞蒂曾在《对他人的知觉与对话》（“La perception d’autrui et le dialogue”）一文中提及布朗肖对诗人兰波处理言语（parole）问题的判断，认为不存在始终与自身等同的、作为纯粹注意的静默，言语与静默之间的关系是交互流转的。与梅洛-庞蒂通过语言（言语）问题关注布朗肖的情形相似，布朗肖也在《“哲学对话”》（“Le ‘discours philosophique’”）一文中通过梅洛-庞蒂探讨哲学语言（le langage de la philosophie）的问题。尽管梅洛-庞蒂与布朗肖曾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及对方，但布朗肖的哲学读者依然倾向于将其与海德格尔、列维纳斯、福柯、罗兰·巴特和德里达紧密相连。这一方面是由于布朗肖与诸位哲学家现实中或思想上的友谊或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充分的原始文献为其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支撑与便利。那么，梅洛-庞蒂与布朗肖的思想对读是否可能？在德勒兹“游牧”概念的意义上，答案是肯定的。与那些围绕死亡、他者、存有和零度写作等概念展开的研究不同，梅洛-庞蒂与布朗肖的交汇生发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系列论题，即对主体的存在论刻画，主体与他者的交互关系及其路径，以及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在此存在论图景中的地位与价值。 

　　一、外在的“我”与无相位的“某人” 

　　在对主体的存在论刻画问题上，梅洛-庞蒂与布朗肖采取了较为一致的处理方式，即通过引入外部因素缩减或削弱理性主体近乎全知全能的主体性，从而形成有条件的、受限制的主体性，并以此为基础确证主体的存在论图景。

　　 对主体及主体性的考察在西方思想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呈现出较为清晰的代际特征。古希腊时期，人们热衷于描绘诸存在者和谐共生的“有序统一体”（cosmos），世界远非承载人们认知与实践活动的对象，人也尚未作为主体而现身。中世纪时期，在“上帝—世界—心灵”的宇宙框架中，人的主体性被彻底湮没在上帝无与伦比的威能之中。近代时期，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将主体刻画为排除一切感性因素的“绝对之我”（抽象意识主体）。此后，康德对主体性先验法则在自然与自由两重维度的深入探索、费希特对自我与非我的互相规定所设立的“本体之我”，以及黑格尔对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系统性建构，将理性主体的地位擢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代时期，主体获得了来自存在（尤其是实存）的规定，以认知与反思为导向的理性主体也进一步转化为能够感知、行动与实存的存在主体。后现代时期，存在的规定性作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残余被进一步清除，主体丧失了一切既有的规定，却也未能因此获得新的规定。 

　　 在以《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1945）为代表的早期阶段，梅洛-庞蒂在现象学的意识哲学语境中再次回顾了笛卡尔的“我思”（cogito）概念。梅洛-庞蒂指出，笛卡尔意义上的“我思”乃是一种通过怀疑方法建构的纯粹意识。它将主体与其所处的境域相分离，从而使“自我”（ego）彻底封闭在自身之中。对梅洛-庞蒂而言，意识总是某个特殊主体的意识，而主体自身又并非超越于一切境域之上的抽象预设，而是“以身体为中介的向物之在”。在此具身化的基底关联之中，主体不是与“我思”等价的纯然内在，世界也不是以客体现身的绝对外在，主体与世界通过身体的知觉与行动生成为有机整体，建构出“内在的外在”与“外在的内在”：一方面，主体在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确证主体自身的存在样态；另一方面，主体也将自身的存在弥散于世界之中。如果说笛卡尔的“我思”是已经完全进入意识领域因而可被主题化的“被言说的我思”（cogito parlé），那么梅洛-庞蒂建基于身体知觉“前谓述”（antéprédicatif）特质的“我思”则是“缄默的我思”（cogito tacite）。它并不通过语言显现自身，而是在无言中敞开属人的意向性场域，即“现象场”。在此场域之中，主体是“奉献给世界的主体”，而世界则是主体内部“无根据的涌现”，二者呈现出彼此投射、交互生成的动态关联。 

　　这种主体与世界、内在与外在的动态交互关系在梅洛-庞蒂的晚期思想中通过“肉身”（la chair）概念发展为更加流动互逆的形态。在以《可见者与不可见者》（Le visible et l’invisible, 1964）为代表的晚期阶段，主体与世界不再仅仅表现为知觉活动中能动与受动的单向关联，而是通过“肉身”的普遍可见性构成一种存在论意义上双向互逆的“交织”（chiasme）关系。在此关系中，包括“我”、他人和诸物在内的一切存在者都是“肉身存在者”（l’être charnel）。不仅“我”作为“能感者”能够知觉作为“可感者”的诸物，诸物也能够在短暂的同质化瞬间知觉“我”。可见的诸物成了“我们肉身的秘密褶皱”，而肉身化的“我们”也成为诸物之一。正是在此意义上，晚期梅洛-庞蒂将主体刻画为“相与可见者而存在”，亦即“与在”（EN EST）。

　　可以看出，通过对主体及其处境相互关系的深入刻画，梅洛-庞蒂最终在一种理想化的存在论图景中实现了主体与世界、内在与外在源始意义上的暧昧两兼。具身主体在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紧缩自身的任意性与超越性，在近乎物的最低存在限度中延展、弥散并裹覆诸物，最终携带诸物的规定性回到自身。有趣的是，无论梅洛-庞蒂采取何种手段限制主体的主体性，其理论旨归依然在于确证主体性自身。而这种折中的主体性哲学在布朗肖对作者的存在论刻画中走向了毁灭。

　　 在布朗肖看来，写作活动绝非创作主体凭借纯熟技巧表达情感的日常劳作，而是主体彻底沉陷于被动性之中的结果。他不但不能主宰自己的写作之手及手中之笔，相反，他不得不听从“另一只手”不可违抗的命令，这种现象被称为“受迫执笔”（préhension persécutrice）。对布朗肖来说，语言以其物质性特征既游离于再现世界的活动，又不是书写者的情感表现。当创作主体不得不通过语言进行书写时，他表象世界与表达自我的理性能力就被悬置了起来，进而着迷于语言自身的能指旋涡。这也就意味着，创作主体在书写过程中既于社会生活不在场，也成为自身的不在场。他一方面让渡了安居照料的世界性，另一方面也丧失了自动自发的主体性。由此，创作主体必然要“冒孤独之险”。所谓“孤独”，既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心灵创伤，也不是艺术家不可或缺的静息凝神，而是将自身彻底交付于某种外在性后遭遇的存在时刻，亦即“将自我封闭在自我之外”。“我”转化为彻底异在的、“成为他者的他人”（autrui devenu l’autre），亦即无相位且非个体的“某人”（on）。在写作活动中，“我”只有通过不断重新开始的书写才能够收束自身的主体性，但也正是在这个收束的过程中,主体性不可挽回地走向“我”之外。“我”试图通过写作摆脱时间顽固的不在场，但这种企图摆脱的活动本身又强化着这个不在场本身在场的深度。在这样永续的悖论性张力中，创作主体不得不在无法终止的创作与对话中重复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并且，因为这种重复使得“我”所经历的事件逐渐脱离了对“我”的从属性，而成为非“我”或非主体性，成为“他”。 

　　 在《那没有伴着我的一个》（Celui qui ne m’accompagnait pas, 1953）中，对写作怀有热望的“我”在暗夜房间中观察并记述的“他”，实则是“我”在写作活动中逐渐丧失主体性而获得他性规定的写照。“他”如同主体的另一个人格与“我”成为“我们”，并逐渐剥离着主体对世界的黏附：“如果说我到处走动，如果说此刻我不具人格地完成我的各项使命的话——打开电灯，关上地窖的门——，那么我可以游荡这件事，这项工作意味着，在某处，在别处，我其实‘待在原地没有动’。”“我”在“他”的牵引之下解缚了主体与世界之间须臾不可离的意向性关联，成为虽能行动却不具人格的冷漠主体。此主体以一种无动于衷的随意态度在世间游荡，含混而冷静地展示着一种自我封闭的魅力。在《黑暗托马》（Thomas l’Obscur, 1950）中，这种奇特的存在样态被勾勒为一种接近死亡的事实，即一个“试图将自己的躯体埋进自己躯体里的荒谬死者”。“我”在“我”自身之中死去，当“我”越是“我”时，“我”越是“他”。托马在墙面上书写的戏仿笛卡尔的话语恰切地表述了这种悖论性存在，即“我思，故我不在”（Je pense, donc je ne suis pas）。当“我”进入真正的思考之时（写作是更为典型的思考形式），“我”或主体性就不复存在。 

　　无论是梅洛-庞蒂还是布朗肖，他们都将思想传统上纯粹内在的主体暴露在外在性的挑战之中，试图通过引入外在因素（境域、他人）以限制、紧缩甚至置换主体之主体性。不同之处在于，梅洛-庞蒂使主体黏附世界的目的并非让“我”成为完全丧失自主性的游离主体，而是在主体向外散逸的极致状态下实现对主体之主体性的逆向确证。布朗肖则在写作这一特殊活动的限定下彻底剥夺了主体通过诸如技艺、情感或灵感等途径表达自身的可能性，“我”要在一种完全被动的、凭借叙事本身得以存活的书写中成为无人称且无相位的“某人”。从紧缩的外在主体到非主体，主体之主体性的现代（后现代）规定在两位“莫里斯”那里形成了某种前后相继、不断深入的内在逻辑。对主体的外在刻画不但构成了梅洛-庞蒂与布朗肖比较研究的基点，也使得二者的思想对读成为可能。

　　二、他者镜像与暗夜橱窗 

　　在梅洛-庞蒂与布朗肖刻画的主体性图景中，“我”不再是孤立自明的抽象理性主体，而是与他者须臾不可分离，甚至会被他者剥夺并置换的主体。当主体被他者所规定甚或成为他者时，“我”与“他”便难以维系“主体—客体”模式下稳定的认识与改造关系，而是呈现出更加多样的存在论样态。对梅洛-庞蒂而言，主体与他者构成镜像般互鉴共在的亲密关系。对布朗肖而言，他者则对主体显现为玻璃橱窗般隔绝宣示的异在关系。然而，无论采取何种路径，这两种关系形式都从主体与他人的关系入手，以此为基点拓展至更具普遍性的领域。

　　 对早期梅洛-庞蒂而言，他人（autrui）作为无法向纯粹意识还原的特殊对象，总是通过近似于“我”的意向性活动与世界发生关联，并以其具身性与“我”构成了境域性共在。在此，“我”与他人构成了“自我—另一个自我”（Ego-Alter Ego）的结构模式。这也就意味着，只有“我”将他人彻底视作“我”时，他人才得以成立。在以《世界的散文》（La prose du monde, 1969/1973）为代表的中期阶段，这一思想被进一步表述为“自我—另一个自我之镜”（le miroir ego-alter ego）。梅洛-庞蒂指出，主体总是通过一种自发的相似性原则在视觉中把握他人的存在。在主体对他人的镜像视看中，自我不仅在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了另一个与“我”近似的自我，而且也通过他人反观自我本身。同时，由于自我从来不是抽象的自我意识而是具身自我，因此“自我”与“另一个自我”在视看的可逆关系中构成了一种“肉身的、生命的共在”。晚期梅洛-庞蒂不再使用“这一个/另一个”的谓述模式，而是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认为“人是人之镜”（l’homme est miroir pour l’homme）。如同镜子将“我”能见与可见的二重属性凝结为一体两面的扁平影像一样，人与人之间的照面也是彼此涵摄、交互生成的过程。梅洛-庞蒂指出：“在此的问题不是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因为既不是我在看，也不是他在看，而是一种匿名的可见性（une visibilité anonyme）居于我们双方”。在此镜像关系中，由于不存在预先假定的“自我”，因此也无法据此推导出“另一个自我”。视看活动以一种匿名的方式发生着，它无法归因于“我”或“他”其中的任何一方，因为“我”和“他”在肉身的普遍可见性中既能见又可见，仿佛镜中之影般不落两边、同时并具。 

　　不仅如此，自我与他人的镜像关系还是“我”朝向普遍“他者”（autre）的典范路径。梅洛-庞蒂指出：“走向他人是进入诸他者之星丛（在那里当然有许多大小各异的星辰）的入口”。所谓“诸他者之星丛”，是指那些与“我”有异者所构成的差异性整体。“我”将自我与他人的镜像关系移入自我与诸物或世界的关系之中，“使他者注定成为我的镜子，就如同我是他的镜子一样”。在“肉身”元素的规定下，自我与诸物转化为同质存在者之间彼此涵摄、互为映照的交互关系。由此，自我、他人和诸物构成了“我”从自身走向他者的必要环节。通过肉身二重性的不断延展，“我”将原本间隔存在的诸物纳入“我”所照料的世界当中。

　　如前所述，梅洛-庞蒂促使主体走向自身之外的根本目的在于逆向确证主体自身的存在。通过“自我—另一个自我”“自我—另一个自我之镜”以及“人是人之镜”的思想转化，原本内在于身体的“能见者—可见者”之环路被拓展到了人与人、人与物的广阔领域，使世界成为以“我”为基点展开并可以达及的存在境域。然而对布朗肖而言，这种世界图景的建构从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当“我”作为“某人”向他者敞开时，由于缺乏能够回返自身的道路，“我”所能够领受的除了来自他者的促迫之外几无他物，无论这种促迫所招致的是极度欢愉还是无尽哀伤。

　　 布朗肖在《死刑判决》（L’arrêt de mort, 1948）中描述了一种独特的玻璃橱窗现象（le phénomène de la vitre）：“当一个已经彻底消失的人突然出现在你面前，一块玻璃后面，那人就变成一个至高的形象（除非这人令你厌烦）。”当叙事者“我”时隔六年在商店的玻璃橱窗前再次遇见爱慕已久的姑娘时，“我”感受到了一种过度而荒唐的快乐。那扇橱窗既是此刻将她与“我”分离开来的物理区隔，也是我们之间漫漫六载的象征。透过这道坚硬而脆弱的屏障，“我”看到了一位美丽、健康且充满优点的人。这种理想化的构想当然不是对当下情景的真实写照，而是将“我”同一种辽远而神圣的想象相联结。不仅如此，这种独特的经验还被拓展至更为广阔的领域：“奇怪之处在于，我前面提到的玻璃橱窗现象适用于一切事物，但尤其适用于某些有趣的人和物。比如我读一本感兴趣的书，就会产生强烈的愉悦感，但这愉悦隔着一块玻璃，我能看见它，欣赏它，却不能使用它。同样，如果我遇见心仪的人，那么所有因她而来的欢乐都在玻璃下面，不可损毁，但也因此距离遥远，处于永恒的过去。相反，当涉及不重要的人和事，生活又重新找回它的日常价值和实在性，所以尽管我想过有距离的生活，却又不得不在卑微的行动与普通人中寻找。” 

　　 由于“我”无法真正触碰那被玻璃区隔之人或物，无法开掘此事物的日常价值和实在性，无法将其据为己有却又反过来彻底被其占有，因此那些有趣的人或物在间隔的经验中完全保有其自身，并从远方和过去向“我”宣示其无法企及又难以抗拒的超越价值。这种价值当然不是通过日常劳作所获得的功绩或嘉奖，而是彻底剥离了世界维度之后沉陷其中的幻想快感。布朗肖在《那没有伴着我的一个》中描述了这种近似于光又与光迥异的幻想经验：“我透过大玻璃窗向外看，——此时一切都出奇地安静——我看到绿叶组成的帘幕周围流动着奇特的幻想之光，我可以想象到的最明亮的光，但这光又不完全是光，只是与光很像，它表达了冲出深渊终于可以迷失于表层的缓缓滑行中的那种快感。”在绝对超越者促迫性的宣示中，“我”既丧失了康德式高扬主体性的能力，也抛弃了日常操劳的惯性而进入无能境地。在此，“我”只能迷失在绝对超越者瞬间营构的感性国度之中，在事件与事件之间轻盈而缓慢地滑行。在幻想之光中，事物丢失了作为存在者的深度，而将表层确立为意义塌陷的黑洞，一种无深度的深度。与这种饱尝愉悦之单纯的橱窗经验相关联，还存在另一种无橱窗实体而彼此隔绝的复合经验，即夜的经验。布朗肖在《黑暗托马》中借叙事者托马之口，详尽描画了“我”在暗夜中的全部内在历程。 

　　 当夜幕初降之时，“我”在悲伤、憎恨与喜悦的复杂情感体验中感知自身的存在，同时也难以抑制地担忧存在的丧失：“我以厌恶之情爱着我自己，我以畏惧抚慰我自己，我在那将我与生活相区隔的感觉中品味生活。”夜晚将白昼的经验逐渐封锁在无形的橱窗之外，使日常生活的操劳无法侵入夜晚自身的绝对存在。夜晚的宁静使“我”恐慌，想要通过否定自身的存在来获得夜晚静默的庇护。夜晚在隔绝中显现为一种“自足的至上关系”，使“我”在自我同一的绝对重复中实现了真正的运动。如同前述单纯的橱窗经验一样，夜晚引领“我”走向夜晚自身。“我”无法看见至暗之夜，却被夜晚看见：“布满微孔，与无法被看见的夜晚同一，我被看见。与它一样不可知觉的我，知道它在看我。它甚至是我被看见的终极可能性，而我却不再实存。”当“我”的实存被逐渐渗漏而入的夜晚消解之时，“我”与夜晚实现了真正的同一性。夜晚成为他者能见的目光，将“我”彻底转化为真正的被动。“在夜晚之中我们无分彼此。我们的亲密性就是这夜晚本身。”在“我”与夜晚的紧密关系中，“我”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即夜晚在通过“我”凝视并表达自己。这种错觉一度让“我”将夜晚视为“我”的作品，而“我”则似乎是夜晚的创造者。然而这种错觉本身也是夜晚为了创造它自身而构成的陷阱。最终“我”不得不在无尽的哀伤中承认：“它永恒的囚徒，是我。”在存在的虚无中，“我”被夜晚交付给快乐。 

　　夜的经验与橱窗经验具有某些共同的要素，即隔绝而可见的关系、主体性的让渡以及无上的快乐。然而与橱窗经验所引发的单纯情感体验不同，夜的经验唤起了诸如悲伤、憎恨、喜悦、畏惧、恐慌等更为多样复合的情感体验。不仅如此，夜的经验也展现出主体面对他者的促迫时所呈现的微妙变化，即“主体性焦虑—主体性丧失—绝对同一性—主体性假象—主体性剥夺”五个阶段。“我”与他者的反复纠缠注定要通过主体性的丧失而走向绝对同一性，并最终剥夺其主体性而使之成为他者之囚。

　　 可以看出，在处理主体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上，梅洛-庞蒂与布朗肖选择了一条看似相同却所往迥异的路径。通过“肉身”在镜像中的不断延展，梅洛-庞蒂的具身主体将他人与世界均纳入他的世界性筹划之中。无论自我与他者之间表现为单向度关联还是交互可逆的关系，“我”与“他”始终在事实性的知觉世界中寻求亲密共在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布朗肖那里，或许只是一种“主体性假象”。对布朗肖而言，他者绝非世界内部的某一异己元素，而是彻底超越于日常劳作与实用价值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另一条道路。它在可望而不可即的本质性隔绝中将自身显现为绝对超越者，主体也因此在表浅而虚假的愉悦之伤中沦为他者永恒的囚徒。无论是自我与他者的亲密共在，还是他者对自我的隔绝宣示，他者始终在梅洛-庞蒂与布朗肖的思想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但从根本上刻画主体的存在本性，也因此在与主体的交互关系中勾勒出主体的存在图景与理想样态。 

　　三、静默之声与呢喃低语 

　　在主体外在化、存在他者化的存在论境域中，语言将保有何种价值？梅洛-庞蒂与布朗肖再一次给出了同源异流的回答。对梅洛-庞蒂而言，语言不是传统理性主义哲学中理念的透明载体，而是对身体知觉所展开的静默世界的基底表达。布朗肖同样肯定了静默之于语言的重要价值，然而在他那里，语言不再是对任何自身之外的他物进行表达，而是语言自身的呢喃。在静默与语言的张力中，两位莫里斯再次获得了相似的理论图景。然而，也正是在此相似图景中，语言走向了不同的思想归宿。

　　 在梅洛-庞蒂看来，能指与所指完美融合的纯粹语言不过是传统语言学的理论信仰，真正的语言诞生于人际的实在场域，理想语言不过是现实语言所催生的某种理想形态。而把握现实语言原初样态的方式，就蕴藏在文学语言之中。梅洛-庞蒂在《科学与表达方式的经验》（“La science et l’expérience de l’expression”）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想要在语言活动的原初意指作用中理解它，那么我们应当［……］将语言活动的艺术和其他那些并不借助它的表达方式之艺术相比较，试着将语言活动看作那些缄默的艺术（les arts muets）之一。”语言深刻地置身于主体的生存场域之中，并据此进行言说。这种言说并非某种理念的化身，而是言说者之存在的语言表达。因此，语言首先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既有的符号，而是“源自静默的声音”（les voix du silence）。也就是说，虽然凭借语言现身的艺术是一种注定有声的表达形式，但它并非创作者言说意图的结果，而是创作者原初存在样态的物化显现。梅洛-庞蒂指出：“言语（parole）并非服务于某个外在目的的手段，它自身具有其使用规则、内在意蕴（morale）和世界视野（vue du monde），如同某一姿态有时保有人的全部真理一样。语言活动这种活生生的运用［……］是作为探寻与获得的文学本身。” 

　　通过言语姿态性的具身显现，存在之真理伴随着言语的发生而生成。此真理并非某种抽象的思想假设，而是在人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存在之本性。文学并非要去寻找某种业已固化的存在之真理，而是在与诸物打交道的过程中，抛弃既有表达方式而寻找全新的、适用于当下境域的表达方式。只有在文学性的交流中，人们才能够把握那些偶然、模糊而又不可抗拒的原初意义。

　　 文学语言引领人们在陌异性中见证意义的发生。梅洛-庞蒂指出：“只有当我们不再为了追寻语言活动的所去之处而每时每刻向它求证时，只有当我们让一本书中的语词和表达方式被那由它们的特殊排布所产生的意指光晕所笼罩时，只有当我们将所有被书写出来的作品都转向一种几乎回到了绘画那缄默光辉之中的第二重价值时，一种语言活动才是文学性的，也就是说是创生性的。小说的意义也一样，只有当它作为那置于可见者之上的结构紧密的变形（déformation cohérence）时，它才首先是可被知觉的。”语词或表达方式作为文学作品的具身性在场，只有剥离了理性既定规制的束缚，才能将人们引入存在之中。文学作品并不来源于一个自明的理念，相反，它如同绘画作品一样是知觉世界“结构紧密的变形”。法国艺术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 1901-1976）认为，作品作为“结构紧密的变形”意味着主体通过给予意义改造世界，并使其转化为属我的样态。梅洛-庞蒂在批判马尔罗的个体性理论时将“变形”阐释为破坏（dé-）看似稳定的外在客观形式（formation），从而以新形式显现“知觉世界暗涵的逻辑”（la logique allusive），亦即一种主体与对象在知觉中交互生成的存在样态。它通过与世界的相遇将创作者散乱的意义作为一个结构紧密的整体而存在，将阅读者带入身体知觉所敞开的静默世界之中。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梅洛-庞蒂那里，文学作品通过语词或表达方式的特殊排布呈现出独一无二的“意指光晕”。它蕴含着原初知觉世界所具有的偶然性与模糊性，是创作者生存境域的表征。读者通过语词的展开接受了作品陌生的视角，在一种未知的探寻中沉入创作者静默的世界，体验着语言活动超越于工具和手段之上的存在内涵。

　　无独有偶，布朗肖也在《博物馆，艺术与时间》（“Le Musée, l’art et le Temps”）一文中批评了马尔罗“艺术再现世界”的艺术观。与梅洛-庞蒂的存在论阐释路径不同，布朗肖的艺术既非存在亦非不存在，因此也无法传递某种存在的风格。艺术作为“缺席—深度”（absence-profondeur）既不再现世界也不再现历史，它只能作为其自身在一种想象的场所中占据一席之地。与此相关，语言在布朗肖那里也表现为一种根本的缺席，它无物可以再现而只能言说自身。如果说梅洛-庞蒂试图为语言汲取静默之中的永恒之源，那么布朗肖则放弃了语言指称对象的表述性。在真正的语言中，只有无指涉的静默本身在言说。

　　在与马拉美作品的对话中，布朗肖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即一般语言、思想语言和诗歌言语（la parole poétique）。所谓一般语言即日常语言，它凭借言说的直接性或习惯性与世界混同起来，带给人们和谐与安宁的错觉。思想语言与世界相分离，但又因此将世界视作意义与使命之所。在思想语言中，人们不得不操劳、图谋和活动，陷入一种劳作的风险之中。与这两种语言形态不同，诗歌言语是尚未固化的、正在生成着的话语。由于主体的外在化与存在的他者化，诗歌言语一方面剥夺了语言自身对世界的黏附，另一方面也将语言与言说者区分开来。这也就意味着，诗歌言语既不言说世间万物，也不传递作者心曲，而是通过语词本身取消了事物的存在，并让言说者保持沉默。由此，“语言自语”（le langage se parle）。在诗人的作品中，语言回归其沉默的本质。

　　 需要注意的是，“语言自语”并不意味着对语言自身的无限肯定。相反，“语言自语”在作品中揭示出充满悖论的中心点，即“含混性”（ambiguïté）。尽管布朗肖使用了与梅洛-庞蒂极为相似的语词，但二人的理论旨归却不尽相同。在语言问题的探索上，梅洛-庞蒂使用“含混性”概念意在刻画语言表达存在时模糊的特性，布朗肖则通过此概念表述诗歌中语言的奇异之处，即语言自身的极致完成就是语言消失的时刻。当语言在诗歌中闪耀出无尽的意指光芒之时，语言本身也在光明背后消隐无踪。因此，布朗肖指出：“作品应是被熄灭者的唯一光亮，而凭借此光亮，一切都被熄灭”。在语言的完成与消失、光明的点亮与熄灭中，作品构成了自身“去作品化的空无深度”（la profondeur vide du désœuvrement）。作品通过消解自身以成就自身，通过去除存在的深度而获得不在场的、空无的深度。在语言自身的悖论中，作品成为非作品，语言则成为非语言。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对作品或语言的简单取消，而是作品或语言跃出了传统语言观所肯定的语言指称外物的理念化倾向，通过能指的自我指涉成为传统语言的他者。 

　　 对于写作者而言，写作本身就是接近这个含混中心点的途径。由于语言在作品中完成并消隐，缺少回返作者以实现确证的时刻，因此写作者只能不断地通过写作本身来接近非作品的作品。同时，由于此语言既不指向世界也不指向作者，而只是居留于自身，因此它并非源自静默的声音，而是静默本身在言说，亦即一种缺乏外在意指性的、永不停歇、永无止境的呢喃。作者通过写书接近作品，又在此接近的过程中毁灭作品。对此，布朗肖以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克的神话为喻，阐释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微妙关系。根据奥维德《变形记》的记载，俄耳甫斯之妻欧律狄克因山中采花误被毒蛇咬死，俄耳甫斯为使妻子回转人间，便进入冥界弹起金竖琴动情歌唱。冥王哈迪斯备受感动，遂令信使赫尔墨斯引导俄耳甫斯回到人间，欧律狄克则跟在俄耳甫斯身后。这段起死回生的道路只有一个要求，即俄耳甫斯无论如何都不能回头看自己的妻子，否则欧律狄克将会永留冥界。俄耳甫斯一路上以歌声赞颂他的妻子，时刻压抑自己想要回头的冲动。然而就在他们快要走出冥府之时，俄耳甫斯终于还是难耐内心热望，回头寻找他的妻子。也正是由于这回头一望，欧律狄克再次堕入冥界的幽暗之中。 

　　 布朗肖指出：“俄耳甫斯的目光是俄耳甫斯对于作品而言的最高天赋，此目光之天赋不仅在于它拒绝了作品，而且它在自身通过欲望的过度运动走向本源的过程中牺牲了作品，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依然走向作品，走向作品的本源。”对布朗肖而言，俄耳甫斯不灭的歌声即作品，而欧律狄克则是作为作品本源的艺术自身。在俄耳甫斯回返人间的道路上，他虽然没有回头看自己的妻子，妻子的不在场却顽固地出现在他的心中。他不得不怀抱这无限的不在场向前行走，在焦虑、恐慌和欲望的挣扎中通过歌声维系着他与欧律狄克的联结。而当他终于在欲望的驱使下不再歌唱转而望向他的妻子时，他想要超出作品有限的规定去获得现实欲望的满足。此时，作品在俄耳甫斯的目光中消散，歌声中颂赞的欧律狄克顷刻堕入虚无，真实的欧律狄克显现在眼前。然而当俄耳甫斯意图拥抱真实的欧律狄克时，作品的本源显现，作品本身也因此消失了，此即作品含混的中心点。写作者正是在不断写作的过程中探寻语言与作品的内在张力，并因此无限接近俄耳甫斯的目光所揭示的巅峰时刻。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与传统的理性主义语言观不同，梅洛-庞蒂与布朗肖都将静默作为语言的根本规定。不同之处在于，在梅洛-庞蒂那里，静默即主体静默的知觉世界，语言作为“源自静默的声音”是对人的本真存在的表达。文学作为面向知觉敞开自身的缄默艺术，能够将人们带入那前谓述的原初场域之中。对布朗肖而言，真正的言说在于使静默在场化，亦即使意指语言中被遮蔽的语言自身显现其自我指涉的能指歧出与意义内陷。这种真正的言说即文学，它在言说的闪耀时刻将语言熄灭。如果说梅洛-庞蒂试图在理性之外为语言确立存在的基础，那么布朗肖则彻底取消了语言任何的外在根据，使语言完全被其自身所规定。甚至这种规定最终也被取消，使语言成为非语言。在梅洛-庞蒂与布朗肖所刻画的存在论图景中，语言显示出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它不但将主体及其存在的规定外在化、在场化，同时也在言说中不断探索存在的本性。 

　　结语 

　　 梅洛-庞蒂与布朗肖的思想虽然彼此相异，却具有近乎相同的理论旨趣，即跃出近代以来的全能理性以实现一种他异化的理想愿景。此愿景表现为相互关联的三个维度，即主体外在化、存在他者化和语言静默化。它们在实现路径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首先，就主体性确证而言，梅洛-庞蒂通过知觉意向性结构将主体与世界转化为内外勾连的原初关系，并通过“肉身”概念将短暂沉陷于诸物并最终回返自身的“我”刻画为真正的主体，即外在的“我”。布朗肖则在文学创作的特殊语境中剥夺了创作主体的主体性，使其于孤独之险中成为无相位、非个体的“某人”。其次，就主体与他者的关系而言，梅洛-庞蒂从人与人的共在关系出发，将自我、他人与诸物交织为镜像般彼此涵摄、相互映照的存在整体。布朗肖则通过橱窗与暗夜的区隔经验使主体沦为他者之囚，在绝对超越者的促迫下沐受幻想性喜悦。最后，就文学语言的规定性而言，梅洛-庞蒂将语言深深根植于主体知觉的静默世界之中，文学在其创生性的言说活动中将主体重新带回含混而有光晕的原初状态。布朗肖则在文学创作中彻底否定了语言的外在规定性，唯有静默本身在语言中自语。 

　　从总体上看，梅洛-庞蒂与布朗肖思想之间的微妙差异，其根源在于现代思想向后现代思想发展所带来的深刻转变。梅洛-庞蒂否定了理性规定的有效性，并试图通过身体知觉的引入将存在确立为万事万物的根据。由此，主体并非理性主体，而是具身化的存在主体，他在世界之中存在且无法通过理性超越存在。语言不是承载思想的透明工具，而是对存在自身的基础性表达。与之不同的是，布朗肖不仅否定了理性之规定，也取消了存在之规定，梅洛-庞蒂那里以存在为依据的世界图景在无根据的自反性中构成了非经验或反经验，主体以其异在成为非主体，存在于绝对超越者的宣示中成为非存在，语言在自我完成中自我消解而成为非语言。梅洛-庞蒂那里一息尚存的理想化希冀在布朗肖那里化为乌有。理性之光在经历黄昏的暧昧时刻后，终将隐没于茫茫暗夜之中。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