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吴楠）5月28—29日，第三届外国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文学社会历史批评范式创新与中国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会议现场  本网记者吴楠/摄 

　　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对人文学科的影响，传统文学批评范式正发生深刻变革。“近年来，在一批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呼吁与实践下，文学社会历史批评引发学界关注，这是外国文学研究界立足历史、关切现实的学术担当的体现。”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何宁说。

　　南京大学校长助理、社会科学处处长高方表示，文学社会历史批评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立场为根本，注重发掘文学在表现生活现实、推动历史进程、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价值，推动文学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相统一，不仅为解读文学作品提供了可靠方法，而且为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范式，构建中国自主的外国文学知识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

　　“相较于把文学当作历史注脚的传统社会历史批评，文学社会历史批评的研究范式将作品深嵌于社会－历史语境之中，探究文学与周遭环境之间的交互、交叉、交融。”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王守仁解释道，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文学社会历史批评以生活的经验形态为出发点，既注意日常生活的现场与细节，也注意时间轴上“长时段史”中历史的深层结构与发展趋势，尤其注重比较、考证、分析文本与史料的缠绕与转化，文史互证，考察作家如何将生活经验转化为文学形式，从而生成具有审美价值的文本世界。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杨金才表示，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是“将作家作品置于特定语境进行考察的批评方法”，注重“从关系中去审视作家作品”。

　　历史小说在美国文学中蕴藏丰富。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虞建华认为，小说书写与历史书写具有相同叙事原则，二者都隐含着权力关系和权力本质。小说对历史事件的再现，是作家以特殊的手法、从特殊的视角对历史的批判性解读和修正性重构，为读者提供了观察历史的新视角。

　　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王立新表示，文学作用于现实生活的方式是能动的，文学书写所构建的艺术世界是现实生活的“镜像”，这决定了文学社会历史批评中“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两个基本视角。摒弃单一视角的局限，在文学批评中综合运用这两种视角，才能获得更立体、深刻的文本解读。

　　与会学者尝试挖掘“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的理论与实践资源。

　　美国文学理论家M.H.艾布拉姆斯注重文学批评的历史建构性，在20世纪中叶西方文论界从“文本中心”范式向“多元阐释”范式转型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四川外国语大学原校长董洪川提出，艾布拉姆斯的历史社会批评思想以“世界、作品、艺术家、欣赏者”艺术四要素为框架，以历史演进观、人文真实论、多元包容性为特征，主张通过历史语境锚定文本意义，以人文主义立场对抗文本阐释的虚无化倾向，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条兼顾历史客观性与阐释空间的有效路径。

　　俄罗斯文学理论家日尔蒙斯基曾提出历史比较学说，他将社会历史发展同一阶段上出现的相似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类型加以比较。杭州师范大学钱塘学者讲席吴笛梳理这一学说后提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整体进程的规律性和统一的思想是各民族文学之间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基本前提。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的一种认知，同样，文学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在历史的层面上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AI时代，人机合谋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下人们的思维方式，促使现实主义内涵发生了根本性变更。”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刘建军提出，新的现实主义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哲理性把握、对时代本质的真实表现，乃至与当下情感的密切契合，对未来文学批评提出了新的要求。

　　与会学者针对非洲文学、法国文学、日本文学等区域与国别文学，从战争文学、推想文学等文学类型出发，开展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朱振武用这种批评方法分析“现代非洲文学之父”阿契贝的作品。他表示，阿契贝扎根本土的现实主义创作实践深刻印证了“非洲性”并非某种凝固不变的本质，而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中生成、在审美实践中展开的动态过程。这也证明只有将文学文本置于特定的历史土壤之中，才能真正把握其形式生成的逻辑与审美表达的独特价值。

　　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李圣杰分析了川端康成的战争观，他表示，川端对战争本质的认知过程是痛苦的，给他的精神世界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并对他战后的文学创作有着深刻影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袁筱一以安妮·埃尔诺的“社会自传”写作为切入点，尝试重新思考法国文学的“社会学转向”。她表示，埃尔诺的写作不仅体现出法国社会学对于“位置”“惯习”与阶级再生产问题的深刻影响，也反映当代法国文学逐渐从文本中心转向社会现实与日常经验的整体趋势。

　　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长聘教授都岚岚探讨米切尔作品中独特的时空建构和历史观，认为米切尔通过塑造“循环式”与“网络状”时空模型，深刻批判了现代社会对“文明线性演进”的盲目乐观，又在循环论的底色中保留了人文主义的微光。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张俊翔关注当代俄罗斯小说的城乡关系书写，他表示，创作者们聚焦地理空间格局变迁下的精神空间重塑，揭示城市与乡村彼此共生的同源性和相互反噬的异质性，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俄罗斯城乡共同体建构的可能性，彰显了文学对社会现实的深度介入与理性回应。

　　“外国文学研究已从最初的资料译介式‘自发’阶段迈向当下系统性理论创新的‘自觉’阶段。这种理论自觉彰显了中国学者的主体性。”王守仁阐释了主体性的内涵，即反思性、自主性、能动性、价值性，认为中国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体现为思想引领、立场坚守、中外互鉴、评价遵循四个维度。尤其应立足中国，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创建富有特色的思想理论。

　　文学社会历史批评正是在这一理念下形成的理论范式，它深度浸润中国文化思想资源，也引发王守仁对形神合一、虚实相生等概念的思考。他举例说，同样是18世纪的作品，英国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形式现实主义”以日常生活书写为全部内容，《红楼梦》则在现实生活书写之外，还展示了“太虚幻境”的超验世界，构建虚实相生的叙事结构，形成与西方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美学形态。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实践和批评思想为全球现实主义理论作出了独特贡献。

　　“文学批评应深度介入城市治理实践，为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与新大众文艺创作提供警示与镜鉴。”杨金才深入研读泰居·科尔、乔纳森·弗兰岑等作家的城市叙事发现，美国城市文学恰是对西方现代性价值观的一场“压力测试”，其暴露的困境从反面印证了我国以人民为中心、赓续文脉、筑牢社区纽带的新型城镇化理念的先进性。

　　在世界战争文学研究中，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强调研究过程中的中国视角和立场。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胡亚敏提出，要更多涵盖全球南方的战争书写，构建一种更加多元、公平、正义的全球战争文学谱系；要借用中国战争文化智慧，立足具体战争的特殊历史性质和内涵，从个体和共同体交织的维度重新思考战争，进而建构世界战争文学研究新范式，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作出贡献。

　　会议由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