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史》，杨光斌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以归纳法，而非演绎法来研究中国政治发展

　　大家都承认，与治国理政的丰富政治实践和“中国之治”的伟大成就相比，中国政治学在理论上显得很滞后，实践远远地走在理论前面，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差强人意。因何至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政治学120年来不乏学习、移植的舶来品，用西方政治学理论去解释中国。时至今日，“用政治学原理去分析中国政治传统”的主张依然存在。且不说这里的“原理”是什么、从何而来，单就研究路径而言也是行不通的，这种演绎法研究依然是把中国视为西方理论的试验场而非政治学理论的发源地，就是看中国政治发展是否符合某种特定标准。这种演绎法事实上把“他者”当作主体，中国为客体，失去主体性的政治学当然不可能取得与“中国之治”相匹配的成就。与此不同，我们主张归纳法研究，不是用所谓的“公理”去诠释中国政治，而是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中国政治发展（或中国政治史）的过程中提炼出作为政治学原理基础的基本概念和理论。

　　现代政治学发端于欧洲，作为政治学中心的欧洲首先是把自己的历史经验提炼为最基本的概念，比如政治的概念，马克斯·韦伯说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政治都是权力分配，这是对欧洲社会史基础上的“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历史的学术的经典抽象。沿着韦伯式概念，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和戴维·伊斯顿给政治的定义都是利益或权威性价值分配。在“多统”的社会史中，作为上层建筑的代议制（政治制度）显然是经济社会势力博弈的结果。

　　二战后，美国成了世界政治学的研究中心。同样，支撑美国政治学的方法论从行为主义到理性选择主义，无不是美国文化的产物——美国是一个天然的个体主义国家。在个体主义本体论基础上，美国比较政治学从“现代化”主题到“民主化”主题，都是为个人权利的合法性而展开，并认为以个体权利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就是“历史的终结”。

　　西方政治学原理是社会史变迁的产物。那些接受了社会史原理的国家的治理情况如何呢？在非西方世界，人口过亿的国家有11个，它们是亚洲的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尼和菲律宾，非洲的尼日利亚、刚果（金）和埃塞俄比亚，南美的墨西哥和巴西，其中10个国家实行了社会史属性的代议制民主，1个国家即中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1∶10的比较就是国家治理之间的巨大反差。按反事实法，如果中国也实行了社会史属性的代议制民主，会有今天的“中国之治”吗？

　　政治学中心的发展经验和比较政治学的国家治理显性事实都告诉我们，中国政治学要成为世界政治学的研究中心，只有以归纳法来研究中国政治发展，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他国历史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学理论可以作为镜鉴，但绝不可以作为主体性标准，由此才能解释中国政治并健康地发展中国政治学。中国政治学在研究中国政治史中汲取资源、提炼概念和理论，比如梁启超的“民本主义”、钱穆的“士人政府”以及当下中国政治学提出的历史政治学、世界政治学、相对于民族国家的文教国家概念、相对于政体论的治体论、相对于利益集团型政党的使命型政党和政党中心主义、相对于官僚制的干部制、相对于“三权”的领导权，国际关系理论上有天下体系、关系理论、共生理论等等。这些从中国政治发展研究而来的概念、理论与方法，才能解释中国的内政外交。如果用基于社会史的政治学原理去解释中国政治，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提

　　那么，中国政治发展研究包括哪些方面呢？笔者在其他文章中已经论证过，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的理论化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现代性转换研究，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基本架构，具体内容无需赘述。我想特别指出的是，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提是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比如如何看待作为中华文明的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属性问题。有论者动辄说中国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言外之意，中国文明是特殊的，被冠以“人类文明”的西方文明是普遍的，这正是“历史终结论”所说的西方文明是“普世价值”。这需要重新认识。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有连续性、包容性等，但其“普遍性”特质被忽视了。且不说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兼容并蓄所形成的普遍性特质，就其内核而言，中华文明是世俗文明，即以“问题导向”的文明。人类的“问题导向”具有普遍性，比如对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和平、发展等的需求，因此中华文明的一个根本特质是“普遍性”。相反，那些“一神教”文明必然是特殊性的，因为“诸神”之间的诉求和话术具有巨大的反差性，但是西方政治学原理却把西方文明论证为“普世价值”，视中国为特殊，西方为普遍。历史完全被颠倒了。

　　学术尤其是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进步需要反思性，因为社会科学就是回答时代之问、国家之问的学科（这里并不能轻率地说什么“科学”）；没有反思性而固守特定的价值观非但不能真正推动学术的进步，甚至无益于现实问题的解决。何况，信仰“普世价值”的西方“白左”搞乱了自己的国家，2025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显示，美国自己都放弃了二战以来的大战略即扩张性的价值观外交，转向“问题导向”的更加务实的收缩性战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