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古鉴今，继往开来。古典文明是人类的共同瑰宝，浩瀚如烟的古典作品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学者不断深耕。如今，古典学研究承担着贯通古今、共济全球的历史重任。守护并延续古典学血脉、将历史深处的智慧加以发掘，成为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作为人类文明的源头活水，古典学在当代依旧熠熠生辉。为探究古典学的学科价值与时代内涵、古典学对于和平世界建设的意义、古典学的往昔与未来等话题，本报记者于近期采访了多名国内外学者。

　　作为一门涵盖深广、知识庞杂的学科，古典学的学科定义与界限一直是众多学者讨论的焦点。国际古典学界普遍认为，古典学涉及历史学、考古学、碑铭学、古文字学、宗教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从学科内涵而言，古典学包含人生智慧、天地之道、治国方针等，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

　　加纳大学哲学与古典学系教授哈斯基·穆罕默德·马吉德（Hasskei Mohammed Majeed）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古典学是一门以研究古代文明为核心的学问，但这门学科仍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在当下依旧具有珍贵价值。今日人们所目睹的世界之样貌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人类的生活方式、经验与潜能，皆由过往漫长的历史进程塑造，而具体的历史片段唯有用心探寻之人方能洞悉。事实上，全球诸多文明，例如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等蕴含的思想理念，皆可溯源其古老的智慧。这表明，通过汲取远古文明的养分，全球多样文明均受益于遥远的过去。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安乐哲（Roger T. Ames）告诉记者，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三贤得以名留青史，归因于其西方文化引领者的地位，以及他们用凝练的语言诠释西方文明传统。更为重要的是，其自身人格与思想厚度，吸引着后世学者去思考、研讨与评述。而以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为代表的中国先哲，在中国历史的漫漫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对于生命的探讨，构成了儒学思想体系的首要核心范畴之一。生命的本性便是寻觅适宜自身繁荣发展的条件，充分调动一切可用资源维系永续生长，并将优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终极价值追求。就此而言，研习儒家文化的每个人，本质上都是体悟生命的求学者。

　　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的经典论述，对西方后世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对此颇为认同，“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作为人类生存载体的观点十分深刻。在他看来，人离不开群体生活。城邦的意义在于让公民过上‘好生活’，以实现幸福和美德。在他的相关论述中，文明的内涵被拓展为一套人文思想范式，部分学者认为这种人文范式具备普遍价值”。

　　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陈斯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古典思想是永恒的遗产和无尽的宝库。在汉语语系中，“古典”一词包含“古代”和“典范”两大元素。所谓古典文明，指代人类文明中首次创造出的、被历史所保存的经典文明。这是每一种文明对于自身生存经验和文明理想的原初表达，这种原初表达是不可复制、永不过时的，它为后世提供了文化创建的原动力和根源性的文化基因。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无论东西方，每个时代全新的精神文明创造都离不开文化主体重新返回古典，从中汲取思想资源，并调整、改造古典文明，从而使之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诸多文明曾经在早期经验、生存法则与文化积淀等方面创造了属于自身也属于全人类的灿烂历史，其相似性与特殊性值得国际学术界持续深化研究。

　　谈及此，马吉德深表认同。在他看来，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等在核心理念上具有显著的共通之处。希腊与北非国家地缘邻近，二者在历史长河中联系紧密，因此文明相近实属情理之中。而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哲学理念也存在高度契合，提及其中的核心元素，马吉德继续说，儒家的“仁”理念与非洲的社群主义有着相似性。他提到，在非洲阿坎族群哲学中，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善于建立和睦的社会关系，践行仁爱、恭敬、尊严与同理心等美德。所有这些美德在中华文明的“仁”学说中亦可找到理论依据——该学说同样将和谐奉为至善之本，并主张公允对待万民、关怀众生福祉。这一点与非洲哲学中乌班图理念如出一辙。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告诉本报记者，过去几十年，学术界有关中西文明差异的谈论较多。值得注意的是，文明自觉须以摆脱“辩护心态”为前提。在中西之争方面，必须持有平视对方的姿态。在古今之争方面，要打通中西学之间的壁垒，发掘属于全人类的古典智慧。这意味着必须更加重视中西古典文明的共同之处。事实上，孔子、孟子、庄子和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代先贤，对于何为德性、德性是否可教、个体应如何生活、何为向善秩序这类问题的思考，相通远大于隔阂。

　　李长春进一步表示，过去的西方古典学，很大程度上是从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出发，只认定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是具有典范性的人类文明。事实上，中国、古代埃及、古代印度等，都创造了具有典范意义的人类文明形态，都可以纳入古典学的研究范围。其中，中华文明不仅辉煌灿烂，而且长期延续，影响至今。因此，今天学者主张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跳出优劣对比的陷阱，让古典研究更富有活力。所以，必须对此有所警惕并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否则，真正的文明交流互鉴将无从谈起。

　　“不同古典文化的比较互鉴，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在差异中理解他者、以他者为镜反观自我的过程。”陈斯一这样比喻道。在他看来，深入双方经典之后，人们更容易意识到文明之间存在差异，但差异背后又存在共识。古典学的意义之一，就是推动一种相互理解的多元比较文明观，并非谁战胜谁、谁取代谁，而是在差异中互补，构建更具包容性的人类文化。

　　2024年，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于雅典正式成立，备受海内外瞩目。作为落实中希两国领导人共识、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举措，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的成立，将为完善世界古典学知识谱系增添全新维度。

　　作为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和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参会者，安乐哲两次见证这一学术盛宴。忆起2024年参加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经历，安乐哲回顾道，两年前，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深古典学者齐聚一堂，他因此深入了解不同文明传统背后的核心价值。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举办，再次呈现了一场高水平的文明交流盛会。“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弘扬中希两大文明，相关举措已初见成效。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雅典的揭牌成立，为各国学者搭建了难能可贵的平台，为其回溯各自文明本源、持续参与文明对话奠定了基础。不同于经贸议题或地缘政治话语，文明对话抚慰人心。通过价值理念、历史片段、文化成就对比，探寻多样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在廓清人类文明差异的同时，发掘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结，从而实现更深层次的相知相通。”安乐哲如此说。

　　马吉德阐述道，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的成立是依托古老文明、推动现代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一步。中华文明与古希腊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影响非常深远的两大文明。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的设立将深化中希双边人文交流，也将搭建起深耕两大文明的全新学术平台。此举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也将开辟更具全局视野的新型对话。基于这一愿景，未来双方的合作范畴还可拓展至古埃及文明领域。马吉德认为，中希文明交流互鉴将为海内外学者、在校学子等相关参与者带来广阔的合作契机，相关研究成果或将影响两国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制定。

　　展望未来，安乐哲说，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在知己知彼、互学互鉴的前提下，对不同的哲学传统进行阐释并全面呈现其内涵，以此作为平等对话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白乐  陈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