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哲学

　　亚里士多德哲学回应并发展了早期希腊哲学和柏拉图哲学，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在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的诸多领域都有新的创见，并深刻影响了西方哲学的发展。其哲学思想也是本次与会学者论述最多的。亚里士多德思想自身的复杂性和张力，使学者们能够从其体系内给出新解释，洞察西方哲学的传承与变革，并在现代视野下理解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价值。

　　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政治哲学方面，浙江财经大学魏梁钰根据《欧台谟伦理学》第一卷第五章的插入段落来探讨亚里士多德幸福观中的悲观命题“不出生比活着更好”。他指出，对它的恰当解读应该是幸福生活要求行动者有合理的希望。中山大学张霄认为“功能论证”通过界定“人”作为“公民”的功能，将公民德性定义为出色履行公民在城邦共同体中的职责所需的品质。东南大学胡辛凯研究了公民概念在亚里士多德文本中的提出、定义和意义。延安大学张硕指出技艺作为不精确的知识将形式赋予质料，与自然实践活动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从而让理性与实践活动得以统一于一个本原。同济大学樊黎重思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最好生活”的定义，从“快乐”的视角诠释了二者哲学理论的差异。中山大学江璐反思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意志”概念，并深入探讨了理性在行动中的作用。西南民族大学邬洁静从德性学习者的道德行为争议出发，提出学习者的道德行为在自制状态下出于道德动机。中山大学黄唯婷聚焦于“取决于我们”概念，批判了当代“意志自由论”解读，对道德责任的前提作出了“相容论”的解读。浙江大学的邓连冲联系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以更好阐述亚里士多德“睡眠测试”的内涵，并对“睡眠”这一主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北京大学谢雨萱聚焦于亚里士多德对“愤怒”的两种定义，通过区别两种愤怒展示了政治化愤怒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全新地位。吉林大学马成成指出，对美德中情感数量的两种立场忽视了理性对于情感的主导地位，他论证了理性是美德动机规范性基础的前提。天普大学陈悦文通过分析快乐与实现活动的概念，以尝试调和概念之间的不同立场，最终构建一种新的解释模型。中山大学谭宇泽分析了《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与第十卷关于“快乐”的文本，并探讨了快乐作为恢复性与实现活动的两种性质。同济大学李倩将当代的共同体研究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体”，并探究了其中的“民族主义”。中山大学邹鑫海分析了亚里士多德“美德”概念中道德美德与理智美德的交互关系，并指出这种关系通过实践智慧得以呈现。

　　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方面，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裴延宇提出《后分析篇》的“科学方法”是“通向本原的道路”，是从人类认知到达自然真理的道路。北京语言大学吕纯山提出介绍作为形式的逻各斯的具体含义，并指出逻各斯意义上的“形式”才是它本来的含义。复旦大学宋佳慧溯源了二分法作为逻辑与分析方法在古希腊哲学的开端，并陈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对这一方法的扬弃。中山大学黄楚云强调了《形而上学》对活动的考察主要依靠主动者的能力—作为模式。暨南大学高山奎讨论了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文本中关键概念phusis的理解，并指出海德格尔对这一概念的不恰当化用。南开大学张家昱反思了亚里士多德提出“单纯物”概念的初衷，并厘清了“单纯物”概念的内涵。重庆大学李雨瑶讨论了推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模态问题，并指出这一逻辑问题可能会对亚里士多德确立有效推理形式造成困难。中山大学田书峰指出，亚里士多德将第一推动者的思维对象定为自身，即思维的思维。郑州大学张雨凝提出，从存在论角度，亚里士多德将数学对象奠基于依存可感事物的数量范畴，从而认为数学学科的对象是实存物。厦门大学杜瑜梳理了亚里士多德在作品中对于“静止”的定义，并论证了亚里士多德有合乎自然与反乎自然两种定义的“静止”。南开大学张逸婧从语言学角度提出，“to be”在亚里士多德文本中的翻译应当融入词句，而不能脱离完整命题。重庆大学刘珂舟梳理了亚里士多德在文本中提出的四种定义，并论证亚里士多德通过质形论将纯形式化的定义类型作为科学方法的核心。河北大学王明磊指出主动施为者与被动遭受者的划分基于客观基础，而不依赖认知者的主观解释。华中科技大学易刚指出亚里士多德批判地继承了柏拉图将一与不定的二作为存在物的原则，从而弥合了本原问题上前苏格拉底哲学到亚里士多德的断裂。山东大学范洪华指出亚里士多德将“努斯”看作是对美诺问题的回答，拥有“努斯”后，人们就形成了对事物的初步认知。厦门大学张哲敏分析了《论灵魂》文本，就phantasia的解读问题指出，受主流学者批判的混合解读方法实际上更符合第三卷的文本。北京大学郑中华指出，亚里士多德“意志薄弱”之不可能性的反例通常出于知觉意义上的“差异表述”。

　　希腊化罗马哲学

　　希腊化罗马哲学家们吸收并继承了希腊哲学的理论成果，在此基础上，他们在决定论与自由、情感和形而上学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问题和回应。与会学者们围绕上述议题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学者们的深入讨论，不仅揭示了其思想和传统哲人们思想上的接续，又呈现了它如何为现代哲学提供了思想资源和问题域，充分展示了古希腊哲学的生机与活力。

　　在希腊化罗马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张杰讨论了决定论与自由意志问题中斯多亚主义所持有的混合立场。南京师范大学张荟指出，斯多亚派对“恶”与“非自然”的讨论彰显出了理性生生不息的力量以及对人类道德进步的永恒信心。西南大学吕燕剖析了早期斯多亚派如何在宇宙统一论与决定论立场下，论证人在命运必然性下履行自然义务。南开大学邓向玲提出，美与善的关系取决于我们在什么意义上看待美，并认为美与一、善都构成了普罗提诺的第一哲学。南开大学戴碧云认为克吕希波的情感理论无法回应盖伦的批评，并阐述了概论对于情感的主张，即情感是心灵的一种非理性功能。清华大学刘奕兵提出，斯多亚派对《蒂迈欧》核心要素的改编让他们堕入一种命运决定论中，其本原学说仍没有跳出《蒂迈欧》的限制。东北师范大学卢心悦提出，卡利马科斯将古代神话、本土祭祀加入自然描绘内容的诗歌中，这表现了希腊化时期诗歌的政治化以及自然哲学的转向。沈阳师范大学李丽丽聚焦于普鲁塔克的“治疗伦理”，并指出希腊化时期的哲学认为激情会干扰灵魂，而普鲁塔克融合了希腊古典哲学思想，主张以理性约束而非根除激情，通过培养德性来实现灵魂安宁。

　　在希腊化罗马哲学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方面，兰州大学赵越认为亚历山大在亚里士多德理论上作出了创新，他化解了亚里士多德原始质料概念所面临的诘难。吕梁学院李宁探究了文艺复兴与古典艺术的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通过其中描述的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发展，来阐述该作品的艺术价值。同济大学熊子豪追溯了ὕπαρξις在古典时期与希腊化时期的语义变迁，并探讨了它在不同领域哲学中的跨传统互动。鲁汶大学程宇松讨论了普罗提诺在理念与理智问题上的创见，并指出这一创见驳斥了阿提库斯等人的立场。中国人民大学卢嘉一分析了德勒兹在《意义的逻辑》中对斯多亚主义的吸收和改造。西南大学的张鹏举分析了古代的怀疑论活动如何能达到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昆明理工大学的宋海勇认为伊壁鸠鲁赋予了古代被广泛使用的多因论新的价值和内涵，他用多种原因来解释超自然现象，以清除人类内心的恐惧和烦扰。

　　现代视野下古希腊哲学的问题与方法

　　在大会闭幕式前的主旨报告中，东南大学的葛天勤聚焦于《形而上学》文本中频繁出现的automaton一词，对该词的含义作出两种界定：“自发”与“碰巧”。进而他指出，在亚里士多德某些文本语境中的automaton不再是常见的“碰巧”，而是“自发”。华侨大学常旭旻对科学知识的过程、科学发现的方法以及作为一种科学论证法的辩证法等话题进行了综述，并表达了用现代科学方法论创新古代哲学研究的期望。复旦大学王纬讨论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和《论生灭》中关于量变问题的文本。他指出，对该问题的传统理解将量变主体视作无广延的质点，这种方法在面临性质变化等问题时具有缺陷，他通过案例分析得出，将量变主体视作有广延可分主体时，可以对“量变与质变”问题做出更有效的回应。帕特雷大学Micheal Paroussis从“为什么是希腊文化与罗马法”的问题切入，通过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关于希腊文化与罗马法律的文献，展现了古希腊罗马时期文化与法律互相交流、对话的综合脉络，并大胆预测了未来社会文化与法律关系的走向。

　　在大会闭幕式上，中国人民大学聂敏里用“问题”与“方法”这两个关键词对两天的会议进行了总结，并期待国内古代哲学研究有新发展。其后，吉林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郝鸿军表达了本次会议对推动吉林大学古希腊罗马哲学学科的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最后，下一届古希腊罗马哲学大会的承办方、中山大学哲学系詹文杰指出，从会议的讨论深度来看，本次大会不但是对近年来我国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视野不断开拓的见证，而且势必会为将来研究的全面进步打下基础。

　　（吉林大学牛扬 张舒奕/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