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er Schule）因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而得名，以“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或“批判的社会理论”（Kritische Gesellschaftstheorie）或“社会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闻名于世。1923年2月3日，具有犹太血统的德国-阿根廷商人、慈善家H.威尔（Hermann Weil）致信法兰克福市长表示对反犹主义的反感，决定捐赠“人道主义费用”，用于战争伤亡抚恤、建立孤儿院和其他社会救助；并成立由他的儿子F.威尔任监管人的威尔基金会，创立了形式上隶属法兰克福大学、实质上相对独立的社会研究所。该社会研究所于1924年6月22日建成。

　　“批判理论”概念最早出现于1937年，即霍克海默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法兰克福学派”这个提法何时出现，有不同的说法，根据R.魏格豪斯的说法，这个提法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事实上，社会研究所、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这三者之间并不是完全对应的，而是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换言之，社会研究所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本营，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标志性贡献，但并非社会研究所的所有理论成果都属于批判理论。例如，社会研究所格律贝格时期，既没有法兰克福学派、也没有批判理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之父”格律贝格领导的社会研究所致力于社会主义史与工人运动史研究，只能属于“前批判理论”；不过，格律贝格奉行的超党派学术立场、跨学科研究方法，为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批判理论奠基人霍克海默所继承和发展，并成为历代批判理论家坚持的原则。

　　诚然，法兰克福学派并非铁板一块、批判理论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存在着众多差异、矛盾，甚至对立。在数十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经历了三个发展期：

　　“批判理论第一期”：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核心成员”有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波洛克；“外围人员”有弗洛姆、本雅明、诺伊曼、基希海默。尽管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内部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总体上都属于“老批判理论”（?ltere Kritische Theorie），其主要贡献有三个方面：（1）确立了社会哲学研究方向，确定了批判理论基本纲领；（2）系统阐发了否定辩证法，试图为早期批判理论奠定规范基础；（3）全方位批判现代工业文明，使批判理论系统化并加以运用。

　　“批判理论第二期”：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以前期哈贝马斯、A.施密特、F.v.弗里德堡等人为代表。第二代批判理论家内部有着三条不同的研究路径，但与“老批判理论”相比，基本上都属于“新批判理论”（jüngere Kritische Theorie），主要贡献有四个方面：（1）对早期批判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2）创立交往行为理论，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3）现代性话语的批判与重建；（4）揭露现代文明危机根源，寻找通往未来文明之路。

　　“批判理论第三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以后期哈贝马斯、霍耐特、维尔默、奥菲等人为代表。第三代批判理论家有着不同的学术路向，但总体上属于“后批判理论”（post-Kritische Theorie），并最终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就是，在这之前，政治伦理向度在批判理论中至多处于边缘地位；在这之后，政治伦理向度在批判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早期批判理论中确实存在着政治伦理向度，但它只处于边缘地位。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是如何实现的？简言之，后期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与协商政治理论开启了这个转向；维尔默的政治伦理学与奥菲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推进了这个转向；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多元正义构想、民主伦理构想最终完成了这个转向。

　　“批判理论三期”的发展则意味着理论与现实的搏动，（1）从古典理性主义到感性浪漫主义再到理性现实主义；（2）从激进乐观主义到激进悲观主义再到保守乐观主义；（3）从欣赏、信奉到怀疑、批判再到超越、重建马克思主义；（4）从文化主体哲学到语言交往哲学再到政治伦理学；（5）从老批判理论到新批判理论再到后批判理论。

　　而“后批判理论”作为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阶段，不再属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而是已经进入到与当代实践哲学主流话语对话的语境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历经百年而不衰，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原因就在于它精准地把握时代脉搏，坚持内在批判，不仅激烈地批判“他者”，而且持续地自我批判，“批判”是真正的捍卫，“自我批判”是自我发展的动力源泉。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批判理论与其他西方思潮开始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并因其内含着现代性批判与人类文明反思的视野，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亲缘性，迅速地得到传播与发展。回顾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历史，可以从宏观研究、专题研究、个案研究三个方面归纳分析。

　　20世纪80—90年代，学者主要集中于批判理论的宏观研究，如对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专著或教材，内容上呈现为一般性的介绍和评价，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21世纪以来，关于批判理论宏观研究涌现出许多优秀成果。例如，《从社会哲学到批判理论》《从新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两部著作按照“问题史”的逻辑，对批判理论展开了全方位、跨学科、整体性、系统性、多维度研究，不仅对批判理论的历史与发展逻辑作出了基本判断，还确立了批判理论研究的新框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原创性观点和思想，有力地推进了批判理论的中国化。

　　批判理论的专题研究成果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开始大量涌现，其中主要聚焦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文艺理论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科技哲学研究；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研究；现代性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文明论研究等。近年来，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等专题也开始被中国学界所关注，并涌现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批判理论的专题研究成果，不仅体现了批判理论本身的“跨学科”性质，还充分体现了中国批判理论研究的“跨学科”现状。就是说，有关批判理论的专题研究凝聚了包括哲学、文艺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新闻传播学、政治经济学、心理学在内不同学科的庞大研究队伍。

　　关于批判的个案研究，主要是围绕批判理论四代群体代表性人物展开，其中包括第一代代表人物阿多尔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第三代代表人物霍耐特，以及第四代代表人物弗斯特。而比较冷清又亟待深化研究的还有：第一代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弗洛姆，第二代代表人物A.施密特，第三代代表人物维尔默。中国学界在研究中联系中国现实和问题、创新理论，视野不断扩大。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徐崇温研究员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评价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中的不同流派展开具体分析、对代表性人物进行评析，以及界定基本概念等推动学术传播。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双利注重在当代语境中激活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经典著作的思想活力，通过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深入反思中国问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凤才则通过文本的深度耕耘推动对重要思潮和关键概念的深入阐释，注重理论思辨融合现实关怀。

　　目前，在中国学界围绕批判理论研究分别形成了几支具有鲜明特色并颇具规模的研究团队。其中，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俞吾金、陈学明、吴晓明等人创建于1999年的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经过近30年的发展，形成了“以问题为导向、基础理论研究和前沿发展研究相结合”的特色。该中心形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动态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等多个研究方向。南京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团队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主要依托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平台和师资力量展开研究。经过多年的耕耘与发展，该研究团队形成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背景中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以文本研究范式阐释经典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经典著作”“注重与国际同行建立直接交流”三个突出特点。值得关注的还有：山西大学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团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团队、黑龙江大学和四川大学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团队等等。

　　由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黑龙江大学发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办的“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自2003年在南京大学举办第一届以来，已举办了二十届，该论坛有力地组织起了国内不同学科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从不同的方面推进了国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由“批判理论论坛组委会”召集的“批判理论论坛”已连续召开了11届，该论坛凝聚了国内批判理论研究的队伍，将国内的批判理论研究推向了更广阔的维度和更纵深的视域。

　　总之，从理论层面看，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压抑性文明批判、生活世界殖民化批判等，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拓宽了研究的视野。从现实层面看，批判理论本身作为一种总体性的现代性批判和人类文明反思的理论，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的批判研究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高质量译介与深度研究相结合，理论思辨与经验研究相结合，多学科协同研究等独特风格与特色，为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未来，中国批判理论研究必将呈现出更多兼具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