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沉默数千年的动物骨骼，究竟能够告诉我们什么？今天，借助多学科技术，动物遗存成为观察人口迁徙、技术传播、社会组织、文化交流乃至文明形成的重要窗口。7月28—29日，“多学科研究在动物考古中的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青岛举行。来自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和文博单位的学者分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展现多学科方法正在推动动物考古走向精细化、系统化和文明阐释新阶段。

　　打开动物遗存研究新视角

　　动物考古的发展首先体现为研究方法的拓展。近年来，随着古DNA、稳定同位素、蛋白质组学等技术的发展，动物考古进入“高分辨率研究时代”。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马萧林系统梳理了近年来中国动物考古的发展历程。通过知识图谱分析，他认为，十余年来，中国动物考古经历了“稳步积累—快速跃升—高位震荡”的发展阶段，2019—2022年成为研究增长的重要时期。目前，该领域呈现北京、东北—华北、西北、华中—西南“四板块联动”的空间特征，研究热点也从早期材料整理逐渐转向家畜驯化、生业经济、分子考古以及骨器工艺等方向。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教授胡松梅以多个考古案例展示了多学科技术如何提升动物考古研究精度。在对一处遗址的研究中，一具头骨残缺、角部缺失的动物遗存，依据传统形态学分析曾被初步判断为绵羊。随后，胡松梅团队联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蔡大伟教授团队开展古DNA分析，最终确认其为岩羊。此外，针对陕北新石器遗址长期存在的马骨种属鉴定、马牛羊家畜溯源与传入年代等难题，学者们综合运用古DNA、锶同位素与碳十四测年等技术予以解决。

　　稳定同位素技术成为动物考古的重要工具。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教授胡耀武通过考古实践证实，碳、氮同位素分析能够帮助研究者区分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探索动物驯化机制、饲养方式以及环境适应过程。尤其是猪、狗、鼠等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遗存，一定程度上可为研究古代人群交流提供重要线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唐自华介绍了华北平原动物迁移研究中的锶同位素方法，提出通过建立更加精细的本地背景阈值，为识别动物来源和迁移行为提供了新的技术框架。

　　在蛋白质组学方面，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教授杨益民介绍了安徽武王墩遗址一号墓羽毛遗存研究。由于羽毛等有机材料极易腐朽，传统方法往往难以完成准确鉴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运用基于质谱的动物考古学与串联质谱技术，成功识别出戴胜鸟特征肽段，这是我国考古遗存中首次通过分子证据确认戴胜羽毛存在。同时，通过蛋白质序列分析，研究还揭示了羽毛装饰中动物胶来自圣水牛，为探究中国本土物种圣水牛的灭绝原因提供了分子考古学依据。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泽慧进一步介绍了古DNA技术在物种识别和基因组研究中的突破。近年来，高通量测序技术使研究者能够从骨骼、牙齿、皮张甚至土壤沉积物中获取遗传信息，并恢复部分灭绝物种的演化线索。在汉文帝霸陵陪葬坑研究中，古DNA技术帮助研究团队构建了包含珍稀兽类的“地下动物园”物种名录。

　　与此同时，动物考古的研究对象也不断扩展。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曲彤丽强调，小型动物遗存形成过程涉及人类活动、食肉动物、猛禽活动以及自然死亡等多种因素，对其开展埋藏学分析，有助于理解旧石器时代人群的生计策略和栖居方式。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副教授陈曦则通过广西左江流域史前软体动物遗存研究，揭示了气候变化和人口压力如何推动史前人群强化利用水生资源。

　　这些研究共同表明，动物考古正在从“看骨识物”走向“以动物遗存重建历史”的阶段。

　　重新认识文明形成与社会变迁

　　从早期狩猎到家畜驯化，再到国家形成之后的大规模生产体系，动物不仅提供资源，也参与塑造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李志鹏以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制骨手工业为例，展示了动物资源如何进入早期国家生产体系。研究显示，不同时期的制骨生产经历了从小型依附性作坊、家户生产，到集中化、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过程，动物资源利用、技术进步和社会复杂化共同推动了早期手工业体系形成。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罗运兵则将目光投向秦汉统一进程中的动物祭祀。通过云梦郑家湖墓地动物遗存研究以及碳、氧、锶同位素分析，研究团队发现，北方移民带来的“头蹄葬”习俗与南方农耕传统祭牲方式在当地并存，反映了秦、楚、戎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融合。动物遗存成为观察秦汉国家治理和文明融合的重要证据。

　　家畜驯化研究则展现了更长时间尺度上的人类互动网络。蔡大伟团队通过对我国53处遗址554例古代牛科样本的古基因组研究，首次系统描绘了东亚家牛起源与迁徙图谱。研究表明，东亚家牛并非由单一传播路线形成，而是在外来输入与本地种群互动过程中逐渐演化而来，反映了史前时期复杂的人群交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陈宁博进一步从动物演化角度揭示东亚牛属动物的复杂历史。研究发现，东亚家牛具有多种遗传来源，家牛、牦牛、原牛等不同牛属动物之间长期存在基因交流，为理解动物适应环境和人类利用动物资源提供了新的遗传学证据。

　　兰州大学环境考古与文物科学中心教授杨晓燕介绍了西藏玛不错遗址研究。该遗址海拔4410—4460米，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时代渔猎人群遗存之一。通过动物骨骼分析、同位素研究和古DNA技术，研究团队发现，当地早期居民长期捕鱼、猎鸟，同时利用陆生动物制作衣物和骨器，形成“以水生为食、以陆生为用”的独特生活方式。

　　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傅罗文则从三星堆象牙研究出发，讨论早期中国人与大象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三星堆象牙不一定来自广汉本地，而可能体现了一定区域范围内人群交流过程。象牙进入三星堆，反映的不仅是资源流动，更是复杂仪式体系和区域中心形成过程。

　　这些研究共同说明，动物遗存记录的不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记录着文明发展的轨迹。

　　动物考古新探索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动物考古已经成为连接考古学、生命科学和人类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侯彦峰介绍了“役用牛骨骼鉴定标准”在河南考古遗址中的应用。通过分析牛骨病理变化，研究团队尝试判断春秋之前是否存在役用牛的行为。

　　此次会议也展现了国际合作背景下动物考古研究的新方向。美国维思大学东亚研究学院副教授博凯龄介绍了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安特生藏品中的动物遗存研究。通过重新整理20世纪早期甘青地区考古调查材料，并结合碳十四分析和古DNA研究，相关研究正在重新连接百年前考古发现与当代科技方法，为认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区域文化交流提供了新证据。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内马尼亚·姆尔季奇则以罗马维米纳基乌姆遗址为例，探讨了古代军事传统中的动物角色。研究发现，熊、野猪、鹰、狼等动物不仅存在于象征体系中，也可能真实存在于军事环境之中。

　　从中国早期文明中的祭牲、家畜，到罗马军队中的动物象征，不同文明中的动物遗存共同展现了人与动物关系的多样性，动物考古正在突破传统学科边界，成为理解人类历史的新路径。

　　研讨会由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指导，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清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