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领域的成就

　　在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道路上，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在许多重要领域都取得了实质性的推进。

　　以现象学为例，“中国现象学”的提法本身就具有学术自主性的意义，它标志着一种根本的问题意识的转变。在这个转变发生之前，中国的现象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现象学经典作家著作的翻译与研究，以及充其量从这些哲学家的哲学出发，去诠释和解读中国哲学传统——这种做法诚然重要，而且成果丰硕，但本质上仍是在西方哲学框架内进行应用式的工作。而“中国现象学”的提出则意味着：中国哲学传统中包含的深层的本体论直觉和认识论洞见，开始反过来成为改造和拓展现象学本身的思想资源。这不再是用现象学去研究中国，而是中国的问题意识与现象学的批判性对话，从而使中国学者在国际现象学的学术场域中从被动的诠释者转变为主动的问题提出者。当中国学者将本土传统的问题意识带入国际哲学对话现场时，就意味着能够向这个传统西方学科提出真正有分量的理论问题。这种来自另一个文明传统的陌生化质疑，往往比内部批判更能揭示某个学科隐蔽的不言而喻的预设。

　　同样的进步也体现在分析哲学研究、古希腊哲学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等重要领域。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兴起及其在心灵哲学方向的创新，代表了中国西方哲学研究中最具自主性潜力的新兴领域。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群体不是被动接受现成的分析传统，而是在充分理解其方法论优势后，有意识地在心灵哲学中引入中国哲学资源。这种引入触及了意识现象本身的根本理论问题，进而在新的问题域中重新建构心灵哲学框架。它表明中国学者能够以本土智慧为镜鉴，对西方理论的隐蔽预设进行批判性反思，并在此中开辟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空间。在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中，同样面临着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垄断了对古希腊哲学的诠释权，但这种诠释本身包含着深刻的意识形态预设——它掩盖了古希腊哲学产生的具体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将特殊的希腊智慧普遍化、绝对化。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开始从中国读者、中国问题的角度重新审视古希腊文本。例如，在理解柏拉图的“理念论”时，中国学者不仅从西方本体论传统出发，还试图将其与中国哲学中“道”“理”等概念进行比较，发现两种文明在思考“永恒性”与“变化”关系时的不同路径和共同关切。

　　中国学者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的诠释和批判，也体现了一种独特的理论自主性。例如，在研究康德的先验哲学和理性主义时，一些中国学者从本土学术资源和历史情境出发，质疑康德的先验主体过于抽象，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伦理性的、道德性的主体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人文理性形式。在研究康德关于“自由”的论述时，有学者指出，康德对自由的理解固然深刻，但忽视了人的自由与其伦理社群关系的内在联系。这样的补充和批判使“自由”这个普遍的哲学问题得到了更多维的理解。中国学者在研究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和理性发展观时，发现了其与中国哲学中关于宇宙演化、历史演进的古老思想对话的可能性。通过引入中国哲学中关于“礼”“德”“道”的历史演化观念这样的批判性诠释，“绝对精神在历史中的展开”这个问题获得了新的维度。

　　问题意识的转变

　　当代中国西方哲学研究最具标志性的转变是从“以西释中”到 “以中问西”的范式转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做法是“以西释中”，即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方法去诠释、理解和评价中国哲学。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它使中国哲学得以进入现代学术话语系统，获得了国际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但它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哲学永远处于被诠释者、被翻译者、被比照者的位置，永远是西方哲学的“他者”和参照物。近些年出现的新动向则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用中国哲学传统的问题、概念、洞见反过来向西方哲学提问。这种转变体现的远远超越了学术话题选择权的转移，它涉及的是对什么构成“哲学问题”“哲学真理”的定义权的争夺。在西方中心的学术格局中，西方哲学界定了什么是“真正的哲学问题”，即能够用逻辑、论证、普遍理性来处理的问题。而许多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关切，如人与自然的关系、身心的和谐、道德与自然的统一，往往被认为是“不够严密”“太具体”“过于文化特殊”的，因此被边缘化为“思想史”或“文化研究”而非“哲学”。当中国学者开始用这些传统的问题意识去向西方哲学发问时，就是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哲学问题、什么是理论深度。

　　当代中国西方哲学研究面临的根本范式困境，不在于学者们掌握的知识还不够深入，也不在于对西方理论的理解还不够全面，而在于一个更深层的身份问题：我们究竟是在“教授西方哲学”还是在 “做（创造）哲学”？传统的西方哲学研究采取的是“教”的范式——学者充当“传播者”“评论者”“翻译者”的角色。在这个模式中，知识呈现为典型的单向流动：西方是“源头”，中国是“目的地”；西方是“创造者”，中国是“学习者”；西方的标准是“规范”，中国的做法需要被“改造”。与之相反，“做哲学”意味着根本性的身份转变，“做”有三个关键维度：一是从“正确理解”到“创造性转化”。传统研究要求对西方哲学的“正确理解”，要求准确、忠实地理解原著本意，但这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翻译和理解本身就是创造。当我们用中文来表达西方概念时，中文的语言结构、思维方式、文化含义会对这些概念进行改造。二是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建设”。被动学习者的任务是接收西方思想、评价其价值，而主动建设者要做三件事，即发现西方理论的局限、用本土资源进行补充和改造、创造新的理论可能。这意味着西方理论不再是“规范”，而是 “材料”。三是从“跟随议程”到“制定议程”。长期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议程由西方学术界引导，西方关注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而“做”要求我们确立中国自己的问题意识，不是“西方最近流行什么理论”，而是“中国现实面临什么哲学问题”。这种反转至关重要，因为它改变了理论的出发点。

　　自主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要避免将自主等同于排外。任何伟大的哲学体系都不是通过排斥他者而产生的，而是通过与他者的深入对话而诞生的。古代雅典哲学对非希腊文明的学习；德国古典哲学对笛卡尔以来法国理性主义的吸收；中国古代思想对印度佛学的创造性融合，这些都证明真正的创新源自开放的心态，而不是故步自封。

　　还有一种危险是相对主义，其实质是一种瓦解所有标准的理论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声称“一切理论都是相对的”，用“多元性”来为理论质量低劣辩护。如果所有观点都同等有效，那么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开放的国际主义同样合理；伪科学和真科学同样有价值；暴力和非暴力同样值得倡导。无原则宽容的危害在于它否定了学术评价本身的合法性。拒绝对理论进行评价和选择，意味着放弃了理性批判的权利。但这正是哲学的重要使命——通过严格的论证和批判推动知识进步。

　　西方哲学研究中构建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不应当被视为对哲学普遍性的拒斥；毋宁说，它是对普遍性的升级，是在为普遍哲学的真正普遍性作贡献——它打破了某一特殊传统对“普遍”的垄断，使普遍性本身变得更加真正普遍。从本土问题出发，正是抵达更深刻普遍性的必经之路：任何关于“普遍真理”的表述，都必然落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言的语境中。因此，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多元的、民族的、具有历史根基的理论创新，来丰富和深化人类对普遍问题的理解。

　　从根本上说，真正的自主不是与西方对抗，而是与自己对话——与自己的传统对话、与自己的理性对话、与自己的责任对话。只有这样，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才能既有民族根基又有世界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