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ucault’s Archeology and Genealogy

　　作者简介：汤明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187期

　　内容提要：在1960年代的早期考古学研究之后，福柯引入了“系谱学”概念。国内外学者认为从1970年代开始福柯的研究方法发生了从“考古学”到“系谱学”的重要转变。但是通过考察福柯“考古学”方法的康德来源以及福柯“系谱学”概念的尼采来源，我们可以看到福柯的考古学中包含着系谱学问题，福柯所理解的系谱学中也体现出考古学主旨；通过反思和反驳福柯从结构主义到解释学、从研究知识话语到研究权力实践、从进行批判分析到进行因果分析的这些表面转变，则可进一步表明福柯的考古学与系谱学并不是简单的转向和替代关系，而是补正和深化关系。

　　关键词：福柯/考古学/系谱学/转向/深化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研究”(编号18BZX097)的阶段性成果。

　　在1966年《词与物》交付出版后，福柯开始重新思考在这部“人文科学考古学”中所提出的方法问题。在给沃尔夫和萨丕尔的信中，福柯写道：“哲学是诊断的事业，考古学是对思想的描述方法。”①(Foucault，2001a，p.36)此时，福柯已出版关于疯狂、疾病和语言的三本著作，其中的研究方法都与考古学②有关，以至于萨特同年在批判福柯的那篇著名文章中，特意点名批评福柯的“考古学”(cf.Sartre)，称其是用分层代替转化的地质学。但萨特的批评遭到了福柯的明确反驳：“考古学，如我所理解的，既不隶属于地质学(如对地层的分析)，也不隶属于系谱学(如对开端和延续的描述)，而是在话语的档案模式中对话语的研究。”(Foucault，2001a，p.623)1969年，福柯专门出版方法论著作《知识考古学》，对之前“盲目进行的研究进行方法上和有控制的修补”(cf.Lecourt)。

　　不过，福柯对自身方法的阐述和辩解，在数量、动机和效果上，往往都不如评论者的误解来的气势汹涌，以至于辩解本身都会造成新的误解。《知识考古学》被认为遍布语词“荆棘”，只有繁复的语词革新，并无新的思想。但也有人认为该书是全新的和尚未完成的，会让人难以辨清方向，因此有待其中的概念在之后的研究中发生作用才能做以判断。但没等人们在“知识考古学”的概念中真正辨清考古学的方向，福柯在1970年代又引入了一个与考古学似乎旗鼓相当的方法论概念：系谱学③(généalogie)。因为福柯在1970年代有诸多关于“系谱学”的讨论④，而且在访谈中也明确说过“我会给我所做的工作一个笼统的名字：道德系谱学”(Foucault，2001a，p.1621)，学界(尤其是英美学者)普遍认为福柯在研究方法上发生了一个从考古学到系谱学的重大转向。(cf.Gutting；Davidson；Kremer-Marietti)

　　那么，福柯的考古学与系谱学到底是什么关系？从考古学到系谱学是否是一种转向呢？

　　一、福柯与康德：考古学中的系谱学问题

　　1971年《纽约时代书评》的一篇书评称福柯的《词与物》之所以被称为“人文科学考古学”，是因为“考古学”这个词具有“从弗洛伊德以来，超出其通常领域的深度和生成意味”(Steiner，p.23)。福柯强烈反对这个说法，称其“考古学”概念来自康德，这个考古学的意思应该是“使得某种形式的思想成为可能的历史”(Foucault，2001a，p.1089)。

　　福柯参考的康德文本，是康德1793年为回答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的问题“从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以来德国的形而上学有什么真正进展？”而撰写的手稿。(cf.Kant，1942)这篇手稿虽然既没有提交，也没有完成，但康德在其中第一次使用“哲学考古学(Philosophische Arch ologie)”这个概念，并用之描述其“哲学式哲学史”理想：“哲学式哲学史本身之所以可能，不是历史地或经验地，而是理性地，即：先验的(a priori)。尽管它[哲学式哲学史]建立理性事实，但它并不是从历史叙述中借取事实，而是从人类理性的本性中提取事实作为哲学考古学。”(Kant，1973，pp.107-108)在康德看来，这个“使得某种形式的思想成为可能的”就是人类理性的本性。如果历史是某种对“事物所是”的经验知识，那么康德的这个“哲学史”就不是由历史经验决定的，而是由理性本身决定的。这就是康德的“哲学考古学”。福柯对康德“哲学考古学”的借鉴，包含两个正面借鉴和两个反面借鉴，这成为福柯考古学的核心，也在后来的系谱学阐述中得到加强。

　　第一个正面借鉴是，福柯与康德一样，都通过“考古学”肯定了秩序的先在性和考察的后在性。在某种预先建立的框架中认识到经验对象，这才是“经验”秩序的含义。对福柯来说，这种先在的“秩序”并不是“考古学”的考察认识构造出来的，而是“考古学”所要考察的各种认知、机构和实践之可能性的条件；这是某种经验现实产生的条件，而不是认知经验的条件。福柯考古学对这种“先在秩序”的兴趣在于：它能避免由于对某种实践的肯定而蕴涵的所有理论先见。福柯的考古学不是要在“惰性实践(pratico-inerte)”的视角上解释秩序，而是要在“活性理论(théorico-actif)”的角度构造分析。(cf.Foucault，2001a，p.526)这一点在《尼采、系谱学、历史》中也有体现：“我们在事物的历史开端上所找到的，不是还保存着这个事物起源的同一性，而是种种其他事物的不一致(discorde)，是不调和(disparate)。”(ibid.，p.1006)系谱学要做的是与考古学相同的事：“让现在已然丢失的千万事件，在其空洞综合的场所和位置上迅速大量繁衍。”(ibid.，p.1009)

　　第二个正面借鉴是福柯对主体在认识论中的位置，做出了与康德相同的选择。当福柯的考古学像康德的“哲学考古学”那样去思考“使得某种形式的思想成为可能的”条件时，福柯一样面临思考者本身的主体位置问题。福柯在考古学时期之所以悬搁“原因”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避免“现象学路径”，避免观察主体的优先性甚至预设一个先验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说福柯借鉴康德，不是说福柯继承了康德对这个认识论位置的选择，而是说福柯继承了这个认识论的悖难：如果认知主体自身的可能性条件决定了对认知对象可能性条件的认知，那么这种认知必然陷入某种表象，这就不符合“高贵”的真理原则。很多学者(如德里达)批评《疯狂史》试图对疯狂(缄默)进行理性研究的计划是不可能的，即一个理性的认知主体不可能认识到一个非理性的主体。虽然福柯强调其考古学所要揭示的，正是使得这种言说疯狂的“不可能性”或“缺席”成为可能的实践条件，但这似乎也不能解决福柯本人的认识论位置问题。尼采的系谱学似乎为福柯消除了这一考古学盲点。在《尼采、系谱学、历史》中，福柯揭示了确定历史学家自身位置的需要，“[传统]历史学家想方设法消除在他们的知识中能够暴露其观看地点、所在时刻、所采取之决意以及他们无法回避之激情的事物……”但系谱学家“不拒绝自身固有的不公正系统”，他们并不是要“无轻重等级地知道一切，无高低区别地理解一切，无差别地接受一切”(Foucault，2001a，p.1018)，系谱学家不需要像政客一样为宣称真理而否认身体，“这些华而不实之物的不现实性，恰恰反映出我们自身的不现实性”。(ibid.，p.1021)因此，福柯的考古学选择走向尼采系谱学“牺牲认知主体”的道路，这不是福柯对其早期考古学的转变，反而是对其早期非主体中心主义主张的深化：“信仰曾经要求人体的献祭，知识现在召唤以牺牲认知主体为代价来体验我们自身……认知的激情也许甚至会危害人性……如果激情不危害人性，它就会消亡于虚弱。我们更喜欢哪个呢？……我们想让人性在火与光中告终，还是在沙石中告终？”(ibid.，p.1023)在人性被认知真理的激情戕害与削弱认知激情之间，福柯如早期考古学时期一样，一直选择的是后者：“总有一天人会消失，如同大海边际沙子铸就的面孔那样消失。”(Foucault，1966，p.398)

　　第一个反面借鉴是，福柯考古学涉及秩序的“经验”，是使得不同观念、科学、理性在不同时期显现出来的“历史性先验(a priori historique)”，这与康德的“可能经验的普遍和必然条件”截然不同，“这绝对不是某种‘感知的先验条件’”(Foucault，2001a，p.1107)。康德诉诸普遍必然的原则来定义这个先在的秩序，不管这些原则是理解力的纯粹概念，还是使得形而上学科学在历史中显现的原则。福柯则与康德拉开距离，因为福柯不是在必然性下考虑给定时期支配知识的认识论配置；福柯也不会用“最终目的”来考虑这个秩序(如由人类理性决定)。普遍原则和目的论问题，超出了考古学考察的范围。在《尼采、系谱学、历史》一文中，形而上学、普遍原则或者目的论问题则不仅不属于系谱学，还是系谱学要明确反对的：传统的“起源”概念预设“同一性”，以及“高贵”和“真理”，但系谱学家倾听历史所看到的，则是“不一致”，以及“卑微”和“错误”，“历史，带着它的种种强度、衰退、秘密的狂暴、盛大的狂热行动以及昏厥，就是未来的机体本身。要在起源的遥远理想中为这个机体寻找灵魂，必须得是形而上学家”。(ibid.，pp.1005-1008)

　　第二点反面借鉴，可以从阿甘本在《哲学考古学》一文中对康德和福柯“考古学”的解读得到说明(cf.Agamben)。对阿甘本来说，康德的“哲学式哲学史”引入了一个“本质上不同质的事物”，作为“事实上的开端”与作为“先验形而上学的开端”之间会有一个“构造性缺口”，因为康德将哲学史上“应该发生”和“能够发生”排除在哲学的真实历史之外。阿甘本由此将福柯的考古学视为暴露这种预设和排斥逻辑之悖谬的科学。在这个意义上，福柯从康德那里借用“考古学”概念的真正内涵就在于：康德制造了这个排斥逻辑，福柯则是要揭露这个排斥逻辑，建立被排除出某种秩序的异质者与被包含在这个秩序中事物之间的关系。在《尼采、系谱学、历史》中，福柯也同样表达了考古学揭露排斥逻辑的主旨：“当光明不再来自穹顶和凌晨，我们才能勉强‘在影子最短的时候’走出这一历史。”(Foucault，2001a，p.1008)理性与非理性的排斥逻辑，正常与病态的排斥逻辑，能指与所指的排斥逻辑，正是福柯早期三本典型考古学著作的主要问题。在福柯所理解的系谱学中，对这种排斥逻辑的揭示则体现在“来源(Hernunft)”和“涌现(Entstehung)”概念上。在“来源”分析上，对于个体，“同一属性的情感或观念”对“在个体中交错并形成难解之网的所有微妙和独特内在之标记”进行排斥；对于事件，时间上的“连续性”对“意外、微小偏差、错误、评估失误、糟糕计算，亦即那些诞生对我们来说存在并有价值之事物的一切”进行排斥；对于遗产，“稳定”和“统一”的成果构成对“碎片化”和“异质性”的排斥；对于身体，“沉思生活”排斥“过去事件之烙印”的欲望、衰退、争斗和冲突。可见，系谱学的“来源”分析和考古学一样要揭示这些排斥逻辑。同样，系谱学的“涌现”分析则要表明这种排斥逻辑中“从动的现实片段”，表明这种排斥过程中的力量游戏，各种力量的出场，这些力量对峙的场所，这些力量之间的支配关系。这些系谱学的工作正是在延续这样一个考古学的区分：“没有被置放在编年起源位置上的异质分层”与某种“质的他者”。系谱学和考古学一样，是要建立作为异质者被排除出某种秩序的事物与被包括在知识秩序中的事物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