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顺真，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原载:《逻辑学研究》 2018年03期

　　1 引言

　　由陈那菩萨所奠基, 并由法称菩萨集其大成的印度佛教量论因明学体系, 乃是“直承唯识, 上达中观, 涵盖小乘, 开启密教, 归宗佛陀” ([14], 第245页) 的属于戒定慧三学之慧学领域的深广体系, 尤其以《释量论》为核心的法称“七部量论”, 以其宏大缜密的体系建构, 标志着印度大乘佛学在理论上的最后拓展, 被学者高度评价为是“结印土大乘之终” ([4], 第1页) 的标志性体系。就中, 二量说是陈那、法称建构量论体系的核心基点, 关涉到人类逻辑与认知的两大层面:第一, 人类认知类型最小单位的划分;第二, 从信仰角度来看, 教派信仰之创立者甚乃包括佛教教派之创立者佛陀在内的言教亦即圣言量是否可以确然作为人类认知类型中独立的一类。这两大论题实际是同一问题的一体两面, 亦即若从陈那、法称的立场出发, 若确然确立人类认知唯有现量与比量两种类型, 则必须取消外道乃至佛教内部如大乘唯识宗内含圣言量的三量说理论, 亦即必须一无动摇地取消圣言量;同时如若确然取消圣言量, 则对印度种种关于量之数量的最后确认就唯有两种量的可能亦即现量与比量。从陈那中期思想即正理思想的代表作《正理门论》开始取消圣言量, 到其晚期量论期总结一生学术所作集大成著作《集量论》, 概括而言是从两个向度来确立二量说:一是从对境论的向度来确立唯有二量, 因为人类能量心的认知对境唯有自相与共相;二是从遣他论 (遮诠论) 的向度直面声量与圣言量的内在构造, 明确了从现量自相→义总取相→声总假名的微细次第, 进而主张声量、圣言量与比量同构, 皆以义总为认知对境, 义总即共相, 故建立在对义总共相之基础上的声总声量以及圣言、比量, 皆是对存在自相的遣除, 因此只能是“间接不相离”性质的认识, 故圣言量非为独立于比量之外的量, 为此陈那在《集量论》中单设《观遣他品》, 展开自家量论体系中的“语言哲学”。而在法称则于《释量论·自义比量品》的后半部分, 以作为遮因的不可得因为线索, 将陈那遣他论引入其中, 不仅成功确立了自家“三种正因”的理论, 而且将陈那取消圣言量的主张贯穿到底, 使二量论在佛教量论之语言哲学层面得以完备的论证。 (详见[15])

　　当然, 在古典量论时代, 陈那所确立的二量说理论亦受到他者的批评, 即使在佛教内部, 比如在印度与法称同时代的属于中观学派的月称菩萨乃是依据龙树的中观见地, 从存在论证明的向度入手, 甚乃认为并无二量划分的必要 ([16], 第75–83页) ;在我国唐代尽管玄奘法师所译陈那《门论》、商羯罗主《入论》之原典明明是二量说, 但窥基大师却仍旧基于“随顺圣言”的唯识立场而欲将其与三量说混同 (对此的分析详见下节) , 由是可见关于二量说之存在论向度证明的复杂性。在现代量论研究史上, 陈那、法称的二量说理论在国际学界受到高度重视并被高度评价。佛教量论研究的第一个学派即比较逻辑学派的开拓者舍尔巴茨基认为:“现比的二分法是陈那认识理论的基石之一” ([11], 第85页) , 日本量论学家武邑尚邦更认为陈那主张二量说、坚决取消圣言量的“思想在当时恐怕是破天荒之主张。” ([16], 第48页) 而在我国学界, 由于受到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据西释中”之方法论的影响, 在对陈那体系研究方面, 比较侧重单一向度的关于比量智的研究, 长期性学术争论的核心主要集中在陈那、法称逻辑体系到底是演绎逻辑还是归纳逻辑等问题, 尚缺乏对作为陈那晚年定论的量论体系的全面关注, 由是也使所争论的问题本身难以再得到更深层次的阐释。不过, “据西释中”在我国学界越来越受到质疑, 特别是近十年来, 由于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鞠实儿教授之“广义论证逻辑”的推动, 对“据西释中”的批评已经上升到了较高的理论层次。从广义论证逻辑的历史观来看, 近代以来人类逻辑学已经完成了数学转向、认知转向, 目前已经进入到文化转向阶段。 ([5], 第5–6页) 在这样的逻辑转向中, “起源于印度文明的佛教逻辑与隶属于西方文明的逻辑具有实质的区别” ([5], 第2页) , 就不仅仅是现象的观察而且将要深入到对其区别更深层次的学理阐释, 但一如为避免如“据西释中”所带来的“在研究过程中生搬硬套西方传统逻辑的框架, 曲解了中国古代逻辑” ([6]) 以及“过于重视中国古代逻辑与西方传统逻辑的相同点, 忽视了对中国古代逻辑之本土特点的探究” ([6]) , 与此类似在阐释因明逻辑时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并直接影响到由因明研究向量论研究过渡的速度, 故基于印度以及佛教文化的立场, 在我国因明学以及量论学研究中确立“以印释印”、“以佛释佛”之方法论的初始原则乃是非常必要的。二量说问题研究亦面临这一问题, 故以下将以“文本田野”方式为准则, 依据陈那、法称文献本身而梳理, 就中可以看出佛教逻辑在论证展开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基于印度文化本身所独具的论辩特征。

　　2 陈那取消“圣言量”

　　一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 在古典印度各派都有量论, 其对量的界定也有各自的不同, 总共归纳起来, 计有八种量之多, 即“现量 (pratyak?a, d???a) 、比量 (anumāna, lāi?gika) 、譬喻量 (upamāna) 、声量 (?abda) (=圣教量āgama) 、义准量 (arthapātti) 、无体量 (abhāva) 、随生量 (sa?bhava) 、世传量 (aitihya) 。” ([16], 第84页脚注6) 在藏传量论系统中, 共有十一种, 即上述八种之外另加假设量、外除量、内包量等三种 ([7], 第140页;又见[8], 第344页) 。陈那在其思想三期的正理期阶段, 一反早期唯识期所从唯识宗即《瑜伽师地论》“七因明”中的三量说, 即现量、比量、圣教量的说法, 果决性地以圣教量为声量的特殊形态, 并取消声量同时意味着取消圣言量, 故由三量说而改为坚定地主张二量说, 亦即所言量唯有现量与比量。对此, 窥基大师曾有详细综述:“诸量之中, 古说或三:现量、比量, 及圣教量, 亦名正教, 及至教量, 或名声量, 观可信声, 而比义故;或立四量, 加譬喻量。如不识野牛, 言似家牛, 方以喻显故;或立五量, 加义准量。谓若法无我, 准知必无常。无常之法, 必无我故;或立六量, 加无体量。入此室中, 见主不在, 知所往处。如入鹿母堂, 不见苾刍, 知所往处。陈那菩萨, 废后四种, 随其所应, 摄入现、比。故《理门》云:‘彼声、喻等, 摄在此中。’由斯论主, 但立二量。” ([9], 第23–24页) 至于究竟何以唯立二量, 陈那以为:

　　为自开悟, 唯有现量, 及与比量, 彼声、喻等, 摄在此中, 故唯二量;由此能了, 自、共相故, 非离此二, 别有所量, 为了知彼, 更立余量。 ([2], 第3页)

　　这是陈那二量说的最早表述, 从其表述中可以看出其婉委的态度, 即主张将声量、譬喻量归于比量之中, 用一个“等”字, 当然包括了圣言量亦即圣教量。其弟子商羯罗主亦从其说, 主张“为自开悟, 当知唯有, 现、比二量……于二量中, 即智名‘果’, 是证相故;如有作用, 而显现故, 亦名为‘量’” ([10], 第12页) 。在陈那思想的最后阶段即量论期, 其在《集量论》中更加详尽地阐释了二量说:

　　量唯二种, 谓现、比二量。圣教量与譬喻量等皆假名量, 非真实量。何故量唯二种耶?曰:由所量唯有二相, 谓自相与共相。缘自相之有境心即现量, 现量以自相为所现境故。缘共相之有境心即比量, 比量以共相为所现境故。除自相共相外, 更无余相为所量故。 ([1], 第2页)

　　至此, 陈那公开主张否定圣教量等的权威性, 认为其皆是假名施设的似量而非真量, 这无疑与唯识因明的三量说做了最后的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