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关键阶段。随着远海探测、近海开发、生态保护和经济创新等多项实践的深入推进，海洋事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波澜壮阔的实践进程，不仅拓展了海洋利用的物理疆域，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现实课题与深厚的土壤。从深海科技突破到蓝色经济布局，从生态治理到权益维护，实践中的新现象、新问题不断推动学术研究走向深入，而基于扎实研究的理论成果，又为海洋强国实践提供了科学依据与路径指引。在这一良性循环中，学术智慧与实践力量正日益实现同频共振。

　　海洋经济学的新发展与现实挑战

　　海洋经济作为推动区域发展与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丰富实践正在不断激发学术研究的活力，使海洋经济学逐步成为跨学科研究的新兴增长点。当前，学界围绕该学科的概念体系、理论框架、方法创新与实证应用等方面展开了广泛探讨。然而，作为一门仍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海洋经济学在范式统一与理论完善方面仍面临挑战。

　　在这一背景下，明确学科基本范畴与构建高质量评价体系成为关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大海提出，首先，应厘清“海洋经济”的范畴界定，包括产业构成、要素结构、与陆域经济的关系及陆海统筹路径，这是构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其次，须超越单一经济增长逻辑，从深海资源的拓展、陆海空间效能、海岸带生态可持续性、技术迭代、产业链整合及制度适配等多维度出发，构建系统化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框架，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引。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海洋经济实践的迅速发展，新业态与新问题不断涌现，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教授韩立民认为，海洋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既需内部理论体系的夯实与规范，也需对外部实践变迁保持敏感与响应，共同推动该学科不断走向成熟与完善。学界应持续跟踪实践动态，在理论创新与战略设计等重大议题上加强探索，助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经济学体系，为我国海洋事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科技与政策协同

　　破解海洋治理痛点

　　海洋问题的复杂性与系统性，决定了任何单一学科均难以全面应对，必须依靠多学科交叉与协同合作。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覆盖海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体系，为海洋强国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

　　据韩立民介绍，截至2023年，我国海洋科技平台体系已初具规模，包括崂山实验室、汉江实验室两家国家实验室，8个依托高校建设和8个依托企业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86个省部级与央地共建实验室。全国共有15所涉海高校，基本形成覆盖海洋科学、工程、渔业、经济与管理等方向的完整学科布局。

　　在科技研发方面，我国近年来取得多项重大突破：首台兆瓦级波浪能发电装置“南鲲”号成功海试、20兆瓦半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下线、2500吨自航自升式风电安装平台“海峰1001”交付等，表明科技创新正成为驱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

　　然而，当前海洋领域仍存在科技成果转化不畅、科研与产业需求脱节、海域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家彪提出：“科学与政策之间的脱节，已成为全球海洋治理的长期痛点，亟须通过科技与政策协同加以破解。”

　　推进学科互动制度化

　　海洋治理涵盖气候变化、资源开发、生态保护等诸多复杂议题，涉及海洋科学、工程学、生态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知识，是一项高度交叉的系统工程。

　　李家彪强调，应构建科学与政策间的长效互馈机制，积极推进学科互动制度化。澳门科技大学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明宝进一步提出，应推动建立面向复杂场景的跨学科海洋学科体系，探索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融合的新兴方向，如“社会海洋学”等，以实现从海洋科学到政策实践的贯通。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张瑛表示，目前全球对气候变化影响海洋多圈层系统的机理认知仍不充分，尚未建立起支撑政策实践的科学理论。她特别提到，我国海洋科研仍存在条块分割、数据共享机制缺乏、综合性科研平台不足等问题。海洋科学的高度交叉性提高了政策转化门槛，必须通过多学科合作与机制创新打通路径。

　　长期以来，海洋科学与政策实践之间存在明显脱节。陈明宝表示，海洋作为一个连通且跨界的整体系统，其污染、生物迁徙等问题常超越行政边界，但现有治理体系仍按部门或学科划分，导致协同效率低下。在全球范围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学科壁垒尚未打破，使政策制定难以兼顾生态可行性与社会可接受性。

　　针对这一问题，广东省海洋强国建设重点实验室主任向晓梅提出，应建立“企业出题、协同答题”机制，打破传统科研“孤岛”，构建需求牵引、学科交叉、场景驱动的融合创新模式，推动海洋科技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实现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

　　构建综合性海洋治理体系

　　面对当前海洋治理中存在的挑战，多位学者建议，从知识生产、利益协调与制度设计等多维度共同发力，构建“双向赋能”的长效机制，推进海洋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知识生产层面，亟须整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成果，构建全维度的海洋知识体系。张瑛提出，可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超算等技术，集成全球海洋科研数据，建设海洋人工智能大模型与政策支撑平台，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她还建议建立“海洋科学—政策实践”联席制度，组建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海洋科学咨询委员会，完善科学家与决策者协同机制。

　　在人才方面，应加强跨学科培养，提升新一代海洋人才科学解读、政策设计与利益协调的能力，使其成为连接科学与政策的桥梁。陈明宝建议，推动研究人员深入现实场景，将复杂结论转化为政策友好的知识单元，实现科研与需求的精准对接。

　　制度设计也需因应治理尺度的差异作出分层响应。在地方层面，可通过社区科学工作坊等形式建立“参与式治理”界面，促进渔民、科研人员与政府沟通协作；在区域层面，应建立协同治理平台，统筹处理流域—海洋联动污染与跨域生态保护；在全球层面，则应积极参与联合国“海洋十年”大科学计划等，融入全球海洋治理进程。

　　利益协调是政策落地的重要保障。陈明宝认为，可通过海洋科技论坛、利益相关者圆桌会议及公众听证会等分层机制，使各方意见进入决策程序。引入中立的第三方机构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减少认知差异带来的利益冲突。此外，还应加强公众科普与参与，通过“海洋公民科学”等行动提升社会对海洋问题的认知与治理参与度，增强政策的合法性与执行基础。

　　从浅蓝走向深蓝，不仅意味着海洋开发与利用在物理空间上的拓展，更要求治理体系与学术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实现双重突破。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体系，正以其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前沿的问题意识，为海洋强国建设注入持续动能。在学术与实践的双向推进下，通过打破学科壁垒、创新制度设计、协调多元利益，我国有望在全球海洋竞争与合作中赢得主动，实现海洋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杰 张清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