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故鼎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也是唯物辩证法革命批判精神的核心之所在。按照辩证法原理，辩证否定的实质是扬弃，既肯定又否定、既克服又保留，而扬弃是革故鼎新的集中体现。《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蕴含丰富的变革思想，讲求日月轮回、万物流变，“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革故鼎新。不论是变易革新的思想观念，还是因革损益的思维方法，都饱含创新的内在要求，从而使革故鼎新化育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正是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蕴含了革新的价值观念，不仅延续着文明的思想根脉，也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现代重塑，使中华文明在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中返本开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一、探本溯源：革故鼎新的思想内涵及其历史底蕴

　　“革故鼎新”是指革除旧的，建立新的。“革故鼎新”一词源于《周易·杂卦》，即“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和“鼎”是《周易》中相邻的两个卦，既相互颠倒又紧密联系、前后相继，表达除旧布新之义。“革”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名词，指剥下并去毛的皮，即今天所说的“皮革”；二是作为动词，指的是剥皮去毛这个动作，即“革除”的意思。“鼎”作为一个象形文字，在古代是一种烹饪器，也是一种代表权力的礼器。后来，革故鼎新的含义进一步延伸为通过破旧立新，推动事物健康成长和社会有序发展。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鼎”字第一次被赋予了“更新”的含义。《礼记》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论语》当中也有“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太平天国领导人洪仁玕提出：“凡一切制度考文，无不革故鼎新。”戊戌变法时期，谭嗣同将革故鼎新阐释为一种至善的道德实践，即“孔曰：革去故，鼎取新；又曰：日新之谓盛德。夫善至于日新而止矣。”

　　自古以来，革故鼎新被视为理政的头等大事，正所谓：“兹欲兴道致治，必当革故鼎新。”东汉魏国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也提出了：“御政之首，鼎新革故。”历朝历代都在进行制度创新与制度变革，殷周变革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替，更重要的是国家性质和一整套典章制度的转变，对后来社会制度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只有变法才能图强，这是他们一以贯之的思想理念。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正是在这种革新精神的引领下，中华大地发生了无数次变法图强的运动。不论是战国的李悝变法、商鞅变法，还是北魏孝文帝改革、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改革等，一定程度上都打破了僵化的等级制度，从而激发了社会前所未有的活力，为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改革以革故鼎新为核心，反对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以打破旧制和开拓新局的精神，致力于探求国家变革与社会进步的道路，从而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由此可见，革故鼎新的理念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集中体现了一种永不停滞的进取姿态，在变中求新，在新中继续求进。

　　革故鼎新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禀赋，也是中华文明永葆生机的力量源泉。中华文明是辉光日新、勇于创新的文明，作为一种有机整体，具有坚强的发展韧性和一定的调试能力，善于在求变中与时俱进。而变易、革新的思想已深入文明的骨髓，成为中华文明虽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却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重要根因。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在所有的这些帝国当中，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才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英国哲学家罗素也提出：“自孔子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包括罗马的帝国，都消亡了；只有中国在持续的进化中生存下来了。”中国古代在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医学、地理等众多科技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重要的300项发明和发现中，中国占了173项。中华文明的革新精神集中表现在古代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方面。古代物质文明表现为科学技术发明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等，如祖冲之的圆周率、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古代制度文明体现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文书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等方面，如礼乐制度、郡县制、《唐律疏议》、选贤举能制度和德主刑辅的法治观念等；古代精神文明包括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文化艺术等，如民本的思想传统、以文化人的价值理念、五常八德的伦理观念、形神兼备与情景交融的审美风范等。实践证明，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绵延至今，其根本原因在于变革创新、吐故纳新的品格。这种品格已内化于现代化的演进历程中，集中展现了中华文明革故鼎新、主动求变、与时俱进、善于创新的内在特质。

　　二、破旧立新：中华文明在现代重塑中展现革故鼎新的生命力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文明遭遇西方以工业文明为首的现代文明的强劲冲击，导致传统农耕文明相对稳定的结构被逐步打破，中华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劫难。1840年以来一路沉沦的中华民族，随着甲午战争中覆灭的北洋舰队沉落到了最低点，这场惨败带来了空前的民族灾难，也极大地刺激了民族觉醒。人们意识到不变革封建旧制度，根本无法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带着强烈的救亡意识和变革思想，仁人志士奋起寻找民族和国家的新出路，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义和团等运动接连而起，但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危急时刻，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本上推动了中华文明现代重塑的历史进程。

　　中华文明的革故鼎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高度契合的。马克思强调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认为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的方式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带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变革落后的社会制度开辟了道路。新中国的成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创造。与此同时，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也在不断推进，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华文明具有自我革新、不惧挑战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的生命力，在世界文化的激荡与洗礼中站稳了脚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现代重塑，使得古老的文明形态与现代文明的发展有机衔接，从而融汇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根本上推动了“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在把握文化特质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也是中华文明革故鼎新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结合”本身就是创新，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中华文明革故鼎新的思想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集中体现了破旧立新的时代要求，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内生动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实践。改革开放是对“革故鼎新”的一次成功实践，它打破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冲破了人们陈旧僵化的思想观念的束缚，顺应了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淮南子·氾论训》有言：“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改革开放是从新的社会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其本质要求在于革新：对内改革方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对外开放方面，从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开发开放浦东，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正是在中华文明革故鼎新理念的引领下，我们通过持续地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从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三、开拓创新：以革故鼎新的精神引领新时代的伟大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在深入发展。在新时代，革故鼎新就是要不断地开拓创新，就是要敢为天下先。党的二十大报告多次提及创新，创新是第一动力、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十年来，我们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动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打响改革攻坚战，加强改革顶层设计，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面对新矛盾、新挑战，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当前，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以全局视野，布局党和国家发展各项事业，强调既要勇于“破”，又要善于“立”，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以革故鼎新的精神开启新时代的伟大变革。

　　一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制度创新是牵动改革的牛鼻子，为全面深化改革注入了强大动力，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先后诞生了21个自贸试验区及海南自由贸易港，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了新的路径。中国高铁作为“国家名片”，在技术封锁面前以极大的决心和努力，从“跟跑”“并跑”到“领跑”，靠的就是迎难而上、不畏艰险的自主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党的一大理论创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二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化相协调。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存续与发展的精神根脉，饱含中华民族深厚的集体记忆，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基本遵循。五千多年的文明传承，积淀着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塑造着民族特有的精神品格，成为滋养民族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内在动力。中华民族在长期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过程中培育的核心理念，饱含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是人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情感样式的展现，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正是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内在特质，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价值遵循。我们要充分汲取有益精华，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断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是正确处理好革故与鼎新之间的辩证关系。革故和鼎新是事物变化发展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革故是鼎新的前提和基础，鼎新是革故的动力，二者不可偏废其一。西汉著名文学家扬雄在《太玄·玄摛》中所言：“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革故鼎新既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更替，也是新事物在旧事物基础上变化和发展的结果，本质上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但革故鼎新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完全摒弃，因为传统中也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并且传统的价值观念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日益深远。对此，我们需要辩证看待传统因素，善于剥离其中的有益成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确处理传承与发展、根脉与魂脉的关系，将守正与创新、革故与鼎新辩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从而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文脉悠远，与古为新。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革故才能不迷失方向，鼎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历史长河波澜壮阔，源于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以革故鼎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努力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凝聚世界力量。

　　（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