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仅以中译文为基础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论著，不能完全还原经典作家的理论和新闻实践语境。恩格斯强调翻译论著忠于原文，防止倒译错误，准确表达内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孙曌闻在《传媒观察》第4期刊文，认为以原著文本研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论著，为准确还原事实或观点提供了双重保险，有助于发掘以往中文译者没有觉察和展现的经典作家的新闻传播观念。文章在研读和核查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德文和英文原文的基础上，发现现有中译文在还原文化语境、考证西方新闻史以及解释新闻传播观念方面仍有进步空间。作者认为，通过原著文本研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论著，可以发现偏误，这是手段，但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学习和研究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加深理解，挖掘新材料，形成新的研究角度。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研究，大多以马列论著的中译文为基础展开。诚然，中译文为中文读者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新闻观打开了便捷通道，但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从来没有捷径可走。马列的新闻观论著和所写的新闻作品都不是中文。受制于专业壁垒，一般的中文翻译往往忽略了作者的新闻经历，错判或丢失一些关键信息和知识要点。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翻译

　　马克思说过：“观念必须先从本族语言翻译成别族语言才能流通，才能进行交流，这种场合的观念才可作较多的类比。”“可作较多的类比”，即是说，部分表意或在翻译过程中遗失错位，或没有表达清楚。为了拾遗事实信息，准确深刻地理解观点，以原著文字为基础，研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论著是必要的。

　　恩格斯从事过大量的翻译工作。他同马克思一致认为，翻译是实现人类普遍交往的重要方式，衡量译文质量的首要标准是准确。19世纪80年代初，恩格斯谈到他翻译马克思《论蒲鲁东》为法文时，强调“应该设法更接近原文”“尽量更准确地表达原文”。在将德文版《资本论》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负责核对马克思引证的英国工厂视察员报告（蓝皮书）的原文。恩格斯就此写道：“杜西（爱琳娜——引者注）已经着手寻找引自蓝皮书的所有引文，并用原文抄录下来，以避免倒译和由此必然产生的错误。”

　　忠于原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翻译思想的要点，也应是当今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论著的基本原则。现在提出以原著文本为基础研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论著之所以很有必要，是在于这样做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实事求是的翻译态度和钻研精神，为准确还原事实和观点，上一道双重保险。

　　我国目前中文资料的丰富程度远未追上国际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考证和析出进程，还有大量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和相关材料没有翻译过来，埋藏其间的新鲜观点有待发现。仅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而言，回到原文原典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发掘其新闻传播思想。

　　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翻译思想，考察已有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论著的中译文，有些尚没有得到准确展现。例如，现在流通的中文译本在涉及交通和通讯时，都将“Verkehr”和“Kommunikation”译为“交通”。恩格斯曾写过一段话：“……依靠了现代的交通工具，即依靠铁路、电报、巨大的工业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集会。”这里的中译文“交通工具”（Verkehrsmittel）并不能涵盖后文全部五个例子。陈力丹教授多次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广义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去使用这两个词汇，论证人类社会的交往问题，并非仅仅指代狭义的物质运输现象。恩格斯使用名词“Verkehrsmittel”，是由“Verkehr”和“Mittel”（方法、方式、媒介）构成的合成词，译为“交往方式”，才能够涵盖后文的五个实例，符合句子原意。分析原著的上下文，才可能准确表达作者的原意。显然，翻译做到忠于原文还需要诸多努力。

　　二、回归原文语境，拾遗文化信息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作品常涉及不同语言的俗语、谚语或宗教、神话典故。一些具有明显特征的物品、神话人物和宗教典故较容易辨认，但是有些不明显的固定搭配的动词短语，容易被忽视。我们在研读中需要防止此类误读现象。

　　1853年，英国内阁提出恢复外侨管理法的提案。根据这项法令，政府随时可以下令把外国人驱逐出英国。《泰晤士报》一开始站在内阁一边，在社论中大谈驱逐流亡者的要求和好处。当听说法案被下院否决后，立马转变为庇护流亡者的声调。马克思揭露该报利用流亡者事件博取关注，为利益最大化不断改变立场。关于这件事情，马克思写道：“如果照《泰晤士报》所说，流亡者吃着异国人的残羹剩饭（它忘了说，他们还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那么《泰晤士报》本身难道不是靠异国人的血和肉养肥的吗？”这里对应的原文是：

　　If the refugees eat the salt of the stranger，as The Times says，getting it at strange prices，too，which it forgot to say，is The Times itself not feeding on the strangers' flesh and blood?

　　其中“eat the salt of the stranger”被译为“吃着异国人的残羹剩饭”，但salt（盐）无论是本意还是引申义，均没有“残羹剩饭”的涵义。这半句话是马克思引自前文出现过的《泰晤士报》社论的原话。查阅英文发现，社论原文是斜体，中译文使用黑体显示强调。盐的主要特点是白色、纯净、不会腐败，因而在许多文化中被赋予生命本质、精神不朽、文明生活等象征意义。有研究认为，盐在包括埃及、希腊和罗马等多地的历史文化中是神圣的礼物和物品，在款待、誓言和约定的仪式中十分重要。在英语习语中，有“eat（someone's） salt”的说法，意为“住在某人家里”或“成为某人客人”。可见在英语语境中，盐有着被引申为积极的庇护和支持的文化含义，不含“残羹剩饭”所表达的贬义。

　　我们还在《圣经·以斯拉记》的英语标准版（English Standard Version，ESV，2001）中找到了可以进一步帮助准确表达“eat the salt of”的线索。波斯国的撒玛利亚省省长利宏上奏亚达薛西王，阻止犹大人修耶路撒冷城。在奏折中，他请求国王考察先王实录，说明耶路撒冷曾经反叛巴比伦的历史。原文是：

　　Now because we eat the salt of the palace and it is not fitting for us to witness the king's dishonor，therefore we send and inform the king，in order that search may be made in the book of the records of your fathers.

　　这里直接出现了连贯的“eat the salt of”的短语。我们通过查阅中文圣经的权威版本，参考如何翻译。目前，华人教会使用最广的权威译本是1919年正式出版的《圣经和合本》，该版本分别在1983年和2010年做出两次修订。对应段落的译文是：“我们既食御盐，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于王。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这里将“eat the salt of”直译为“既食御盐”，即从国王那里领取俸禄，表明一种附庸关系。但如此直译难免过于晦涩，不适用于通常理解。参考其他英文版本的圣经，尤其考虑与本篇通讯所处的1853年时间节点对应的英王钦定版（King James' Version，KJV，1611），与“eat the salt of”对应的是“have maintenance from”，有受到维护和获得支持的意思。

　　再考虑马克思的这句话引自《泰晤士报》社论，短语“of”的宾语“异国人”指英国人。从社论的语气来看，作者也以英国人自居。他在描述流亡者的困苦境遇时，还不忘抬高和恭维本国有产阶级的地位和“善良”品质。这与“残羹剩饭”含有的道德谴责意味相互矛盾。马克思的转用虽然在于嘲讽，但英文原文相同，应与上文保持一致。凭借情感惯性将之化为贬义似乎不妥。因此，从文化象征、权威参考和原文语境三方面来看，将“eat the salt of the stranger”译为“从异国人那里获得支持”是较为稳妥的引申译法。

　　三、修正事实错误，消除理解歧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做通讯员时，正值政党报刊向商业化大众报刊的过渡时期，许多现代新闻业的组织方式和操作惯例正在形成。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写的新闻作品时，要对新闻传播历史保持敏感，谨防可能出现的事实错误。

　　1853年年底，马克思撰写的系列通讯《帕麦斯顿勋爵》分别发表在《人民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刊登在《人民报》上的第八篇提到，身在英国伦敦的内务大臣帕麦斯顿与身在俄国圣彼得堡的大不列颠大使达勒姆之间，通过电报进行联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和第2版的中译文“电报”或“电讯”的对应原词均为“dispatch”。相关的原文有三处，分别是：

　　1. On May 17th，1837，the noble Lord received the following despatch from the Earl of Durham，the British Ambassador at St. Petersburg...

　　2. Five days after the receipt of this despatch，Lord Palrnerston retums the following answer to St. Petersburg...

　　3. His last despatch，of May 23d，1837，suddenly and abruptly cuts off any further transactions. It quotes the date before the Treaty of Kudschuk-Kainardji，not after the Gregorian，but after the Greek chronology.

　　对应的《全集》第2版的中译文是：

　　1. 1837年5月17日勋爵阁下收到驻圣彼得堡的不列颠大使达勒姆伯爵的如下的电报……

　　2.帕麦斯顿勋爵在收到这封电报的五天以后回电圣彼得堡如下……

　　3.他上面这封1837年5月23日的电报突然中止了任何进—步的交涉。这封电报在提到库楚克-凯纳吉条约的签订日期时不是用格里历，而是用儒略历。

　　1837年，有线电报尚在实验阶段，伦敦与圣彼得堡之间是不可能开通电报线路的。这年惠斯通与库克、摩尔斯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取得有线电报的发明专利。直到1844年5月24日，人类历史上第一条长途电报成功从华盛顿传到巴尔的摩。根据《韦氏词典》记录，“despatch/dispatch”首次在1537年被使用，可被译为“快件”（尤其是重要的官方或军事文件）或“新闻通讯的文件”。这与欧洲的邮政系统发展有关。在有线电报尚未普及之前，欧洲地区可以通过驿马、邮轮和铁路等交通工具传递信件和消息，英国和法国之间甚至会通过鸽子传递新闻。

　　马克思和恩格斯19世纪中叶给很多报刊撰写新闻稿，仅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就发表了515篇，其中有154篇涉及电报或电讯。在他们的通讯中，“telegraphic dispatch”和“telegram”是对于电讯的指称，有时他们也用“telegraph”（电报）代指电讯。而“despatch/dispatch”则可能有多种含义，需要查询具体的历史背景，结合历史知识，考察两地是否建立起电报联系，来决定能否翻译为“电讯”。比如，在1857年10月3日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印度起义》，其中一段话是：

　　The same dispatch which informs us of Stuart's arrival at Mhow adds that，although the Holkar still remained staunch，his troops had become unmanageable.

　　这段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译为：“报道斯图亚特到达默豪的同一条快电补充说，虽然霍尔卡尔仍旧可靠，但他的部队已不服从指挥。”“dispatch”被翻译为“快电”。斯图亚特到达默豪是从大不列颠到印度，相当遥远。1857年10月的时候，两地尚未通电报。印度与欧洲的第一条不间断线路是在1865年才开通的。在这之前，两地可以通过“电报+邮轮/铁路”的方式传递消息。《全集》第2版更正了这个错误，将“dispatch”改译为了“消息”。

　　现在大多数研究者懂英文，但懂德文的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回到原典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献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阅读德文新闻作品时，可以查询德文原文的英译文，两相对照有助于准确理解新闻业的发展状况。因为德文和英文同属于日耳曼语族，某些语法，甚至单词拼法相近；并且同时代的英国新闻业现代化程度比德国高，接近我们当前所认知的新闻观念和业务。1861年12月，马克思在英国，给维也纳的《新闻报》写了一篇德文报道，分析《泰晤士报》与首相帕麦斯顿和其他议会政要过从甚密，能够私下拿到没有公开的政府秘密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有一段话：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伦敦的报刊吧。这里为首的是《泰晤士报》，它的主编是鲍勃·娄，此人一度在澳大利亚活动，煽动澳大利亚脱离英国；他是英国内阁的一个二等阁员，即教育大臣之流，不过是帕麦斯顿的一个走卒。”

　　“主编”在新闻职业中是专有职位。1817年《泰晤士报》正式实行所有者主管经营，另聘请专业人士担任总编辑的制度。19世纪20年代，英国主要日报几乎都只是设立一个主编和一个副主编职位，“editor”和“subeditor”在一家报刊中就是主编和副主编的意思。后来随着新闻业分工逐渐明确，才分化出“主编（chief editor）”“执行主编（executive editor）”“首席主编（top editor）”等五花八门的职务称谓。马克思报道中的鲍勃·娄不是《泰晤士报》的主编，而是其社论撰稿人之一。报纸此时的主编是约翰·德兰恩。

　　那么中译文为什么说“主编”是鲍勃·娄？核对《新闻报》德文原文，“主编”对应的原词是“ein leitender Redacteur”，英文翻译则是“a leading editor”，给“editor”加上了形容词，意为“主要的、首要的、重要的”。马克思说他是“leitender Redacteur”，显然是在强调此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报纸的立场，而不是指他担任报纸主编一职。因此，相比容易产生歧义的“主编”，译为“重要编辑”更为严谨。

　　四、回到原著文本，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回到原文是文本研究绕不开的路径。但在我们的研究圈内，“原文”是指查阅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甚至有些文章都不在意译文是否为最新的版本，还照几十年前的译本去解释。仅停留在中译文，可能会面临失察的风险。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文字，则为准确呈现事实和理解观点上了双重保险。

　　例如我们已经很熟悉的一句恩格斯的话，“我们应以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记述事实”，其原文是多数人都懂的英文，从其中译文看，句子应该很简单，所以长久以来没有人用英文原文核查过中译文。这句话出自1852年《纽约每日论坛报》连载的恩格斯以马克思名义发表的系列通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第12篇。他回顾1848―1849年欧洲革命中奥地利的两支革命力量，即三次起义的维也纳人民和展开民族独立战争的匈牙利人，认为维也纳人和匈牙利人的表现有差异。但恩格斯作为职业记者，如实记录了他们的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关于这段话，翻译为，“在这里我们应以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记述事实。”英文原文是“we have here to record facts with historical impartiality.”“historical”的涵义包括“历史中的”、“与历史相关的”和“历史研究/历史学的”，与“历史学家”（historian）不是一个词。另外，“record”作为及物动词时表示“记录/记载”、“录制/复制”或“标明/显示”，并没有“述”的含义。“impartiality”作为名词表示“公正/公平/不偏不倚”，句子中并无有关“态度”的表述。因此本句译为“在这里我们应以历史的公正记录事实”更为合适。早在1958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就没有将“historical”译为“历史学家的”，而是译为“历史的”，其译文是：“我们必须在这儿以历史的公正态度记述事实。”

　　历史学家是有各自观点的，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不少历史学家如何没有公正地记录历史，他们不会说出“历史学家的公正”这样的话。他们这里强调的是“历史的”或“历史学的”公正，这是很高的但通过采用正确的世界观可以做到的宏观新闻工作目标，而且他们一生从事的新闻工作的特点也在于此。

　　不论新闻传播学研究还是历史研究，追寻和呈现真相都是研究者的使命和职责。为了避免偏离原作者的思想，在研究中以原著文字去核查中译文是必要的。巴别塔的传说，喻证了人类族群因语言不通而难以相互理解的悲剧。不同的语言造成了文化区隔和沟通障碍，但是这些障碍本身又因求知的需求和交往方式的发展，蕴含并催生着打破隔绝的契机。以原著文字研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论著，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学习和研究的方式，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论著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