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传播学的主要学术问题，建立内部对话机制。传播学科内部理论高度多元，不同理论对“传播”有着不同的定义、问题、术语、方法和伦理。但传播学的问题不在于理论太多，而在于不同学者虽然共享研究对象，却未必共享问题意识，造成内部无法对话。人工智能时代，真实、意义、权力、责任和人性等核心问题凸显，值得传播学内部的各理论共同研究探讨和对话。传播学研究应当承担公共责任，始终面向真实而紧迫的问题展开，而不是形式上精致，却逐渐脱离其本应回应的社会现实。

　　我期待，2026年，传播学研究做到不让概念脱离经验，不以修辞替代分析，不让远景遮蔽当下，在提升学术水平和服务国家战略方面都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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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际传播研究成为最热门的学术领域之一，但其实对于自主知识体系该如何构建，大家还没形成明确共识。作为一名还在成长的青年学者，面对理论探索过程中还依然存在的“书斋里的畅想”或“纸面上的游戏”，我时常感到困惑。于是2025年起，我努力去做出一些尝试，希望能够在与国家重大战略、实践重大问题、学科重大前沿的对话过程中，找到那条通往真实发生场景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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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所在的北外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正大力推进出版学科建设，我常思考，外语数字教材研究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它既是传授知识的载体，也是文化沟通的桥梁，既是数字出版的试验田，也是外语学科和出版学科的交汇点。我也在这条新开辟的学术道路上愈发目标明晰：跨界者，不是搬运工，而是建桥人。桥这边，是新闻传播的理论深度与时代关切；桥那边，是外语教育的实践智慧与育人使命。桥上行进的，是未来那些能用外语讲述中国、亦能用传播思维沟通世界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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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消说，这样的成果产出自然会“慢”很多。但慢下来的每一步，也都让我对研究课题的理解更加扎实。这一点在我和学生的交流中感悟更深。近年来，我的研究兴趣逐渐从新闻传播史论，扩展到媒介与社会的变迁研究。为了让学生的基本功更扎实，研究视野更开阔，我以研究方法为经，研究专题为纬，精心为参加组会的学生挑选优质的著作或论文。此外，不管有多忙，每周一必抽出2小时的office hour和学生交流。2025年，我们师门不少的研究灵感都来自于大家的日常闲聊或是组会插科打诨的讨论。也正因如此，我才意识到真正的学术发现，可能往往正生长在那些不被计划、不被催促的时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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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学生的成长让我确信自己“正在种树”，那么学术方法的介入，则让我意识到这些树可以被记录、被分析、被分享给更广泛的学术与教育共同体。两者叠加，使我在面对职称与工分表时，不再只剩下无力感，而是多了一点“要为这一类教师探索一条可能路径”的责任感。这或许可以算作第三重动力：希望通过自己的尝试，为同样身处实践一线却对科研路径感到迷茫的老师，提供一点经验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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