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我国的传播研究呈现出几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一是“过度玄化”。这一现象在学界与网络上被讽刺为“新传黑话”，其典型特征是概念高度密集、句法不断嵌套、语义指向模糊，往往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难以把握其研究对象、研究问题与研究结论。网络上流传的一段戏仿文字颇具代表性：“然而吊诡的是，我从你的个体表征中窥见一种后现代式的身份流动性，却又难以解构其滥觞所在，或许是你的这种化后设为先验式的脱域，导致了我的经验视景与想象集合的矛盾。”当然，为了保证知识生产的规范性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沟通效率，任何学科都会形成自身的术语体系与表达习惯。但当大量舶来概念被机械拼接、循环调用，其主要功能不再是回答问题，解释现实，而只是满足发表的形式要求时，学术写作便成为了一种“策略性仪式”。

　　二是“过度技术”。例如，关于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现有研究倾向于将复杂的制度性、结构性问题，化约为相对中性的技术问题，从而在无意中回避了那些更具争议性但也更需研究的方面（比如新闻报道与宣传引导，外交实践与国际传播的关系问题）。如果研究过于倚重技术路径，传播问题往往被“去政治化”“去价值化”地处理，现实张力被暂时悬置，学术研究也变成了无的放矢。

　　三是“过度革命”。这指的是，在面对新技术时，某些研究者往往不加区分地、习惯性地赋予其“革命性”或“颠覆性”的判断，仿佛技术一经问世，其社会后果便已不证自明。然而，技术变迁往往是通过制度调适、不均衡扩散以及旧有实践在新技术外壳下的延续，逐步嵌入社会结构之中。问题并不在于“革命”这一判断本身是否错误，而在于如果它被频繁使用却缺乏足够论证，反而会丧失解释力和严肃性。实际上，学术研究的一项根本能力就是区分断裂与延续。

　　四是“过度超前”。这指一些研究关注的主题过度超前，比如通用人工智能、超级人工智能、后人类社会等。不可否认，这类研究具有一定的思辨价值，也有助于拓展传播学的想象力边界。但与尚未到来的未来相比，当下的传播实践中有大量更具体和更迫切的问题亟待系统研究。例如，在新闻生产中，算法推荐与自动写作如何参与记者的选题判断与议程设置？当内容生成越来越依赖模型输出，新闻判断究竟是被“辅助”，还是在无形中被“替代”？在公共传播领域，大规模生成式内容如何影响信息可信度与来源判断，人们又如何在真假难辨的语境中重建信任？这些问题没有科幻色彩，却正在真实地重塑传播结构。

　　五是“过度决策咨询”。服务国家战略是学术研究的必然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水准的降低（相反还有必要提升）。但事实是，大量决策咨询既无法指导实践，更无学术水平。例如，人工智能刚出，各种以“治理”为题的论文便蜂拥而出；某期刊主编提出，当前国际传播研究投稿大增，但稿件存在“现象描述多，理论贡献少”“以文本分析代替效果研究”“结论常识化，对策空泛”三大问题。他反对脱离实际的形式化写作，认为优质研究需兼具理论创新、扎实田野与独立见解。

　　以上五个“过度”体现了在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中国传播学者的应对策略，存在“回避现实，过度虚化”的倾向。由此中国传播学的学科正当性和自信心再次受到损害。就此，我有以下两点建议。第一，明确传播学的主要学术问题，建立内部对话机制。传播学科内部理论高度多元，不同理论对“传播”有着不同的定义、问题、术语、方法和伦理。但传播学的问题不在于理论太多，而在于不同学者虽然共享研究对象，却未必共享问题意识，造成内部无法对话。人工智能时代，真实、意义、权力、责任和人性等核心问题凸显，值得传播学内部的各理论共同研究探讨和对话。第二，传播学研究应当承担公共责任，始终面向真实而紧迫的问题展开，而不是形式上精致，却逐渐脱离其本应回应的社会现实。

　　我期待，2026年，传播学研究做到不让概念脱离经验，不以修辞替代分析，不让远景遮蔽当下，在提升学术水平和服务国家战略方面都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