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校系统工作十四年，如果要选一句最能代表实践教学教师的背景音，大概是那句略带善意的劝诫：“你做的这个，不打粮食啊。”

　　我是一名偏实践型教学的新媒体专业教师，带着学生从公众号、微博再到短视频，不断探索。陪学生一起想选题、写脚本、拍片子、看数据。无论课堂内外，看到学生作品从无到有，平台数据爆款频出，对我来说，是真实可感的幸福。但在高校以科研论文和项目为主的评价体系下，这些实践往往“难以折算”，更难为自己“挣工分”。

　　“挣工分”这个表述引自夏倩芳老师的《“挣工分”的政治：绩效制度下的产品、劳动与新闻人》，原文本是写新闻从业者“挣工分”制度，但其中“绩效—市场—权力”逻辑，放在高校老师身上，也是如此。身在其中，也越来越能感到一种结构性的失配：本科教育的重心很大一部分在教学现场，而评价的重心却更偏向科研产出。对于像我这样把大量时间投入到实践教学的新媒体老师来说，“真正投入之处”与“真正被看见之处”长期不重合，这种落差，构成了职业生涯中最深的一层迷茫。

　　十多年一线教学，支撑我没有在这种迷茫中放弃的，首先还是学生不断回流的具体故事。

　　还记得一位2014级广电专业的学生，在当年我教授的《媒介通论》这门课上，选择运营一个音乐剧方向的公众号，当时来看很小众冷门，也更难见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是她的兴趣所在，作为老师，我很愿意支持学生。后来，她一路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又回到陕西大剧院做新媒体相关工作。进入单位后，她专门联系我，才说起，正是这个多年来持续运营当时的公众号，为她赢得了招聘单位的信任。她说很感谢当年那份作业，也感谢有老师鼓励她去坚持一件看起来“不那么主流”的兴趣。那一刻，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在工分表之外，那些曾被视为“不打粮食”的课堂实践，事实上已经在某些学生的人生里悄悄结果。

　　另一个学生，则把我推上了自媒体创作这条路。

　　2016年，我的一名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在美国读研，同时他也开始在海外拍短视频，一条揭秘“哈佛大学的学生每天学习多长时间”的视频迅速蹿红，很快在网络上获得大量正反馈。那时我正好在国外访学，他隔着屏幕对我说：“老师，你也拍吧。第一次到国外读书，这样的经历不是人人都有，你就当记录。”在课堂上，我总是鼓励学生走出舒适区；轮到自己时，却真切地感受到作为教师面对镜头的种种顾虑——同行的眼光、学院的评价等等。最终把我从犹豫中推出来的，是那份来自学生的信任和期待。我尝试放下担忧，开始用短视频记录自己的访学生活，一路摸索至今；这位学生如今已经是全网粉丝过千万的英语教育博主。师生关系在时间中缓慢转换，我在学校，是他的老师，在内容创作和平台感知上，他又成了我的“老师”。这种双向流动的关系，让“教学相长”四个字有了非常具象的含义，也让我更坚定地相信：学生真实的成长与回响，是支撑我继续深耕实践教学的核心动力。

　　然而，来自情感层面的肯定，并不能完全消解制度层面的不确定。在一个仍以科研指标为主轴的制度环境中，像我这样以实践教学和新媒体田野为主的教师，究竟能否拥有一条相对稳固、体面且可持续的发展路径？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实践课堂和学生项目上，意味着在现有评价体系中“走得更慢”；转而全力追赶论文和课题，又意味着要在一个不熟悉甚至不太感兴趣的轨道上起步。既缺乏系统的科研训练，又没有清晰的学术问题意识，常常在文献堆里坐立不安，在各种版本的职称文件之间反复揣测。这种不确定会不可避免地转化为自我怀疑，这是这一阶段最真实的焦虑来源。

　　于我而言，转折开始于近两年。在参加教学竞赛的过程中，我不断迫使自己把原本凭经验积累的课堂方法拆解出来，重建为相对完整的教学设计；各级评审的反馈让我意识到：实践教学并非天然与科研无关，它完全可以被转化为可分析、可书写的对象。同时，在有新媒体相关研究同事的引导下，我开始接触数字民族志、质性访谈等研究方法，逐渐意识到：自己和学生，以及这些年带出来的百万级、千万级博主，事实上共同处在一块极具研究价值的新媒体田野之中。

　　在此基础上，我尝试做出一些微小的调整：把原本只作为“作业”的学生项目，设计成既能满足平台传播逻辑，又能为后续研究积累素材的案例；把自己作为博主的日常经验，整理成对算法、受众、身份认同的长期观察；把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典型问题，上升为可追踪的研究议题。实践、教学与科研不再是三条彼此平行的线，而是开始在同一领域内交织：一次实践课程既可能孕育出学生的成长轨迹，也可能长成一篇论文的雏形。对我来说，这种“把自我田野化”的过程，使我重新找回了学术工作的快感，也构成了支撑我继续前行的第二重动力——在自己真正熟悉的场域里，做扎实而不过度功利的研究。

　　如果说学生的成长让我确信自己“正在种树”，那么学术方法的介入，则让我意识到这些树可以被记录、被分析、被分享给更广泛的学术与教育共同体。两者叠加，使我在面对职称与工分表时，不再只剩下无力感，而是多了一点“要为这一类教师探索一条可能路径”的责任感。这或许可以算作第三重动力：希望通过自己的尝试，为同样身处实践一线却对科研路径感到迷茫的老师，提供一点经验和参照。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