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这一年，我的一个核心体悟是：学术并非脱离具体实践、仅仅附着于论文与考核指标的抽象活动，它本质上是一种根植于日常经验，并在其中展开的生存状态。身处西部一所省属外国语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的研究困惑、我的职业焦虑与我的价值判断，其源头往往不在书斋里面的理论推演之中，而涌现在那些真切可感的“生活现场”里。这些现场或许谈不上宏大，却日常性地重构着我获取资讯、进行教学和开展研究的方式，并潜移默化地重塑着学科知识、学术探索与职业规划的边界。当快速迭代的算法所构筑的数字世界不断引发我对学术与职业主体性的焦虑时，另一方天地——那与学生们相互滋养的教学现场，以及走向社会现实的调研历程——则成为我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的基点，支撑着我在困惑中持续前行，迈向学术的未知之境。

　　算法现场：赋能与控制之间的拉扯

　　过去一年里，“算法”无疑是我脑海中始终绕不开的核心议题，它高频地出现在我的研究视野与生活经验中，构成了一个必须直面和反思的“生活现场”。兼具研究者、教师和数字媒体普通用户的多重身份，我每日沉浸于各类平台与信息流中，同时也清醒地察觉到，那些“贴心”的推送并非纯粹的技术中立产物，而是潜移默化地规划着我们的注意力与认知框架。正是在这种身份的叠加与切换中，算法的影响从一种外部技术环境，逐渐渗透并演变为关乎学术自主与职业认同的内在焦虑。

　　不可否认，基于算法的数字媒介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效率重塑着“做学问”的方式。技术所带来的“赋能”真实而直接，正大幅压缩并重新组织过去人文社科学者所仰赖的资料检索、文献梳理与案头写作等环节。但与此同时，这种效率的提升也在悄然改变研究的运行逻辑：研究兴趣更容易被引导至可见度更高的方向，学术表达在无形中向“可生成”“可复制”的形式靠拢，工作节奏则在持续加速中被重新设定。对于青年学者而言，这种变化并非以明确的指令出现，却在日积月累中影响着学术选择与职业感受，使人不得不在效率与深度、产出与沉潜之间反复权衡。

　　这种由“技术－效率”主导的张力，在我所处的新闻传播与外语学科领域显得尤为突出。算法持续改写信息的生产分发、语言的运用实践乃至跨文化传播的形式。同时，社会舆论场中不断出现的关于文科“实用性”与价值的争议，也令我不断反思学科的未来走向、个人的职业路径及其意义所在。坦诚而言，我曾一度经历对学术工作本身的价值感和主体性的深度困惑与摇摆。

　　我无意将此简单归咎于一种情绪，更愿将其视为身处深刻技术变革时代对自身结构性位置的必然追问：当技术逻辑日益前置、社会节奏不断提速，人文社科必须再度阐明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青年学者则需要在这洪流中保持必要的专业清醒与学术韧劲。正是在算法所引发的持续思辨与自我拉扯中，我愈发认清，无论技术如何演进，都无法取代基于真实世界的经验与体察。这一认知，也成为了我从虚拟的算法现场，转向实在的教学与调研现场的重要起点。

　　教学现场：在个体成长中确认方向

　　如果说算法现场不断放大不确定性，那么教学现场则为我提供了更为具体而稳定的心理支点。2025年，我作为参与人完成了“新文科背景下卓越多语种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的结题验收。这一“陕西省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并非短期应对之举，而是扎根于我所在学院自2019年以来持续推进的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实践：以新闻学为专业基础，以西班牙语与英语为核心语言支撑，培养兼具专业素养与跨文化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一探索回应的是外语类院校在学科发展与综合改革中的时代命题。

　　担任2020级新闻学卓越班班主任的我，在过去一年里陆续获悉学生们的消息：有同学前往外交部新闻司实习，有同学入职海外中资机构并长驻工作，有同学作为孔子学院志愿者远赴重洋，也有同学在国内外知名学府继续深造。他们不约而同地回顾起在母校的学习时光，认为系统的外语锤炼与新闻专业训练，为他们开启了认知世界的多元视角。昔日校园中悉心浇灌的“幼苗”，如今已在全球各地的跨文化现场初绽光芒。

　　这些具体而真实的反馈，让我对教学与科研的意义有了更深切的体认。置身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的国家战略需求，与当下社会舆论中不时浮现的对新闻传播、外语等人文社科价值的疑虑之间，我和同事们所坚守的，恰恰是一个生动而关键的人才培养现场。这里是直面时代需求、着力培养青年学子胜任力与社会责任感的核心环节。技术固然能提供强大工具，却无法速成经由长期训练获得的语言能力与跨文化理解力；算法可以优化流程效率，但终究不能取代人际互动中建立的信任与共鸣。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新文科建设绝非学科的机械叠加或表面创新，而是一种以真实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在持续的教学相长与反思调适中稳步推进的育人实践。

　　调研现场：在现实问题中校准位置

　　从校园走向社会调研现场，是我过去两年中另一段重要经历。自前年暑期以来，我作为有关部门调研组成员，围绕地方国际传播实践参与多次实地调研，走访政府机关、媒体、高校与智库，与一线工作者深入交流。2025年，我完成并提交了相关调研报告，也尝试将调研成果转化到具体工作中，参与协助学院“中国—中亚国际传播研究团队”的建设。在不断往返于调研一线与教学科研之间的过程中，现实问题以更为直接的方式进入我的研究视野。

　　在调研过程中反复浮现的，并非抽象目标或宏观设想，而是一些具体而紧迫的实践难题。地方国际传播往往受制于资源条件与人才结构，如何在具体工作流程中把外国语高校的多语种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转化为有效的地方传播能力，成为了不可回避的议题。学术研究在保持理论深度的同时，如何为实际工作提供可操作的思路，这些问题的答案更多地是在反复讨论中，在具体实践中不断调适纠正，逐渐明朗。这也让我切身感受到，现实场景本身正在成为推动自身研究不断修正的重要力量。

　　正是在这种持续接触现实、回应现实的过程中，我逐渐校准了自身的位置。外语学科与新闻学科并未失去时代意义，而是在新的实践需求中被重新理解与激活。对青年教师而言，学术角色也不再局限于论文生产者，而是在课堂、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搭建起必要的连接通道。调研现场所带来的，并非简单的方向指引，而是一种更为踏实的确认：只有不断回到现实问题之中，学术研究才能找到稳定而持久的着力点。

　　学术即生活，生活即学术

　　回望2025年，我的学术焦虑并未彻底消散，但在持续的自我调适中，我对其有了新的认识。它并非需要祛除的病理症状，而是内嵌于学术生涯的一种内在张力。关键不在于如何消灭它，而在于首先正视其存在，进而尝试与之共生，乃至在动态平衡中汲取前进的能量。

　　教学现场让我明白，探索问题的意义常常不在于获得一劳永逸的“答案”，而在于在师生互动的教学相长过程中被持续地揭示、追问与丰富；调研现场则让我更笃定地相信，紧贴社会现实是学术工作保持生命力与相关性的基石，它为我们提供了不断验证思路、校准观点的现实坐标。正是在不同生活现场的往返切换中，我慢慢学会了接纳学术生活中的焦虑感，并努力在其中辨识属于自己的道路。

　　对于身处多重压力之中的青年学者而言，所谓“保持探索未知的勇气”，从来不是一句轻盈的口号，而更像是在现实节奏中反复权衡后的主动坚持。教学、研究与生活的交汇处，并不总是清晰可辨，却恰恰构成了我们日常实践的真实场域。当学术被理解为一种与现实世界保持深切对话，并通过实践反馈不断调整姿态的生活方式时，它便不只是对外在结构的回应，也能成为支撑我们继续前行的理由与力量。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