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的再一次提出，是基于文学研究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纯文学研究开始被纳入“大文学”的视野，文学不再简单地被认为是语言文字的修辞，而是一种与广阔社会历史持续对话的精神现象。我们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需要有“大文学”视野，也就意味着文学研究需要更广阔的史料支撑，是为“大史料”。那么，如何才能发现“文学”之“大”，进而扩充我们的史料范围呢？这个“大”看似简单，其实绝非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不是一味兼收并蓄就能解决问题的，文献史料的发掘、运用同时也是一件具有特殊思想意味的工作。

　　新时期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而言，系统的文献史料工作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时期”，如果没有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就不会有对大量现代文学现象的重新评价，就不会有大量的非主流作家重新进入读者视野，甚至也不会有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重新认识，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文学史史料汇编”工程。

　　新时期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是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其展开速度、程度都取决于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速度和程度。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研究出现了“三流”文学史框架——“主流”“支流”和“逆流”，文献史料就是在这个框架下逐渐完善起来的。我们通常读到的主要是“主流文学”的史料，理所当然地进入讨论话题的也主要是“主流文学”现象。研究者通过对“历史进步方向”“新文学主潮”的认定不断圈定文献史料的发现领域，这决定了我们文献整理的基本态度。例如，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因为确立了五四新文学的“方向”为“主流”，致使偏离这一“主流”的文学走向和文化倾向受到质疑，在很长时期内难以获得足够充分的重视，保守主义文学如此，市民通俗文学如此，旧体文学同样如此。甚至对一些文体发展史的描述也如此，例如，一旦认定从《尝试集》到《女神》到新月派、现代派及中国新诗派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轨迹，那么，游离于这一线索之外的可能数量更多的新诗文本包括诗人本身就可能遭遇被忽视、被淹没的命运，不再进入文献研究的视野。例如，稍稍晚于《尝试集》的叶伯和的《诗歌集》，创作数量众多却被小说家身份所遮蔽的诗人徐訏等，以及因研究者将鲁迅的《狂人日记》判定为“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而不太留意李劼人、陈衡哲等人在1918年之前就发表过白话小说的事实等。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文学思潮的认定框架中，过去的文学史研究将抗战文学的中心与主流定位于抗战救亡，当时出现的许多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现象就容易被忽视。长期以来，对于抗战文学，研究者重视的仅仅是抗战歌谣、历史剧等，描述的中心也是重庆的进步作家，西南联大位居昆明，在以往关于抗战文学的研究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即便是对重庆文坛的研究，研究者的关注对象也仅仅以“文协”或靠近进步文学思潮的作家为中心。近些年，随着对抗战文学认知的逐步深化，西南联大的文学活动才引起相当的关注，而重庆文坛也不仅只有抗战历史剧，其“边缘”如北碚复旦大学等的文学活动也开始成为硕士甚至博士论文的选题。这无疑得益于研究者观念上的重大变化：从“一切为了抗战”到“抗战为了人”的重大变化。文学作为一种关注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最有价值的地方恰恰在于它能够记录和展示人在不同生存境遇中的心灵变化。

　　能够引起文学史认知框架重要突破的原因在于现代文学史观正越来越回到对国家历史情态的尊重，而推动这种观念革新的是现代文学研究中“文史对话”趋势的出现，“大文学”视野越来越多地被人所接受。中国文学的历史性巨变出现在清末民初，中国开始步入了“现代”，一个全新的历史空间得以打开。在这个新的历史空间中，文化交融、制度变革，近代知识分子艰苦求索，于是，文学的样式、构成和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自清末以降，如何建构起一个“人民之国”的“新中国”是几代民族先贤与新知识阶层的强烈愿望。可惜的是，对那段历史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军阀派系、政党政治的研究，文化的多样性则被忽略。现代中国文化的遗产实际上也被大大简化，其中相当多的文学史料与文献也因为临近百年的纸质保存期限而破败，濒临失传。

　　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中民国文献搜集、整理的紧迫性所在：它们已经临近物质形态消亡的大限，再不特别加以抢救和整理，也许就不复存在，我们呼唤的“大文学”研究也将不得不面对一些残缺不全的“小规模”史料。

　　文献整理刻不容缓

　　文献是中华民族精神历程的重要记录。岁月流逝，政治变动，一再使珍贵的文献面临散失、淹没的命运，如何更及时地打捞、整理、出版这些财富，刻不容缓。所幸在于，目前国内学界和出版界都开始重视这些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文献研讨会频频召开，国内高校开始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之外，另设中国现代文献学二级学科，这使我们的文献研究不仅有了学术交流的平台，更有了培养学术接班人的渠道和制度，出版社开始系统推出以民国时期文献为主体的现代文学文献的大型复制丛书，丛书被各大高校图书馆收藏，而各种数据库的开发、运用也提上了日程。

　　最近十年，不但中国大陆地区的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与史料发掘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文献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且其他地区的一些出版社也加入到了现代文学文献整理和出版行列，利用它们获取海外资源的便利开发文献再造工程。例如，多年来，中国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持续推进文献出版工作，这家出版社的总编曾经担任过台湾佛光大学图书馆馆长，本身是古典文献学出身的学者，自2016年开始就自筹经费，陆续推出了“民国文学珍稀文献集成”（以下简称“集成”）。“集成”首先从刘福春教授收藏的新诗文献入手，以原本再造的方式陆续出版，到2023年已经推出了三辑近150种。按照刘福春教授的估算，目前出版的各种中国新诗史著作涉及的新诗出版物只占新诗原始文献数量的三分之一不到，也就是说，当前的新诗研究仅仅是以不足三分之一的文献为依据的，其偏颇和问题显而易见。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不远的将来为中国学界奉献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中国现代新诗的出版物总集。此外中国现代文献学二级学科首先出现在四川大学，数年来，四川大学一直在努力探索一条现代文献开发与教育的新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四川大学现代文献学丛书”，系统总结了相关学者在新诗、小说、戏剧、文学思潮等领域的文献成果。今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还将推出四川大学主编的“中国现代新诗诗刊影印”丛书，这是国内出版界第一次较为完整地整理出版“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期刊，将为再现新诗的历史原貌奠定重要基础。

　　总之，现代中国文学是色彩、品种、形态都无比丰富的“大文学”，“大文学”就理所当然地需要“大史料”——无限宽阔的史料范围，极尽丰富的文献收藏。文献史料工作期待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努力，真正有效的文献史料工作既需要搜集者、研读者观念的更新，也需要来自社会多个领域——学术界、出版界、读书界、收藏界的共同理想和情怀。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