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雅典特派记者 杨雪

　　在初春柔和的光线中，希腊约阿尼纳大学史前考古学荣休教授扬诺斯·G.洛洛斯（Yannos G. Lolos）回顾了他与考古的不解之缘。12岁那年，洛洛斯第一次走进博物馆与遗址，面对古老文明留下的瑰宝，他心中泛起一种莫名的悸动。他开始收集古币，在跳蚤市场一枚枚地挑选古币；在位于希腊萨拉米斯岛的夏日度假屋附近，脚下的陶片成了他童年最神秘的发现。这般种种悄然点燃了他对遥远过去的终身追寻。

　　如今，洛洛斯在讲述这些回忆时依然眼神明亮、语气坚定。他不仅是希腊第一位在大学开设“史前海洋考古学”课程的学者，更是中希文明对话的积极推动者。他多次到访中国，对中华文化充满敬意。采访中，他细致回答每一个问题，总能精准指出遗址的年代与坐标，而在这种面对学术问题时的严谨态度背后，是他对历史本身的温柔凝视。

　　在洛洛斯看来，当代考古学已不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而是一场跨越时间、学科与文明的对话。他强调，考古学家应成为历史的全方位诠释者，在碎片与缄默之间重建人类经验的连续性。他尤为看好中希两大文明在比较研究上的潜力，也深信在今天这个彼此连接的世界中，国际合作将为考古研究注入新的生命力与意义。

　　考古学家对诠释古代社会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考古学在过去几十年中获得了显著发展。考古理论与方法演变如何影响了您的研究？目前在该领域中是否有一些新趋势令您特别看好？

　　洛洛斯：近年来，考古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技的进步和跨学科方法的不断融合。这些发展对我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如何分析和解读实物材料方面。借助来自物理、化学和地质等领域的考古计量技术，我们能够从古代遗物和遗址中提取出更多层次的信息，对过去的理解也因此变得更加深入和细致。

　　另外，数字工具得到广泛应用，它们在公众传播尤其是吸引年轻人方面，展现出了巨大潜力。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已经开始应用于遗址展示和教育领域，让人们以全新的方式体验考古。与传统展览方式相比，沉浸式体验能够更加生动地把古代世界呈现在观众眼前。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就是水下考古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中国、美国、法国等国家在深海探索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果，这也为考古研究开启了全新的篇章，大大拓展了我们的地理视野和研究主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考古发现揭示了古代社会文化互动的广度与深度。在您看来，通过贸易、迁徙或战争等方式进行的文化交流，在史前时期和早期历史阶段对古希腊文明的形成产生了哪些影响？

　　洛洛斯：自史前晚期至历史时期伊始，希腊文明的发展深受更广泛的东地中海世界文化交流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青铜时代早期爱琴海地区的四大文化区——克里特岛、基克拉泽斯群岛、希腊半岛和安纳托利亚半岛西岸之间展开了活跃的互动。这些地区在商品、原材料或许更重要的是在技术革新、宗教观念以及社会结构等方面，都进行了频繁交流。

　　这类文化互动并非偶然发生，而是这些早期文明得以繁荣发展的关键一环。随着人员的流动、贸易的往来，乃至冲突的发生，不同群体之间逐渐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这些互动为更丰富、更复杂的社会形态奠定了基础，最终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促成了“宫殿型社会”的兴起。

　　我还想特别强调，在对古代社会的诠释与重建中，考古学家的角色至关重要。我始终认为，在使用理论模型时，应当采取包容、立体而非教条的立场。我们的解释应当坚持一种具有语境意识、历史深度和人文关怀的路径，以对抗那种碎片化、过度专业化以及简化的研究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希腊水下考古领域最具活力的考古学家之一、希腊首位开设“史前海洋考古学”课程的大学教师，您是如何开始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

　　洛洛斯：我的水下考古研究始于1990年，当时我加入了希腊海洋考古研究所。多年来，相关工作逐渐成为我职业生涯的核心——我曾在2000年至2022年担任该研究所负责人。20世纪90年代初，我作为主要研究人员之一，参与了希腊海洋考古研究所的两项重要水下发掘。一个是位于多科斯岛的早期青铜时代沉船遗址，这艘沉船约有4200年的历史，被认为是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沉船之一。另一个是在阿尔戈利斯发现的塞浦路斯—迈锡尼文化沉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200年。这些发掘在当时具有开创性，为我们了解史前爱琴海的海洋网络提供了新视角。

　　除了这些早期项目，我的长期田野工作主要集中在萨罗尼科斯湾和阿尔戈利斯湾地区，特别是萨拉米斯岛，30年来这里一直是我陆地和水下考古研究的重点。我的早期研究还包括梅塞尼亚的皮洛斯，最近则扩展到了北伊萨卡岛。所有这些经历都加深了我对“海洋”的兴趣，特别是它作为文化交流、联系与冲突通道的作用，以及它对古希腊文明的深远影响。

　　考古发现展示古代文明的影响及其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迈锡尼文明常被视为爱琴海世界与后期希腊文化之间的重要桥梁。关于迈锡尼文明在物质文化、贸易网络以及社会结构方面对希腊的影响，您如何通过在萨拉米斯岛的考古发现提出新的解释或者说对原有认知进行补充？

　　洛洛斯：在我的主持下，约阿尼纳大学自2000年起对位于萨拉米斯岛西南海岸的卡纳基亚（Kanakia）遗址开展了持续至2024年的系统性考古发掘，这项工作为理解迈锡尼文明对后世希腊的影响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

　　在濒海卫城的上层平台，我们发现了一组明显具备宫殿式布局的大型建筑群，其使用高峰期可追溯至公元前13世纪。下层的聚落则沿北坡与南坡延伸，显示出一个结构严谨、规模可观的社区。这一格局表明卡纳基亚不仅曾是一个地方性中心，而且具备完整的社会组织形态。

　　考虑到卡纳基亚所处位置的战略重要性、等级分明的建筑结构，以及在现场发现的能够证明卡纳基亚与塞浦路斯、埃及等地存在联系的证据，我们如今相当有把握将这一迈锡尼时代晚期遗址与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笔下以及雅典卫城上一份公元前1世纪末铭文中提到的“古萨拉米斯城”相对应。这一遗址当时极可能是一个小型海上王国的首都，其建筑属于迈锡尼宫殿文化体系，在荷马与赫西俄德的史诗传统中与埃阿斯家族及其祖先——特拉蒙之子埃阿斯紧密相关。它甚至可能是塞浦路斯萨拉米斯城的母城，考察这座遗址有助于了解早期移民与殖民活动。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地区文化记忆的延续。在迈锡尼卫城遗址附近的皮尔贾科尼（Pyrgiakoni）区域，有一座建设于公元前5世纪初的古典时期圣所。其核心遗迹包括一个迈锡尼时代晚期的封土墓/衣冠冢、一座铺石的圆形平台以及一栋带有中心柱厅的大型祭祀建筑。这些遗迹表明，迈锡尼时期的建筑形式和宗教仪式在后世并未消失，而是逐渐演变为古典时期的英雄崇拜场所。

　　总的来说，我们在萨拉米斯岛的发现不仅进一步印证了迈锡尼中心（无论其规模大小）为后世希腊社会与宗教制度提供了制度基础，而且揭示出某些遗址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持续保有象征性意义，将青铜时代晚期的王国传统与荷马史诗中的文化记忆以及古典城邦的身份认同联结起来。这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展现了迈锡尼时代的物质文化、贸易网络和社会结构对希腊文明发展轨迹的深刻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水下考古遗址和萨拉米斯岛的研究为深入理解古希腊的海战与海上贸易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些发现对于重建古代地中海地区贸易网络与商业交流情况有哪些帮助？萨拉米斯海战相关考古活动是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

　　洛洛斯：在过去几年中，我有幸与同仁共同主持一项跨学科水下考古重要项目，重点探查萨拉米斯海峡特别是安贝拉基湾地区，该区域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占据关键商业与军事地位。

　　我们在安贝拉基湾发现了大量水下建筑遗迹，最为突出的是一条长达42米的商业柱廊，它极有可能是萨拉米斯古典时期市集的一部分。我们还发现了大片沿海防御建筑遗址，包括建于公元前4世纪的圆形和方形塔楼。我们之所以能有这些发现主要得益于一种新“水陆两栖”发掘技术，利用这种技术，结合围堰结构和喷吸系统，可以将传统陆上方法成功延伸至浅水区域。这里出土遗物丰富，包括古典时期晚期的大理石雕像残片、铭文碑刻、青铜币等，勾勒出城市化程度高、商业活动活跃的港口景观。安贝拉基湾很可能是古典时期至罗马时期萨拉米斯的主要港口，也是连接更广泛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对安贝拉基湾的考古研究显示，古代的港口具有双重功能，即经济枢纽和军事调度中心。

　　结合对古代文献和铭文资料的分析，我们现在几乎可以确定：安贝拉基湾正是公元前480年萨拉米斯海战前，希腊联军舰队的主要集结地。换言之，这一海湾不仅见证了古希腊世界的重要商业活动，更是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海战之一的战前准备舞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港口在古代世界兼具战略与象征双重意义。

　　整体而言，这项研究不仅拓展了我们对古典时期雅典海军战略与海事基础设施的认识，也为理解古希腊在地中海世界如何通过港口实现贸易与军事一体化提供了新材料。通过揭示古代港口的空间结构与多重职能，在萨拉米斯的工作帮助我们更全面地重建了古希腊人的海洋生活图景。

　　我们也对接下来的发掘充满期待，尤其是在传统上被视为萨拉米斯海战阵亡者埋葬地与胜利纪念碑所在地的塞诺索拉角（Cynosoura）等地的挖掘。若有新发现，将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波希战争提供坚实的实物依据。

　　考古研究和遗址保护面临多重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目前在考古发掘、遗址保护等方面最紧迫的挑战是什么？您如何看待未来地中海地区水下考古的前景？

　　洛洛斯：在我看来，目前存在多重相关挑战。首先，考古调查工作量日益增加，尤其是在景观变化迅速的沿海和内陆地区。这些变化往往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如城市扩展、旅游业或农业发展等，我们必须在遗址遭受损害之前，尽早进行定位、研究与保护。

　　其次，气候变化对许多已发掘和尚未发掘的遗址构成严重威胁。气温上升、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湿度变化等都在加速遗址的衰败，尤其是在沿海和岛屿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有效保护遗址，已成为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

　　最后，水下考古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远程保护和监测沉没遗址。这些遗址易受盗掘、侵蚀和环境退化的影响，虽然数字技术的进步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高效地监控这些遗址，但这一问题依然复杂且充满挑战。

　　地中海地区存在大量来自古典、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时期的沉船遗址，然而青铜时代的沉船遗址依然极为罕见。保护和研究相关沉船遗址以及沉没的定居点遗址迫在眉睫，我相信它们在拓展对早期航海、贸易以及地区文化交流的理解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在萨拉米斯岛卡纳基亚遗址发现的文物 受访者/供图

　　中希比较研究可从语言演变入手

　　《中国社会科学报》：长期以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学术机构在希腊考古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您看来，国际合作在推动希腊考古研究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合作又是如何助力希腊古代遗产研究的？

　　洛洛斯：毫无疑问，自19世纪末以来，设在雅典的外国学术机构一直在希腊考古学的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无论是在田野考古，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机构长期深耕希腊，不断推进研究工作，在方法论探索、技术创新以及学术交流等方面形成了卓有成效的传统，持续为整个学科的发展注入动力。

　　它们不仅在希腊各地独立开展了大量发掘与调查项目，也日益加强与地方文物保护机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近几十年来，这种体制层面的协作尤为活跃，将多元的研究传统、视角与专业力量汇聚在一起。随之产生的协同效应使国际经验与本土知识得以深度融合，不仅拓宽了对希腊古代遗产的研究视野，而且推动了先进技术在考古记录与文物保护方面的应用，显著提升了研究质量和保护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可以在希腊的考古领域发挥何种作用？中国学者在推动未来考古研究方面能够带来哪些新的视角和贡献？

　　洛洛斯：这为中国学者，无论是资深学者还是年轻学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在希腊本土或岛屿进行专业研究，并独立或与他人合作开展考古工作，从而作出原创性贡献。

　　从个人经验出发，我可以举一些成功合作的例子，以展现未来的合作潜力。例如，2017—2019年间，约阿尼纳大学的萨拉米斯发掘项目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其间，来自该院的6名学生参与了我们在萨拉米斯卡纳基亚遗址的系统发掘工作。这次合作不仅让中国学生获得了宝贵的实地考古经验，也加深了他们对希腊考古实践的理解。此外，2019年，我们组织了为期一周的北京考察，30名来自我们部门的学生参与了此次活动，促进了跨文化学术交流。

　　我相信，未来的合作潜力依然巨大，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的成立将推动实现更深层次的学术交流与研究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文明和古希腊文明都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您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潜力？您可以推荐一下特定的主题或研究方法吗？

　　洛洛斯：中国和希腊均有数千年的语言演变历史，这为比较研究提供了独特基础。两者的语言发展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间达到了早期的巅峰，并留下了丰富的考古与文献遗产，如迈锡尼的线性文字B和商朝的甲骨文。

　　基于这一背景，我们可以围绕社会结构、治理体系和物质文化等主题展开比较研究。迈锡尼的宫殿制度与中国古代早期的国家政治组织之间存在有趣的对比，同时，两种文明都有独特的仪式用品和卓越的艺术成就，通过并行研究，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它们各自的文化重点。

　　我建议可以尝试举办一场名为“迈锡尼与商朝”的展览，或创建一个数字平台，集中展示它们在社会组织、艺术和仪式实践上的相似性。这不仅将为学者提供宝贵的研究资源，而且能增进公众对这两者的认知与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