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和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中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

　　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基因在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形成时期已经开始孕育，成为最深远的中华文脉，也成为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根本原因。这些特性的形成，与中华文明独特的“多元一体”形成过程密切相关。考古学依据丰富的出土资料对这一进程的最新阐释，打破了古史记载的鸿蒙混沌，将追溯中华文脉和解读“何以中国”的时间轴线延伸到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时期。

　　万年农业起源孕育优秀文明基因

　　孕育我们文明的摇篮，山川壮丽，环境多元。中国人的祖先，钟天地灵秀，得物华天宝，在辽阔的地理空间中，多元发展，再融多元为一体，以成文明，以成中国。

　　万年之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烧制出目前所知世界最早的陶容器，开始世界最早的对稻米和粟、黍的人工栽培，以突出的创新性，为人类生存和发展作出特殊贡献，也为中华文明起源奠定坚实基础，培育着以农为本的重要基因。

　　距今9000至6000年，各地区形成多元文化传统，中华文明的优秀要素在不同地区孕育、生长，焕发勃勃生机。

　　距今8000年的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出现面积3万多平方米的环壕聚落，百余间半地穴式房屋成排布列，规划有序，最大房址占据聚落中心。距今7000年左右，覆盖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蓬勃发展。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滋养着亲情，培育出以血缘为基础的定居氏族组织，成为此后大规模政治组织的基础。对家族兴旺的责任和对祖先的敬奉，也成为我们重要的文明基因，奠定家国一体的政治理念的基础。

　　为掌握农时，中国先民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在斗转星移、四季变化中，以独特的智慧，思考宇宙运行、万物繁育之奥秘。

　　玉器这一中华文明的重要文脉，在兴隆洼文化中初放异彩。玉器种类不但有玦和坠等饰品，还出现模仿昆虫的特殊器物。美玉制作的饰物，从最初出现开始，就不只是为了美观，也会赋予佩戴者特殊能力。

　　距今7000年后，仰韶文化的彩陶开始繁荣，图案主题最初是对鱼的写实和抽象表现，并有人面鱼身的形象，此后更出现鱼中有鸟的“鱼鸟组合”主题，表达对重生转化的思考和对万物繁育的祈愿。距今6000年后，仰韶文化进入庙底沟类型时期，彩陶艺术高度发展，掀起波及各地的史前艺术浪潮。鱼鸟主题被以各种或复杂、或简化、或图案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整个图案如多瓣鲜花盛开，被称作“庙底沟之花”。

　　多元一体创生五千多年文明

　　距今6000至5000年期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灿烂时期。各地普遍发生跨越式社会发展，形成众多“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古国”，如满天星斗，各放异彩，凸显多元特色。

　　长江流域的凌家滩社会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社会选择“宗教取向”的发展道路。“天极宇宙观”是凌家滩和红山文化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世俗社会的领导者同时具有最高宗教能力和权力，可以在如同昆虫“蜕变”和“羽化”的通灵状态下，实现与神鸟的转化，与天极之神沟通，维护天极之稳定和宇宙秩序的正常运行。黄淮下游被称作“海岱”地区，此时期为大汶口文化早期。高等级墓葬即有超过100件随葬品，表现出明确的“礼制”特征。

　　仰韶文化庙底沟社会也取得显著社会发展。河南灵宝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调查显示，该地区的聚落数量和总面积急剧增长，出现超大型遗址和区域聚落等级分化。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40多万平方米。西坡遗址中心为广场，其四角各有一座大型半地穴房屋。西北角的房屋室内面积约200平方米，外有回廊，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是当时最大的单体建筑。但西坡大型墓葬中，并无奢华随葬品。很明显，庙底沟社会继承仰韶文化早期传统，选择了注重宗族整体团结和福祉的社会发展道路。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各地区在社会普遍发展的同时，相互交流也日趋密切。新涌现的社会上层人士为了获取远方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宣示自己超越本地民众的特殊能力，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形成链接各主要文化区的远距离交流网。彩陶之美、美玉之灵、斧钺之威、仪式之礼，广为传播。这样的交流使各地区成为共享文化精粹的共同体，即“最初的中国”，正是此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最初雏形，孕育出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最初基因。

　　距今5000多年，良渚文化在环太湖地区崛起，出现内外城面积约6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都邑、调节面积110平方千米的大型农田水利设施、被称作“王陵”的高等级墓地、标志王权和军权的豪华玉钺和蕴含“天极宇宙观”信仰的成套玉礼器，标志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高度发展、系统化宗教的形成和早期国家的建立，成为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大一统理想的形成和实践催生早期王朝和“文明型国家”

　　距今4300年前后，金属冶炼技术和小麦、羊、牛自欧亚大陆草原地带传播而来，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新鲜因素。

　　与文献中尧舜活动中心契合的晋南地区，陶寺文化蓬勃发展，以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为都邑，完成早期国家的构建。遗址发现确定节气的天文观测设施；大型“王墓”中，着意展示来自不同地区的仪式用品，以彰显包容四方的愿望和能力。《尚书?尧典》中“协和万邦”和“光被四表”的记载，或许正是以陶寺领导者的真实政治实践为背景的追述。“最初的中国”形成之初孕育的“统一性”基因，至此发展为政治理想，并被付诸实践。

　　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很可能对应夏王朝的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勃兴，继续实践“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构建。

　　以世界文明的视角观察，唯有中华文明的形成如此气魄恢弘、磅礴浩荡，在覆盖长江、黄河及辽河流域的面积近300万平方公里的“最初的中国”的范围内、以“多元一体”的形式展开。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河流域和中美地区等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形成空间远不及此。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历程中开辟的独特道路，以及在此历程中孕育的突出特性，是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根源。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历史中得出的重大结论，同时又是“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这一重大结论的理论前提。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这个民族最深厚的思想文化的复兴。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光照千秋的民族伟业，存往继世、赓续文脉，既滋养着一个民族不懈的奋斗精神，更昭示着一个民族光照日月的光明前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二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