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团委、中国社会科学网联合开设【社科青年说·学习标兵笔谈】之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邀请院第二届“青年学习标兵”代表，结合自身理论和学术特长，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畅谈学习体会，激发广大社科青年的学习动力和行动自觉，以新气象新作为担当新的文化使命，为奋力开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境界作出更大贡献。

　　朱尖，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北部边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北方民族史、中国边疆史、中国边疆学学科发展、遗产活化。已出版学术专著1部、主编著作1部（二作）。发表各类文章40余篇，其中发表在《民族研究》《文学遗产》《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核心刊物25篇。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专项1项、完成青年项目1项，其他省部级及以上项目3项。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6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了文化建设方面的“十四个强调”，鲜明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深刻理解“两个结合”、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等重大创新观点，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任务，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集中体现。与此同时，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研究阐释，坚持学以致用。现就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问题谈谈学习体会。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是“大一统”国家形态在文化层面的集中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列举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其中就有“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大一统”人文思想和政治理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历两千多年的传承与实践，夯实了“华夷一体”文化认同，缔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尽管历史上，中国曾经多有战乱，乃至出现分裂，但统一却一直是主流，中华民族在最危险时刻也没有分崩离析，各民族之间的互动融合反而不断深入、文化认同不断增进，追求统一、趋于统一、实现统一成为主旋律。

　　一、“大一统”夯实了“华夷一体”文化认同

　　中国形成和发展于亚欧大陆东部辽阔的大地上，伴随历史的演进，诸夏融为一体，形成与周边族群的并峙格局，逐步形成了“五方之民”的“族群观”。先秦时期形成的族群认知，与西方有着本质区别，更多的是从文化的角度看待民族差异性。华夏在文化和生产力水平相对处于优势地位，先进文化能够对周边产生积极影响，周边人群都可以学习华夏的先进文化，进而成为中国之人。

　　以上清楚表明，早在先秦时期，我们先人的一统思想早已超越了狭隘的种族观念，在尊重各民族生产生活习惯的基础上，通过教化引导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为逐步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文化基础。这一观念，被以后的历朝各代所推崇，我们可以在诸多文献中发现“因其故俗”或“因俗而治”的记载。西周时期，在“天下”“四海”“夷夏之别”等思想基础上孕育出了“大一统”的观念。故此，“大一统”的思想内核与以上思想有着紧密的关系，其思想内涵也因之得以丰富发展，不仅有“用夏变夷”“华夷一体”亦有“华夷之辨”“夷夏转换”。

　　随着秦汉王朝建立，“大一统”思想在实践层面获得长足发展。秦朝统一结束了战国对峙的局面，一个车同轨、书同文、地同域、人同伦、器同衡的中央集权国家为“大一统”创造了制度上的保障。汉承秦制，将“大一统”实践进一步推广。可以发现，秦汉将思想文化、礼仪制度的一体化设计，让文字符号和价值理念成为了各族共享的文化，这是“大一统”具备连续性和凝聚力的根本前提。无论王朝如何更迭，后继统治者是夏还是夷，都有“大一统”的政治追求。“华”和“夷”之间的界限逐渐淡化，“用夏变夷”“华夷一体”成为主流趋势。

　　按照“大一统”思想内涵，“华夷一体”尽管突出表现在“用夏变夷”方面，但华夷之间亦可相互转换。“用夏变夷”并非华夏化，更非汉化，而是历代王朝统治者希望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一体化”而实现政治秩序稳定发展的另类表述；这种“华夷观”也被夷狄所接受和利用，成为他们政权建构，争夺中华正统有力的思想武器，夷狄入主中原多以华夏先王之后自称，认同大一统理念，在文化上以华夏后继者自居，并积极加入了正统之争。由此，“正统”并非“华夏”所独占。“大一统”思想所蕴含的文化观是包容开放的，而非暴力征服，体现为尊重差异性的同时，又通过国家政权调整差异性，逐步实现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提升，最终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华文化。在“大一统”思想的主导下，各族群产生了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共同的心理认同，并发展为中华民族不断凝聚的精神动力，成为了建设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

　　二、“大一统”缔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大地上的人群为了生息繁衍，形成了不同规模的政治体，创造了“万邦林立”的古国时代。夏朝的建立结束了黄河流域的部落纷争，并以王畿为中心形成了势力范围。其后出现的商、周虽然在夏朝疆域的基础上拓展着自己的疆域，但王的直接管辖区域依然局限在王畿的范畴。这一时期统治者形成了以王畿为中心的天下观和疆域观。从秦朝开始，“大一统”实践获得长足发展，秦并六国、行郡县，实现了对中原九州的“一统”，并北击匈奴、南征百越。汉在秦的基础上郡县范围进一步扩大，东瓯、闽越、南越相继进入郡县管辖范围，开发西南夷，经略海疆，拓展了秦朝以来的南部疆域，并通过设置边疆民族事务机构和官职，对郡县区域之外更广阔区域实施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管辖和治理方式。在《史记》《汉书》等文献中，对秦汉疆域范围也有了较为清晰的记载。秦汉的大一统实践，奠定了我国疆域的基础，为各民族共为一体创造政治条件和地理空间，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进一步统一，“夷夏”一统的观念得到加强。

　　秦汉之后，中华大地存在着诸多王朝或政权，它们也存在不同形式的疆域和边界，特别是被称为“正统”的历代王朝大都试图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大一统”统治体系。《新唐书》《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在记载相应的王朝疆域时多以秦汉的疆域为参照，或者作为突破的基点。正是这种“大一统”疆域观的影响，激励着中华大地上诸多王朝或政权的统治者在秦汉郡县的基础上，开疆拓土，将更大范围的区域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轨道。1840年以后，经过百余年的斗争，中华民族突破重重困难，最终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富饶辽阔，这是各族先民留给我们的神圣故土，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美丽家园。

　　三、“大一统”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概念是近代才有之，但中华民族的实体早已存在。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这个中华民族实体即中华民族共同体，“大一统”思想与实践则是这一共同体形成的主导力量。

　　先秦时期是中华文化的创生期，奠定了此后几千年中华文化的发展基础。考古学证实，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经历了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再到“多元一体”的过程。在“大一统”思想的主导下，先秦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形成了诸夏群体，而“五方之民”则是当时中华大地族群分布的基本格局。历经夏商周三代，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早的政权，也促成夏人、商人、周人的融合，到西周基本融为一体，成为华夏族的主要来源。中原华夏因具有文化的先进性，早期的分散文明逐步向中原聚合，不断华夏化，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文化深度交融，这也是“用夏变夷”的过程。秦汉以来，五方之民演变为夷夏之分，夷夏变换、互动、融合愈发强烈，并演化为对华夏的继承和正统的争夺，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

　　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过程中，尽管经济和文化上占有主导地位农耕族群将“华夷之辨”或“守在四夷”作为处理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之间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但这一指导思想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无论是农耕族群还是游牧族群，都在积极践行“大一统”思想，并没有把“夏”和“夷”割裂开来，也没有将“夷”排斥在“天下”之外，反而是以一统为前提，一方面认为“夏”“夷”是可以变化的，另一方面认为“夏”“夷”共同构成了“天下”，逐步推动二者的一体化。这一观念的形成并不断强化，正是“大一统”思想和实践带来的直接结果，而这一结果则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壮大起到根本性作用。

　　数千年来，“大一统”理念早已根植于中华各民族的心灵深处，形成了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向心力。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各社会阶层无不以国家统一、疆域完整、民族团结、共享太平为价值追求。以“大一统”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具有共同的国家认同，即“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具有鲜明的共同体理念，即“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具有坚定的爱国信念，即“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有其清晰的历史逻辑。今天的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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