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通信事业建设，建立健全通信业务管理体系，建设以延安为中心的战时通信网络，努力培训通信技术人员，多方筹措通信装备器材，积极开展通信业务建设，以无线电通信为主，综合运用其他通信手段，保障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抗日游击队的统一领导与战略指挥。

　　建立健全通信业务管理体系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和敌占区“犬牙交错”的状态，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根据地的指挥主要依靠无线电通信进行。1938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加强无线电通信工作的训令》中指出，游击战与运动战中无线电通信占据重要地位。如果对这一工作松懈或将会影响到战争的胜负。全民族抗战期间，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通信联络特别是与无线电工作有关的决议、指示、命令、训令等文电，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的6份，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处名义下发的17份，以中央军委名义下发的27份，对通信事业建设作出了详细安排和周密部署，对通信联络特别是无线电通信的地位作用、组织运用、保密安全、法规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为通信事业的组织建设、业务建设和作风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着眼抗日战争的通信保障需要，适时进行组织调整和业务建设，大力发展军委三局（通信联络局）机关与直属单位、八路军和新四军及各根据地的通信兵力量，建立健全军委三局统一领导下的通信业务管理体系。军委三局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统一编配八路军、新四军通信兵，调配通信领导干部，调整通信人员和通信器材。八路军改编之初，总指挥部和各师、旅分别建立无线电大队、中队、区队，一部电台为一个分队。总指挥部和各师通信营下设有线电大队、运动通信分队，各旅、团设通信连、排，配置有线电话。随着八路军深入敌后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电台数量和通信人员逐渐增加。到抗战胜利时，八路军通信兵数量已达到总兵力的5%左右，团级单位部分建立了无线电分队，大多数建立了有线电话分队。新四军改编时，军部建立无线电大队和有线电、运动通信分队，各支队建立无线电分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成立无线电总队，各师成立无线电大队或中队。1942年，新四军无线电台总数达到108部，报务人员335人。军委三局还为八路军、新四军各地大多的办事处或联络处配备了无线电台，并派出通信干部，配备通信器材，协助各根据地组建通信领导机关和通信部队。

　　建设以延安为中心的战时通信网络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保障党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等党政军各系统的通信联络，军委三局以直属的6个无线电分队为基础，组建了6个无线电通信网，包括1个新闻广播网、2个党中央联络网、3个军委指挥网。到1940年，军委三局直属电台增加到8部，按照工作性质和联络对象组建了8个无线电通信网，包括党中央联络网、军委联络网、情报联络网、新华社联络网、军委战报联络网、保安部队联络网、留守兵团联络网、边区商业情报联络网等专业通信网，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的“八台八网”战时通信网络，利用无线电通信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战略指挥通信系统，有效保障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各部队、各根据地、各公开战线和秘密战线的指挥与领导。此后，军委三局不断健全和调整无线电通信网，优化无线电组织管理方式。1941年12月组建了无线电集中台，1944年9月成立了中央军委无线电总台，还在延安建立了以新华社为中心的新闻通信网，在延安和华北各根据地建立了气象观测通信网，使延安总部无线电通信枢纽的工作条件得到改善，无线电通信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

　　为保障延安各党政军机关内部及相互之间的通信联络，军委三局经过两年努力，基本建成了延安地区的市话通信网和陕甘宁边区的长途有线通信网。延安市话通信网包括专线电话和普通电话两种用户共约170个，以延安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长途通信干线有6条。

　　加强通信技术人员培训和通信装备器材筹措 

　　八路军、新四军初改编时，只有无线电通信人员196人，有线电话通信技术人员更少。加速培训通信技术人员的重任主要由军委三局通信学校承担。至1944年6月，该校共培训报务人员639人，轮训通信干部70余人。1938年之后，通信人员的培训逐渐形成军委三局通信学校与各根据地、各部队共同负责的局面。八路军总部及所属各师和新四军军部先后开办各类训练班（队），培训急需的无线电报务人员。据不完全统计，各根据地、各部队共培训通信技术人员（主要是报务人员）3800余人。到抗战胜利时，八路军、新四军的通信技术人员发展到近5000人。军委三局还于1940年元旦创办《通信战士》杂志，宣传通信技术知识，毛泽东题写了刊名。毛泽东给通信战士的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刊发在1941年10月10日出版的该刊第二卷第一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通信战士的斗志。

　　为打破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军委三局主要通过四种渠道筹措通信器材：一是到大后方购买，二是经多种渠道在敌后购买，三是战场缴获与民间收集，四是自修自制机件与发展代用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高度重视通信器材筹措，把通信器材与军火、医药、纸张定为四大重要物资，拨出大笔经费，要求各级、各单位积极完成采购任务。在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军委三局和各根据地通信部门，通过统战关系、地下党组织和爱国商人等多种渠道，采购了多批通信器材。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采购运输通信器材更加困难，军委三局和各根据地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自修自制通信器材。1938年5月军委三局在延安筹建通信材料厂，各根据地也陆续成立了通信器材修配厂或电工材料厂，开始制造无线电元件、装配小型电台，极大地缓解了通信器材短缺的问题。1940年7月7日，毛泽东为延安通信材料厂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信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据统计，八路军、新四军1937年改编之初只有无线电台34部，1939年为223部，1941年为355部，1943年达到500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发展到近700部。

　　总之，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延安为中心的通信事业，成为对敌斗争中沟通信息的“红色桥梁”，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支持，还为党中央决策部署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毛泽东当年赞誉通信战士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广大指战员把通信联络比喻为“首长的耳目，军队的神经”。

　　（作者系西安邮电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讲师）